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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研究第四十九集民83年7月頁1-29從報業自動化與勞資關係反省傳播教育馮建三《中文摘要》相較於美國、澳洲及英國等英語系國家，一九八○年代中期以來，台灣各家報社陸續引進的編採自動化過程，可以說是相當平順，引發的衝突最少，原因是什麼？是不是我國報業結構受到自動化的衝擊程度，（遠）低於這些國家？而這樣的情況又具有什麼意義？學術界是不是可以從中汲取一些什麼經驗，啟發教學及研究的方向？為了要探討這些問題，這篇論文將先簡短釐清報業自動化的三種內涵，由此引出判準，作為評估後續文字的依據；其次，本文轉入主題，敘述前舉英語系國家及台灣報業自動化的歷程、自動化的社會文化意義，重點之一放在勞資之間以及不同勞方之間的關係之探討；最後，筆者嚐試由前面的討論，反省大眾傳播學術界，可能應該優先作些什麼樣的回應。壹、三種報業自動化自動化指的是，以非人的物理方面的機械力，取代人的勞動力之過程。自動化的出現，並不是造成全球經濟危機的原因，事實上，它是對此危機的「回應」（aresponse），先有經濟危機，後有自動化引進勞動過程的驅力，但在社會關係仍然是由資方主宰科技、引進速度與條件任憑市場機能決定，而其目的在於追求資本積累的情況下，自動化只能加浚危機的深度（Kaplinsky,1984：8-15）。其次，雖然自動化不等同於電子化（ibid.25-6），但就新聞等文化事業而言，電腦及電信的引進無疑是晚近最為重要的自動化進程，因此，本文選取報業為對象，依據電腦電信設施引進新聞編採過程以後的影響類型，畫分三種性質的「自動化」。第一種自動化的影響，在於它轉變了「空間因素」對於編採工作的牽制，克服地理的障礙，使得資本累積更能快速進行。傳統及目前最常見的新聞稿寫作，必須回到新聞機構內部（一棟大樓）進行，但透過手提電腦及行動電話的結合，「今天的記者可以坐在樹下，在他膝上……的手提式電腦上，打上……新聞稿，．…接幾個鍵，就可以把……新聞，從空中傳到百里遠的報社編輯室」。（1）這種方式的報業自動化，不妨稱之為「空間」自動化。第二種自動化的影響，在於它讓相同的產品，輕易可以轉換形式，達到多次利用的效果，從而以分散風險或降低生產成本等方式，有利於資本的增殖。在報紙內容還沒有透過電子數據化的儲存以前，如果要重複利用某筆報紙資訊，唯一的方法是剪報。但自動化以後，情況完全不同，在理性化運作發揮至頂點之時，報紙等印刷媒介的業務內容，甚至可能產生根本性變化，消費對象為一般人的「新聞」，從原本是該媒介最主要的收益來源，退居第二線，而消費對象為特定人士（如股票族、期貨族、外匯族等工商用戶）的（如，財經）資訊，躍居成為最主要的收入。（2）這種方式的報業自動化，不妨稱之為「產品形式」自動化。第三種自動化的影響，在於它改變了勞動過程，不但變換了勞力部門的勞動方式，同時也衝擊了勞心的方式，有助於資方控制勞方。這部份是本文討論的重點，現在只需要引述若干（未來之）勞心者（編採人員）對於編採自動化的反應，略作說明。聯合報的資深記者曾清淡說：「報社將來要全面電腦化。為了要保住飯碗…‥只有硬著頭皮猛K『日月金木水火土』了」。（3）新聞大眾傳播科系的學生，被詢及相關問題時，主要的反應之一是：「趕快學打字，混碗飯吃」（馮建三，1992：59）科技來了以後，已經先在勞動者心中，引起震盪。這種方式的報業自動化，不妨稱之為「勞動過程」自動化。貳、澳洲、美國、英國與台灣報紙的「勞動過程自動化」演變概況傳統的印刷事業，是勞力密集的產業；非但如此，印刷業的排印鉛字的過程，同時需要一些具有技術能力的勞工，而在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這個行業的勞工參加工會組織的比率也相當的高。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方視排印工為眼中釘，企圖透過新科技的引進，一方面壓低排印工人的需求量，再也為了多增添幾分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是可以理解的資本邏輯。一九八一年，歐洲同類組織中，規模最大的「英國印刷公司」（theBritishPrintingCorporation,BPC）的最大債權人「西敏寺銀行」（theNationalWestminsterBank）指控印刷工會是阻擾BPC「進步」（亦即獲利）的最大障礙，固然是資方的藉口，但也反映出排印工人被當作代罪羔羊的事實（Marshall,1983：57）。（4）在資方進逼之下，首當其衝的是勞工的失業問題。以美國為例，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紐約的出版人與印務工會開始談判，協商引進電子組版等自動化設備。其間，以一九七四年五月因此而發生短暫勞資爭議的紐約《每日新聞報》（theDailyNews）為例，使用新設備與舊有的長條活字鑄造機（linotypesetting）的印務工人數比例，是35：900。在資方節省人力如此巨大的誘因下，勞方於同年八月與資方達成協議，後者付出尚稱優沃的補償，取得在十一年之間自由引進新技術的權力。（Griffin,1984：43,50）澳洲方面，一九七六年九月，雪梨的印務工會（thePrintingandKindredIndustriesUnion）與其事業主JohnFairfax&SonsPtyLtd發生糾紛，展開罷工，爭執點是「誰」能使用電腦輸入文稿，八週後，工會於同年十二月回到工作崗位，同意靜候司法單位的裁決，定奪文稿鍵入權。次年，法院裁定記者及白領員工得有這個權利，於是印務工會與資方協議（一九七八年八月），後者同意不強制裁員，但提供職務更換的機會（薪資可能低些）、也安排自動離職（離職給付是一年資歷給付三週薪資）（ibid.：43,49）。英國的情況比較不同。當美澳的出版人大獲全勝的時候，倫敦的NationaIGraphicalAssociation（NGA）成功地使《泰晤士報》（theTimes）關閉十一個半月，之後，又在一九七九年逼使資方同意他們的印務工，擁有排他的權力，輸入電子文稿及電子組版。為什麼英國的印務工人，能夠在引進新電腦排印及組版的抗爭中，取得勝利？除了英國的社會結構及文化價值，相對有利於勞工在紛爭期得到較多的民意支持；除了資本家策略及彼此合作程度以對付勞方的能力，英國不如美國以外，英國印務工在這段期間內，猶然能夠有效扼止資方挾科技的進攻，最重要的因素是勞工階級本身的凝聚力足夠，其各個組成的群體比較團結。以本例而言，印務工、編採記者與其它白領工人之間，發揮了合作精神，是資方潰敗的主要原因。在罷工至第五個月時，泰晤士報計畫移至西德的法蘭克福印報，但該市的工人以包圍市內的印刷廠、甚至安放炸藥的方式，支持英國工人；此外，這個事件也意外造成原先關係對立的NGA與「英國記者工會」（NationalUnionofJournalist，NUJ），攜手共進，對抗報老闆。就關於直接輸入文稿這個問題，NUJ發表聲明，宣示他們的政策是：「除非印務工會自行同意放棄這個權利，否則NUJ將不與資方談判直接輸入文稿這個傳統上屬於印務工會的工作」（Griffin,1984：52）。（5）然而，英國這場環繞報業自動化而起的勞資爭議，資方先輸後贏。一九八三年，NGA與報業主EddieShah興訟，非但落敗，而且招來史上最巨額的蔑視法庭的罰金英鎊三十七萬五千。（Whitaker,1987：241）這已是一葉知秋的徵兆，NGA於一九八五年開始與經營管理階層談判，然後在一九八六年元月二十五日，跨國媒業鉅子RupertMurdoch將傳統印務工送進了墳場。他處心積慮的步署、利用已經更易的勞資爭議法規，透過對NUJ的分化與對電子電訊工的賄賂而達到使勞工無法團結的目標，在一夜之間成功地解僱五千餘名傳統作業所需的印務等工人。到了一九八八年元月，又有一萬五千四百人因為資方全權決定新科技的引入方式，致而失業，倫敦報業印務工人，只剩下一萬四千多人（馮建三，1992：54-5；SeIf,1990：52）。但勞資對抗的進程，並不因為任何一方取得勝利而停止，英國報業記者沒有能夠與印務工採取一致立場，是資方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兔死狗烹，報業主掌控了印務等勞力過程、從中汲取剩餘價值的目標達成以後，也就轉而對付記者，企圖再透過記者直接輸入文稿的要求，改變記者的勞動過程，從中榨取更多剩餘。其間，雖然NUJ曾經成功地防衛本身的利益，（6）但終究逃不過「僱主的進攻……也就是僱主先立定了明確的目標，然後透過計畫有致、有意識、廣泛而步驟一致的行動，攻擊（按：NUJ的成員）」（Gall,1992：9）。首先是記者（指威爾斯與英格蘭的記者，下同）以集體協約的方式與僱主簽訂工作合同（housecontracts）的慣例，從一九八七年以後，開始出現不再被僱主承認的情況，取而代之的是記者以個別受僱員工的身份與報業主簽約（Personalcontracts），到了一九九二年則大多數地方與全國發行的報紙之記者，已經盡數進入了個人的簽約模式，每位記者的薪資與工作條件都只能各顯神通地與業主打交道，工會的集體力量喪失了，結果是僱主更可以對這塊「成本（按：包括薪資、人員額度配備、裁員給付與工作條件）尚有削減餘地的部門」，施展祿山之爪，造成個人條約簽定後二年，整體薪資降低。最後，尚須注意的是，僱主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通常使用的策略有三個。第一，答應協商以讓記者心存希望，降低他們氣憤的程度。第二，允諾升遷或額外給付作為誘導記者簽約。第三，組成「罷工剷除小團隊」（strikebreakers），包括主編、助理編輯及若干資深幹員，配合一些人數較少而不肯參加罷工的記者，使用更多的通稿及通訊社稿件等等（ibid.：10，12）。台灣方面，自從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的《聯合報》頭版出現國內第一個以電腦檢排的報紙以後，台灣算是進入了報業自動化的列車，但一直要到一九八八年元月前後，由於報禁解除象徵各報的競爭加劇、電腦中文軟體較為發達之後，這個列車才算加快了速度，而記者直接輸入文稿的情況，則是一九九一年入秋以後的事，但大抵僅及於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尤其是前者。（7）相較於前列三個英語系國家，台灣的報業主引進電腦與生產其報紙商品時，可以說境遇最為順利，似乎沒有遭遇任何嚴重的挑戰。先就資方的策略來說，透過形式不一的方式，散布印像，讓記者覺得學電腦輸入，天經地義而不可走避、代表了進步的精神，或是以實質的誘因，鼓勵記者向報社低利或免利借貸，購買個人電腦自行練習輸入，宣示報社的電腦化政策及進程，要求記者配合等等。最常見的情況是資方在內部刊物登載記者的學習經驗，以輕鬆「有趣」的文字，化解記者恐懼機器的心理狀態，「起初有些怕怕，恐懼被報社與時代排斥；再接著就是在報社的鼓勵下，用心學習，發現原來並沒有那麼困難。最後則是『不可一日無此君』」（馮建三，1992：56）。或是由組訓單位呼籲記者「全面響應『中文報電腦化』的目標而努力。讓我們一同為『正練習中』的記者同仁加油！」（王淑華，1992：23）。（8）總而言之，對於電腦輸入文稿這個涉及本身工作過程的措施，台灣的記者並沒有強烈不滿之意，既然如此，則另一個層面的電腦化，亦即涉及鉛檢工轉為電打工的過程，以及記者自行輸入文稿之後將另有一批電打工因而失業的問題，本地的記者似乎更不可能感同身受，因此發生於美澳英國等地的記者與印務工、白領工的團結與分裂之問題，在台灣變成了不相干的現象。蔡綠君於一九九○年四月訪問了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立晚報、青年日報與中央日報的總編輯、印務部及資訊部負責人，提及印務員工意識到了失業、時間被剝奪等問題，因此情緒常有低落的現象（蔡綠君，1990：29）。一九八七年自立報系改為電腦檢排，並未安排人員安置及訓練計畫，從傳統鉛排到電排，社力的立場是「整批換血，聘用年輕的女孩子較有耐性並便於管理」，而「決定留任人員又被視為完全出自主管的個人好惡和主觀意識」，因此引發怠工事件，持續一個多星期，報紙延遲出刊半至一小時，見到這樣的反應，社方決定「提早全面自動化的腳步」。同年十月改為全面電排以後，共有22人辦理退休（資方按勞基法支出1121萬）、34人遭資遣（資方付資遣費400萬）（自立工訊，1992年5月25日：2-3）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八日，《新生報》一百二十名檢排員工聯合發表聲明，表示不滿該報資遣他們的方式。因為省政府所屬的新生報以報紙編印的自動化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