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1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毕天云[关键词]韦伯；现代性；理性化；马克思；哈贝马斯[摘要]现代性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本文分析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和现代性的命运等思想，并与马克思、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比较，最后讨论了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意义。众所周知，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最早产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西欧）并非出于偶然，它既是欧洲社会思想发展的结果，更是欧洲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现代性不断孕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以现代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性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性问题是贯穿社会学发展的一根“红线”，现代性问题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当今国际知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早在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的社会学观点，皆根植于他们对现代社会形式之基本结构与发展趋向的不同观念上。”[1]英国的另一位社会学家尼格尔·多德在199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与现代性》一书中，以“现代性”为主题线索，介绍和评析了“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有代表性的十五位社会学家的现代性思想。[2]韦伯，作为古典社会学的三个大家之一，他的研究视野当然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游离”于社会学的“中心主题”之外。特纳（BryanS.Turner）认为：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理解韦伯对其事业的看法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看作对现代性性质的孜孜探求。”[3]目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在学术界炒得沸沸扬扬，要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真谛，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返回古典”，看看讨论现代性问题的“祖师爷”们“说过些什么”，后人从中能“得到些什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韦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在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现代性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解韦伯的现代性思想，首先要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韦伯晚于马克思46年出生，在他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在思想界和政治“场域”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主要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韦伯则主要生活于资本主义从“自由时期”向“垄断时期”过渡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竞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换法则由于垄断的形成而显得软弱无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物质生产方面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人间奇迹，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逐步衰落和丧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韦伯阐述了他的现代性思想。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韦伯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4]这段论述集中地表现了韦伯的现代性思2想。韦伯认为，理性化、理智化是他所处时代独有的，换句话说，在韦伯看来，人们现在通常所称的现代性是以理性化或合理化为基本特征。韦伯指出，理性化渗透和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①经济理性化。韦伯认为，经济理性化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体现理性化特征的合理性的组织，因为它把经营活动与家庭分离开来，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仅是一个消费单位；它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薄记）精于计算，计算越是精确，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程度就越高；它是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这是现代西方的独特现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则只有一些迹象；它在技术上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依赖现代科学，尤其是以数学及准确而有合理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韦伯认为，这一切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②行政理性化。韦伯说，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按章办事的行政管理制度与之匹配。在韦伯的眼里，在国家机构的诸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集中地体现出理性化的特点；官僚制是最符合理性要求的行政管理类型。因此，行政理性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官僚制化，“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5]“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和有关的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6]③法律理性化。在韦伯的心中，行政理性化与法律理性化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法律的理性化就没有行政的理性化，法律理性化是行政理性化的保证。台湾学者陈介玄在“韦伯论西方法律合理化”一文中指出，“在韦伯看来，西方法律体（bodyoflaw）有诸多不同的理性层面，依此，许多可能的法律思想朝向合理化发展。其中，最基本的两个思想元素乃是‘通则化’(generalization)和系统化(systematization)。所谓‘通则化’是指将与具体个案之判决相关联的理念，化约到一个或多个原则上，亦即一个或多个命题上；所谓‘系统化’，乃是所有分析蜕化之法律命题的整合，因而，构成了逻辑清晰、内在一致，且至少在理论上无裂缝之规则体系。”[7]陈介玄还进一步从法律内在层面的合理化和外在层面的合理化两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韦伯有关西方法律理性化的思想。[8]④文化的理性化。在韦伯那里，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即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正如哈贝马斯所总结的：“韦伯把那种除魅过程描述为‘理性的’，该过程在欧洲导致了宗教世界观的瓦解，并从中产生出世俗文化。随着现代经验科学、自主的艺术和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道德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出现，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使我们能够根据真理问题、审美问题和道德-实践问题的各自内在逻辑，来完成学习过程。”[9]关于文化理性化的具体表现，韦伯分析了音乐的理性化、建筑的理性化和道德的理性化等，重点阐述了音乐的理性化，包括音乐乐理层面的理性化和音乐乐器层面的理性化及其音乐理性化的社会因素和3承携者。⑤个人的理性化。按照韦伯的观点，个人的理性化集中表现为渗透在新教徒生活中的伦理理性主义和新教徒行动的准则——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伦理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因素之一，并着重分析了在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的新教徒的入世禁欲天职观怎样成为一种社会行动，而在其后的发展中，又怎样逐渐与原来的宗教神学相脱离，并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合为一体的。韦伯说：“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10]又说：“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1]，即世俗的生活指导有其宗教的基础。最后，这种以天职观念和为职业劳动献身的精神的特殊具体的理性思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全面系统地渗透在一切生活领域。韦伯不仅从横向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理性化的表现，还从纵向的角分析了现代性的展开——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是韦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是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术语。他从这一核心概念出发研究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认为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何谓理性化?在韦伯那里，其基本含义是指理智的思考和计算。它是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所使用的，而不是来自事物本身的概念；同时，这一概念具有相对性，只有在人们从特定角度观察事物时才有合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事物本身则无所谓合理性与非理性。例如，对于一个不信宗教的人来说，任何一种宗教的生活方式都是非理性的；对于一个享乐主义者来说，任何一种禁欲规则都是非理性的。[12]在西方学术史上，“理性”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韦伯对“理性”和“理性化”概念有着独特的理解。关于“理性”，韦伯曾使用过“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等概念。韦伯在对人们的社会行动进行分析时，把社会行动分为合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两大类，其中合理性行动又分为工具（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两类。工具理性的行动“是由关于环境和人类的其他客观行动的期望所决定的行动；这些期望被用作获得活动者自己理性地追求和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价值理性的行动是“由对于某些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他行为有意识的信念所决定的行动，它并不取决于它的成功的前景。”[13]在观察理性化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时,韦伯又常把合理性区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韦伯说：“一种经济行为的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的程度。相反，实质上的合理，应该是指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为的方式，从曾经、正在或可能赖以观察的某些（不管方式如何）价值的基本要求的立场看，允许用货物供应现存的人的群体（不管其界限如何）的程度。”[14]这里，形式合理性主要表现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实质合理性则主要归结为目的与后果的价值。在韦伯那里，工具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基本同义，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意义也基本一致。据韦伯的观点，形式（工具）合理性与实质（价值）合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张力：从工具或形式合理性出发，价值或实质合关于音乐理性化的详细讨论，参见陈介玄的论文“韦伯论西方音乐合理化”，载《韦伯论西方社会的合理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23-178页。4理性行为是非理性的；反之，从价值或实质合理性的观点看，纯粹工具或形式合理性又是实质上非理性的。韦伯说，理性化是“这样的知识和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15]而技术与计算就是形式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的运用，这样，也就是形式是理性的而实质是非理性的。因此，根据韦伯对理性化的看法，作为过程的现代性——理性化——实际上是形式（工具）合理性的扩展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离、冲突，以及形式合理性压倒实质合理性，占据社会各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过程。所以，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过程或者说西方近代社会合理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形式合理化”而“实质不合理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反之，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则是一种“实质的合理性”和“形式的非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形式合理性比实质合理性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韦伯的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在回顾社会主义国家80余年实践的酸甜苦辣中，韦伯在20世纪初近乎先知的思想，再也不能无视其合理性和真知灼见了。依笔者浅见，韦伯这一观点实质上“点到了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效率与公平这一难题的髓”，它不仅反映了两种社会制度中长期存在的效率与公平不平衡的事实，而且指出了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同时兼顾是何等的艰难，人类将继续在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冲突的困境（或者说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苦苦求索。韦伯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他以一种高度的热情讴歌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理性化，更在于他以一种冷峻甚至是残酷的眼观指出了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命运。韦伯虽然不是一个“算命先生”，但他确实具有“留情不算命，算命不留情”的气质和风度；他在为人们展示现代性的美好的一面时，也指出了现代性的另一副令人不悦的面孔。韦伯给现代性“算命”的结果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这种略显凄怆和悲凉的命运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