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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及文化研究“批判/文化研究”只是一个广漠、松散的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严密的派系。广义的传播批判理论是指在批判的取向基础上，一种广纳百家的传播学研究流派与主张，其共同特征是一方面反对美国传统学派以量化为主的微观传播研究；另一方面多援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试图从宏观的角度解释社会权力结构的运作以及媒体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媒介批判理论Presentation：新新人类与大众文化一周传媒观察法兰克福学派与大众文化（补充）文化研究乔姆斯基鲍德里亚作业关于作业读书笔记：第13周交；在推荐书目中选取，叙述原著梗概或精华内容不超过1/3,应有理论归纳及个人见地。字数2000－2500字。课程论文：14周交；选题为媒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是课堂之外的知识，但要切题。字数2000－3000字。媒介批评文章。14周交。具体分析、批评媒介现象、产品或媒介行为，要求结合实际，融合理论知识，最好用到媒介批评的方法。字数1500字左右。点评：第16周。广义之广媒介作为文本媒介作为机构媒介作为文化媒介作为文本形式主义分析理论•符号学分析•叙事学分析•后结构主义分析意识形态批评•意识形态批判•女性注意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媒介作为机构——机构批评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公共领域分析媒介作为文化——文化批评理论文化工业分析流行文化分析狭义的传播批判理论，即指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马丁·杰伊：“所谓‘传播批判理论’，在其特定意义上，即指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批判”包括三个层面：思想层面，指的是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社会层面，强调的是社会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国家层面，侧重于意识形态批判（政党意识形态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霍克海默认为，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存在着区别。批判理论从历史分析中所推出的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观点，特别是有关符合整个社会需要的社会合理组织的思想，内在于人类的劳动中，但是，却未能被个人或共同的即精神所正确地掌握。”霍克海默宣称：“在目前这样的历史时期中，真正的理论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正像与理论相应的社会不能称之为‘生产型’的社会一样。批评学派的派别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科尔施以及现代哲学流派的一些观点，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作用。维格斯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史》（学术制度合法性）：一个制度框架（社会研究所）一位卡里斯玛（charisma）型的领袖（霍克海默）一部宣言《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使命》一个新的范式（批判理论）一份机关刊物《社会研究杂志》和后来的《社会研究所论丛》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历史最为悠久的批判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大、最主要的一个派别。前身是1923年在德国出现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因其成员都曾在德国美茵河畔的该所工作过而得名。霍克海默1930年接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为该所确定了新的研究方向——“社会哲学”，并制定了“社会批判理论”作为“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法西斯上台执政，研究所迁至美国，先后从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该所从对法西斯的研究出发，开始了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进行系统的批判。40年代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回到西德，重建研究所，与马尔库塞等人在美国的研究所遥相呼应。法兰克福学派因走向社会而步入盛期。因内部的冲突和60年代末的学生“造反运动”，法兰克福学派70年代末走向衰落。第一代是霍克海默，以《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为法兰克福奠定了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第二代是哈贝马斯，用《认识与兴趣》为批判理论奠定一个规范的研究框架。1962年，出版博士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授课资格）；50年代至60年代末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批判实证主义，《理论与实践》、《迈向理性社会》、《认识与兴趣》为此期的代表作；70至80年代，他的理论从分析语言行为发展到“交往行为理论”，此期的著作以1981年发表的《交往行动理论》为代表。第三代现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霍耐特（AxelHonneth），纲领性文章为《关于社会研究所的未来》。第四代如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的佛斯特（RainerForster）和政治学系的尼森（PeterNiesen）。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提要·文化工业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理论基点。不读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就没有资格来谈大众文化。“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于1947年在荷兰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首次提出。作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最大功用在于应用和操作。体现在精神生活方面，即造就一种文化工业，其触角——广播、电影、报刊杂志、广告等等紧紧操控着人们的心理和感受。而它之所以具有这种操纵性、压抑性的特点，是源于大众文化的生产特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受商业价值的支配，文化的产生变成了文化的生产。后者的目的是获得利润，一切成果都是预先计划好的，以便经得起市场的竞争。文化工业的特点文化工业体系产生的物质基础即自由主义工业国先进的文化手段。文化工业产品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的风格，缩小了一般公众与特殊人物的距离，混淆了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的界限。美国导演：影片必须把11岁的智力水平考虑进去。文化工业的本质是赚取利润。文化工业产品构成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扼杀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阿多尔诺1975年《文化工业再思考》文：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的草稿中，他和霍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Culture）一词。起初就将“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最大限度地区别开来。后者“仿佛同时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而前者“把古老的和熟习的熔铸成一种新的品质，在它的各个分支，特意为大众的消费而制作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性质的那些产品，或多或少是有计划地炮制的……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阿多诺建议对“文化工业”中的“工业”一词，不要仅作字面的理解，认为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西方的电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文化工业以科学技术的机械化生产为前提，由于其生产者不再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少数精英，而是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因此，文化工业表现出通俗、易于传播和形式上大量重复、缺乏创意的大众口味。“虚假的需要”“虚假的需要”就是那些对压抑个人有特殊的社会利益所加给个人的需要：即一些使劳累、攻击性、痛苦以及不义永恒化的需要。马尔库塞：《单面人》，1964。马尔库塞:《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之研究》用单向度(One-Dimensionality)一词概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在工业文明发达的地区，各种各样的社会控制其实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技术控制。这种控制极大地侵犯和削弱私人空间，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对现状的反对能够在其中扎根的思想的那个‘内心面’被削弱了。否定的思考能力——理性的批判能力——在其中活跃自在的这个面的丧失……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现象。”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否定和批判的原则这一“第二向度”，只剩下屈从于现存社会制度的单一向度。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出处：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务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从事业务的或职业的人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联合体隶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并由责任去服从。当他们在不从属于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地意见。当这个公众的规模较大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哈贝马斯简介60年代被誉为前西德当代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1954年他完成博士论文，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两年后他担任法兰克福研究所阿多诺的助理。在歌德堡大学执教20年之后，任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和社会学教授。他在早期基本上继承法兰克福学派前期的批判传统，对资本主义和科技理性颇多批评。1962年出版取得大学授课资格的博士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其此期的代表作；50年代至60年代末，他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批判实证主义，《理论与实践》、《迈向理性社会》、《认识与兴趣》为此期的代表作；70至80年代，他的理论从分析语言行为发展到“交往行为理论”，此期的著作以1981年发表的《交往行动理论》为代表。在批判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德语：“offentlichkeit”）和沟通理性(communicationrationality，又译“交往理性”)的概念。1961《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初版序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可以被理解为集中形成公众的私人的领域。他们很快开始利用那些官方控制的信息报刊的公共领域来反对公共权力本身，用这些报纸、以及具有道德的和批评的取向的周刊来从事有关一般规则的辩论，这些规则控制着他们自己的本质上是私人的但同时又与商品交换和劳动等与公共相关的领域的关系。”1998年对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景天魁研究员的回函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Lesegesellschaften)、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艺转到了政治。这种联系和交往网络最终成了处在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之间”或“之外”、但与两者“相关”的某种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一方面,在这些系统中,每一种都满足特定而且有互补性的生产和分配功能,同时在另一方面对决策进行集体性约束。对我们来说有趣的是其政治功能,即自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这种新型的市民社会在宪政国家框架之内可以承担的功能。市民社会提供了在政治问题上多多少少是“自由的”舆论能够产生的土壤——一种通过民主参与的法律渠道转变为公民的交往权力的公共影响。媒介与公共领域转型“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有些情况下，人们把国家机构或用来沟通公众的传媒，如报刊也算作‘公共机构’”。随着书籍和报刊杂志媒体的运作、销售和消费形式的变化，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电子传媒的兴起，广告获得新的意义，娱乐和信息的不断交融，所有领域趋于集中化，以及自由主义协会和地区公共领域的瓦解，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又一次发生了转型。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从一种意识形态观点的报刊向商业性报刊的转变几乎同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从私人的文学报刊向大众媒体的消费服务的转换过程中，公共性的领域被私人利益所改变，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传媒商业化及“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持悲观的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思考的空间萎缩至最小，在跨国媒介财团及广告漫天铺地的广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