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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孩奴”现象传媒炒作的负效应和实证辨正徐安琪摘要：本文认为传媒对“孩奴”热词的炒作，具有加剧年轻人经济焦虑和生育恐惧、推助非理性的消费行为以及忽略和屏蔽了生育价值和父母责任等负面后果，并对传媒所渲染的“孩奴”现象和被夸大的孩子经济成本加以实证拨正。作者强调，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虽走高，但不同家庭的个体差异较大，而经济成本的投入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无显著的正相关，父母们可通过成本结构的优化，即减少那些可多可少的经济成本、增加时间成本、感情成本的投入，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积极效果。同时，孩子对父母心理满足和成长促进的积极效用也不容忽视。传播媒介应更多地承担正确舆论导向的社会责任，社会也应为缓解市民的家庭压力提供政策和文化环境的支持。关键词：孩奴传媒炒作负面后果经济成本孩子效用研究拨正近一年来，“孩奴”成为媒体炒作的热门概念。按照网上流行的定义，“孩奴”是一个新名词，即父母一生都在为子女打拼，为子女忙碌，为子女挣钱，而失去自我价值的生活状态，以至不敢生病，不敢高消费，不敢轻易换工作。原以为“孩奴”热词的流行，只是年轻人对生养孩子压力过大的一种诙谐自嘲，是“房奴”、“车奴”、“卡奴”等戏谑式炒作的翻版而已。岂不料，笔者6年前的一项孩子成本的研究结果成了一些传媒渲染“孩奴”现象的主要依据。日前，在一档“我该不该为月薪3000元的老公生孩子”的电视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在采访我时，开门见山地说“您的关于‘49万’孩子成本的研究结果，让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您的研究是怎么做的？”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曲解为吓退当下青年人生育意愿的主要原由，确实令笔者始料不及、叫苦不迭。加上目睹传媒在轮番炒作“孩奴”热词过程中的种种不实之辞和偏颇导向，不得不放下正在结题的国家课题最终成果的撰写，来作些必要的评论和回应。一、“孩奴”现象的炒作偏离了真实世界并产生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工薪阶层对“孩奴”的诙谐自嘲或许只是一些人对房价①和教育费过高产生焦虑的宣泄，但经传媒以“房奴+孩奴=一生为奴?孩子成80后负担”、“‘孩奴’恐惧症空袭年轻夫妇”、“卡奴+房奴+孩奴，80后白领众‘奴’加身三十难立”等为题的集中报道和轮番炒作，加上“八成家长不堪扶养孩子的经济压力”、“85.1%的女人因担心费用太高养不起而不愿意生孩子”、“50%-57%的新晋妈妈患上了产后抑郁症”之类的网上调查结果的广泛传播，“孩奴”现象似愈益被认同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甚至“终身为奴”、“难以解套”恐惧陡生。显然，这种以偏概全的渲染所呈现的“孩奴”概念和生活事实，与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假如把“孩奴”定义为父母一生为子女打拼、忙碌、挣钱，以至不敢生病，不敢高消费，不敢轻易换工作这样一种“失去自我”状态的话，那么，这似乎并非是所谓的“80后”的专利，“70后”、“60后”乃至“50后”、“40后”父母，大多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么！2且不说农村父母把“一切为子女”视作天经地义，即使是城里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父母，一生勤劳俭朴，含辛茹苦，难道都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为了高消费享受？！我们甚至可以说，“40后”、“50后”父母辈在当初抚育子女时的经济压力或许更大，他们中有更多的“月光族”，②更“不敢生病，不敢高消费，不敢轻易换工作”呢！假如将因养育费用过高对生孩子有恐惧感而宁当“丁克”族者划归“孩奴”，那在现实生活中更不多见了，几乎所有的概率抽样调查结果都显示，不要孩子的比重大多只占被访总数的0-5%，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即使在城市最高达50-60%。③自愿不育的“丁克”族，并非如一些传媒所渲染的“比20年前提高了3倍”或“越来越多”那么常见。所谓的“20年前中国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比例只占2-5%，而目前已达到了10-15%”之类的专家统计数据，更多地反映了年轻人婚育年龄推迟增多，而未必是患“生育恐惧症”者及自愿不育者的递增。不可否认，在市场竞争激烈、社会风险增加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今天，一些家庭正面临经济拮据、工作紧张、房屋还贷等压力。据我们一项“家庭压力和社会支持”课题对上海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五位的压力源分别为子女教养/负担，达38%，经济拮据的占37%，36%存在家人下岗/待业/失业压力，35%困扰于工作紧张/难度高，首肯住房困难/还贷压力沉重的为34%。④但其中不少只是偶有压力而并非经常感到压力很大，只有18%的被访述说自己或家庭经常感到子女教养/负担压力很大，且年轻人最主要的压力并非是子女教养/负担而是工作紧张/难度高。对其中759对已婚夫妻的分析结果表明，41-50岁的中年被访及其家庭经常感到子女教养/负担压力很大的最多，达21%，而30岁及以下青年被访及其家庭最少，仅占7%，但却有20%自述经常受困于工作压力，7%感觉住房困难或还贷压力沉重。年轻人子女教养/经济负担并非如传媒渲染得那么严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得益于家庭亲属系统的支持，统计显示三成青年已婚被访及其家庭在经济拮据时得到父母等亲属的援手，而获得父母等亲属对子女生活照料和家务帮助的更达五成。尽管我们这个调查是在“孩奴”概念炒作前4年时所做，或许如今养育孩子的压力会更大些，但至少我们使用的是更具代表性和推论意义的概率样本，那些所谓的网上调查，尽管参与者较多，但其样本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方面显然存在较大的偏差，大多不足以采信。因此，媒体在对那些缺乏实证依据的“孩奴”现象的热炒也会产生意料不到的负面后果：首先，夸大孩子养育的经济成本，加剧了年轻人的经济焦虑并导致生育恐惧。不少传媒将“养儿育女进入‘烧钱’时代”、“大城市养娃要花100万，80后‘孩奴’如何翻身解放”、“北京、上海、广州夫妻月薪8000元以下不敢生孩子”作为新闻标题，过度渲染了养育孩子的畸高花费，造成人们不必要的郁闷甚至恐慌。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某“80后准妈妈”因在网上看了关于“成了房奴，要当孩奴”的讨论，误信生了娃儿的女人，就不再是女人，而是孩子的“奴隶”，……一家人的开销，也几乎全给了娃儿。于是就产生“完了”的念头，觉得“人生没戏了”，老是拿笔计算养娃儿的成本开销，算来算去一个月只剩不足2000块来养娃儿，就急了，哭诉这点钱，根本不够娃儿的奶粉钱或尿片钱……，整天念叨的全是担忧和害怕之类的话，行为古怪、性格孤僻，被医生确诊为抑郁症。而将生儿育女的讨论引向经济命题，究竟会让多少年轻人确实产生“孩奴”恐惧症的预后尚难以评估。而一些心理咨询和医疗机构已在以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来招揽“孩奴”抑郁症患者。环球网在“我不想给月薪2500的穷老公生孩子，我错了吗？”的帖子3引起热议后，就“城市人收入低就不能生孩子吗？”的话题展开讨论，在参与投票的4200名网友中，赞成收入低就不能要孩子占总投票数的86.6%。⑤其次，对父母过度的养育消费缺乏积极引导，推助了非理性的消费行为。从相信“成功学要从受精卵开始”，哪怕一次花费上万也要向私立妇产医院预约“天使金卡服务”，到“为让孩子从胚胎阶段就具备竞争力”，同事刚检测出怀孕就从美国买回了Babyplus进口胎教仪，自己则预订了国学胎教班、经典文化胎教班和古筝胎教班；从小升初一个月上万元的冲刺考级班、口语集训班，到托关系走人情的自幼儿园至高中的一路择校费20万元；从38000元赴美国参加夏令营，到去英国读大学每年30万元，等等，传媒此起彼伏地对父母教育投资“大手笔”的报道或许是客观事实，但对此缺乏必要的分析评判，以及忽略了对另一些父母更为理性、有效投资与付出的呈现，无疑也是个缺憾。此外，在那些“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电视剧《蜗居》中的经典台词‘奶粉要进口的，尿不湿要名牌的’让人如遇知音”等观点的反复传播中，在“80后‘孩奴’晒账单：要想不让孩子受苦至少准备100万”的经验传授和网上互动中，在高价产房、专业月嫂、双语幼儿园、才艺考级班、特色家教等被推介的同时，也传递着独生子女时代对孩子“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过高期望，以及为了孩子花再多的钱都合情合理、心甘情愿的信息，而未对其中一些错误的教育理念加以分析、评论，抑或也诱导了某些无谓的拔苗助长的高消费，推助了一些家长盲目的攀比心理。再次，聚焦于养育孩子的负面效用，忽略和屏蔽了生育的价值和父母的责任。大部分传媒文章不仅热衷于强调生儿育女的沉重负担和烦恼，而且危言耸听地将正常压力变异为“无期劳役”，将父母在孩子养育期的必要付出夸大为“失去一切”。如累赘渲染“生了孩子就一生为奴”、“生孩子就给套牢，股票可以解套，这只股永远也解不了”，生了孩子“再也不能买高档化妆品、服装”、“不能出去旅游，失去个人自由”，“不再去电影院看热映的电影，不再去健身房塑造迷人的身材，不再悠闲地走在王府井大道上，不再惬意的品尝咖啡”等，却忽略或屏蔽了生儿育女的社会价值和父母的责任，忽视或屏蔽了孩子给父母和家庭带来的快乐、幸福感，忽视或屏蔽了孩子生命的孕育和日渐长大的每一步、子女养育的全过程，对促进父母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积极意义，抑或有诱导年轻人只关注自己的悠闲享受、轻松获得，更追求回报而更吝啬付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之嫌。二、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走高，但不同家庭的个体差异较大6年前笔者关于子女抚育的直接经济成本达49万的研究结果确实惊人，但不少传媒在突出高经济成本的同时，忽略或避开了其研究方法的一些细节，以至“49万”被解读为如今的成年子女已花费了父母49万元的养育费，因此，多数人认为这个研究结果估高了孩子的抚养成本，家长们纷纷晒出自己的低工资，说哪有那么多钱供孩子，子女自然也不承认自己花费了父母这么多资源；网上许多帖子大骂“伪学者造假”、“找死”甚至激愤地要我“去跳楼”。其实，公众的误解主要是传媒仅选择了某些侧面加以渲染而回避另一些侧面如样本和估算方法的特殊性所引致的后果。首先，这是一个对居民生活水平高于上海平均水平的徐汇区的概率抽样的调查结果，因此，不能以此推论全国的平均水平；其次，考虑到中国的子女不仅18岁后极少自立，而且在结婚前大多仍吃、住、用在父母家，父母似乎约定俗成地要承担未就业或未婚子女的继续教育、医疗和零花钱等费用，还要操心或包揽子女的部分或全部的结婚费用，故该研究估算的是30岁以下未婚子女的年平均花费（而以往的研究大多仅计算到16岁），所获得的“49万”成本涵盖了成年子女经济成本的4延伸部分，经济成本也明显放大，比如个别成年子女高不成低不就，单位路远的不愿去，工作辛苦的不想去，傍老、啃老加剧了父母的负担；一些家长倾其所囊甚至举债为子女筹措几万到几十万元的留学经费、婚房首付；再次，该研究不是从0岁开始对孩子进行30年的追踪调查，因此，49万元的孩子成本并不是目前30岁孩子的家长已经支出的经济，而是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和付出，0岁到30岁孩子父母的年平均花费相加之和。也就是说，目前子女已30岁的父母实际上并未付出如此高的经济成本，但孩子刚出生的父母今后在子女经济独立或结婚前，将付出比这更高的费用。更重要的是，49万是个平均数，不同家庭在孩子身上投入经济成本的个体差异很大。以2003年出生的孩子为例，包括孕产期营养、检查、胎教、生育、“月嫂”等支出在内，最高的家庭投入近8万，最低的才0.2万元（已扣除福利、保险的支付的费用）；以有中小学生的家庭为例，年支出家教、补课和培训费最多的达1.4万。不少家长自己省吃俭用却不惜重金为孩子办盛大满月酒、过豪华生日，择校、请家教，上高价幼儿园和各种特长班，购买名牌服装，如有的家庭给孩子买名牌服装的年消费为1.5万，请家教/培训最高达1.4万，手机、上网费就要0.8万，子女零花钱最多的为1.2万，满月酒、过生日达2.8万、买房、留学的最高费用分别为50万和30万，但许多家庭的该项花费则为零。⑥也就是说，人均“49万”的孩子成本并不是最低水平或标准线，许多花费可有可无、可高可低。假如我们的父母对子女减少些“望子成龙”的过高期望，假如我们的父母从小培养孩子独立自主、勤俭节约的习惯，假如我们的父母少一些对子女的溺爱，少一些攀比心理，少一些非理性的高消费，那么，孩子抚育的经济成本并不象外界所渲染的那么高。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