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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媒介学比较文学研究专题之五：一、媒介学的渊源、定义及特征二、媒介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三、媒介学的研究方法四、媒介学的发展前景及意义一、媒介学的渊源、定义及特征（一）渊源媒介学（mesologie）一词来自于法语，词源出自希腊文的“mesoos”，词义为“居间者”或“中介者”。法国人最先将这一词语用于比较文学研究，用以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文学关系过程中的中介活动。法国学派认为，国与国之间文学影响关系的产生，必然存在放送者和接收者，在放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又必然有一个传递者。这个传递者就是媒介者。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媒介者把一国或民族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或文学思潮传播给另一国或民族，使它们之间产生影响的事实联系。（二）定义有关媒介学的定义，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论述。法国学派是以事实联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媒介学是他们首当其冲的研究焦点。法国学派之梵·第根1931年，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认为，“在两个民族文学交流的方式中，‘媒介’应给予重要的地位。媒介为外国文学在一个国家的扩散，为一个民族文学吸收采纳外国文学中的思想、形式提供了便利”。——[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52页。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学发生相互关系的“经过路线”中，从“放送者”到“接收者”，往往是由媒介者来沟通的。媒介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包括朋友的集团、文学社团、沙龙、宫廷等“社会环境”，还可以是论文、报刊、译文等。法国学派之基亚1951年，基亚在《比较文学》中介绍了比较文学的七大研究领域，将“世界主义文学的传播者”列在首位，并对其作了详细的论述。基亚认为，媒介学研究的对象是“有助于国与国或文学与文学之间了解的人士或典籍”，这些人和物包括五类：语言知识或语言学家，翻译作品或译者，评论文献与报章杂志，旅游与观光客，一种因为地理与文化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国际公民。——[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4页。法国学派之布吕奈尔等1983年，布吕奈尔等在《什么是比较文学》中从“人及其见证”和“工具”两个方面，用丰富的实例论述了旅游者、旅游的影响、集体的作用、印刷品的文学、翻译与改编等一系列涉及文学的媒介。——[法]布吕奈尔：《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67页。韦斯坦因倡导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媒介学也给予了关注和论述。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提及了“放送者”、“接收者”和“媒介者”，特别提到了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视、电影等）对接收者接受外国文学知识所起的作用。象职业翻译家这样的媒介的社会和文学作用，应该指出，读者大众对某一外国文学的知识，大体上取决于非文学的因素：出版家以经营为主的选择标准、政治生活和意识的变化(例如在1870—1871、1914—1918，1939—1945年的三次战争后的德法文学关系)和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视、电影等)的作用。此外，译者的经济状况也是国际文学交流中不可低估的一个因素。——（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07月第1版.第60—61页。苏珊·巴斯奈特1993年，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1945—）在《比较文学》中主张将比较文学当做翻译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突出文学翻译在比较文学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由于翻译是媒介学中的主要传播方式，巴斯奈特的论述无疑对媒介学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国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比较文学的兴起到80年代的兴盛，我国比较文学学者融汇了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对媒介学作了借鉴式的论述。从下列定义可以看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将媒介学限定在影响性的文学关系范围内。卢康华、孙景尧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导论》中将媒介学定义为“研究不同国家文学产生影响的具体途径和手段”。——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1984年版，第156页。赵毅衡、周发祥1993年，赵毅衡、周发祥的《比较文学类型研究》将媒介学定义为“研究文学借以跨越国界进行传播的中介活动的学问”。——赵毅衡、周发祥：《比较文学类型研究》，石家庄：华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曹顺庆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这样定义：“媒介学（Mesology）是与影响研究有关的术语，它是影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外国作品进入本国的方式、途径、手段及其背后的因果规律。”——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媒介学的定义媒介学(Mesology)是对国与国文学和文化间的关系的研究，它主要以一个国家的文学对另一个国家的文学发生影响的方式、手段、途径以及原因和效果等为主要研究内容。媒介学与渊源学、流传学、译介学等虽然各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围、对象、任务和功能，但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特征之一——实证性媒介学作为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比较文学形成的内在逻辑和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密切相关。比较文学的诞生深受19世纪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影响。在这一哲学的渗透和影响下，法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从一开始就注重研究和考证“国际文学关系”，力图寻找事实联系。第一个系统阐述法国学派观点的梵·第根从“放送者”、“传递者”、“接收者”这条路径探寻到比较文学的三个研究内容：渊源学、媒介学、流传学。这就从理论上为探讨各国文学和文化间的事实联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确定法国学派体系的卡雷和基亚继承和发展了梵·第根的理论，认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而是“国际文学关系”。基亚说：“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学者跨越语言或民族的界限，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情感方面的彼此渗透。”——[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孙景尧——对影响研究内的再划分，就应依据影响联系的“特殊矛盾性”这一标准来进行。影响联系的特殊矛盾性，则有谁发出的影响、谁接受的影响和谁来作媒介或译介的四种情形，故依此又可再分为渊源学、流传学、媒介学以及译介学等四个分支研究。渊源学就是研究影响联系的起点，解决谁发出影响的问题。流传学则是研究影响联系的终点，解决谁接受影响的问题。媒介学是研究影响联系的途径，解决充当媒介作用的“第三者”问题。而译介学也是研究媒介问题，然而它却是专门研究语言文字的翻译媒介，它不仅是影响媒介的主要途径，而且还涉及到接受的具体方法手段等众多问题。无论是流传学，还是渊源学，或是媒介学和译介学；也无论是由起点到终点的顺时方向研究，或从终点向起点的逆时方向研究，抑或是从中间向两端方向的研究，实际上都是在查一种文学现象的“家谱”，都在考证其谱系网络，并求得其共同的源头。渊源学渊源学是影响研究的三大重镇之一。其研究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文体、人物、情节、风格、语言、技巧和创作方法等的来源，以及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等的源头。它的特点是：从各国语言文学有因果联系的终点或接受者出发，去探求影响的放送者或起点的研究；它可以从本国立场出发，也可以从他国立场出发，但目的是在考察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所曾吸取或改造过的外来因素之源头。“皇帝的新衣”本源何处《安徒生童话集》？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在他的《译余偶拾》中，却对此作了新的考证并发现，在梁代《高僧传》的鸠摩罗什传记中，就已经记有这类故事了。鸠摩罗什的老师在讲佛经教义时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绵，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绩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杨宪益认为这类讽刺故事恐怕源自印度，并“至晚在西元6世纪初年已传入中国了”。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ChristianAndersen，1805—1875)，是19世纪第一个赢得世界声誉的丹麦作家。中国最早介绍安徒生的是周作人。周作人最早提及安徒生当推至1909年。1909年7月，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刊行《域外小说集》第二集，这一集里曾预告下集出版时将登出安兑尔然(即安徒生)的《寥天声绘》(有学者认为这《寥天声绘》即《无画的画帖》，见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均销路不佳，未能继续出版。1912年，周作人撰有《童话略论》，1913年，该文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在这篇文章里，周作人认为童话可分天然童话(民族童话)和人为童话(艺术童话)两类，在论及人为童话时，周作人指出：“今欧土人为童话惟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故能如此，自郐以下皆无泛矣，”这是中国最早论及安徒生的文字。最早译介安徒生作品的，当属刘半农。他连删带改翻译了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取名为“滑稽小说”《洋迷小楼》，发表在《中华小说界》(1914年7月1日出版)上。《洋迷小楼》以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为本，保留了该故事的“故事核”，只更换了主人公的身份及故事发生的背景。主人公由“皇帝”更换为“白海外游学归来”“满身沾满羊骚臭”、被人称为“洋迷”的“某公子”，这位“公子”重演安徒生笔下“皇帝”的闹剧，结果光着身子出门，被人笑话，却还咬定舌根说：“这是西洋新发明的织物，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哪有看得见的资格呢。”《皇帝的新装》是安徒生的名篇，幽默风趣，又有鲜明的讽刺意义，是很受中国人喜爱的作品。刘半农的翻译，意在针砭“洋迷”，并不忠实原文，是林纾式的意译和再创作。流传学流传学研究的是某个作家、作品、某国文学或文艺运动等在国外的声誉、成就和影响，是从放送者（起点）出发，旨在寻找其流传终点（接受者）及其接受影响与变异创新的研究。流传学与渊源学同属影响研究，因此其研究手段与方法是相同的。流传学研究举隅——《罗摩衍那在中国》季羡林教授在1986年《中国比较文学》上发表的论文《罗摩衍那在中国》，是从印度文学出发，对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在中国五个民族中“传播的情况及其影响”所作的一篇考证缜密、材料翔殷、分析深刻并探讨出重要规律的佳论。论文首先根据梵文原作译介了《罗摩衍那》的基本故事情节，接着就按汉、傣、藏、蒙、新疆的顺序，将“中国境内的各异本”与之对比，一一辨析出了它们的异同及其原因。用来作对比的主要译本计有：汉佛经本三个，傣族本两个，藏族本一个，蒙古奉四个，新疆的古和阗语本三个和吐火罗文一个。其中既有直接从印度流传来的，如汉族本、傣族本；也有同时接受来自印度原著和汉译佛典的，如藏族本；还有通过其他民族的媒介再传入本民族的，如蒙古本是从西藏并经佛教作媒介而传入的，而新疆本是由伊朗语族的文字传入的。这篇论文，除了扎实的考证辨析外，还探讨了印度文学流传中国的规律。在做了理论认识方面的研究分析后，在“结束语”中作了高度的归纳总结。首先，就思想内容的影响来说，在印度因佛教后来消失了，并只剩下印度教的一统天下，故《罗摩衍那》的影响完全是在印度教方面；然而它在国外的影响，因为是通过佛教而传出的，所以“许多本子毫无例外地宣传的都是佛教思想”。其次，就它在中国各族中的流传过程及其变异来看，有三个规律：一是“各族都加以利用，为自己的政治服务”。尽管在各族中的表现存有差异，如汉族本子“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一面”，即渗入与强化了忠孝之道、兄弟之道、夫妻之道等；傣族则用来“美化封建领主制，美化佛教”；藏族“通过对罗摩盛世的宣传，美化当地的统治者”；而新疆和阗文本子，最后十头王被打败称臣纳贡，也是服从于统治集团的利益等，然而共同的都是“通过对佛教的宣传来为各自的政治服务”。二是同古希腊比，“中国人不大喜欢或欣赏悲剧”，因此，罗摩故事在印度是一个悲剧，“但到了中国却多被改成喜剧结尾，以适应中国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