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为先原则看文学场_的裂变

第24卷第3期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月Vol24,No3JournalofWenz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sMay,2011从“媒介为先”原则看“文学场”的裂变陈定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摘要：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史已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文学与媒介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多重互动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媒介绝不只是文学创作的工具和手段；对于作品及传播来说，媒介也不只是作品贮存的载体与流布的通道；对于读者来说，媒介也不仅仅是认识理解文学的门径与渠道。在一定意义上说，媒介作为文学跨时空传播的物质载体，它既是文学生存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也是文学实现社会价值的主要依托，而且还是艺术理念与审美精神的寄身寓所。媒介在与文学长期相互依存的互动过程中，已日渐由文学的形式因素转化为它的内容与本质因素。关键词：媒介为先；数字化；文学媒介；文学场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55(2011)03-0018-09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1.03.004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和进步都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有关。艺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总是如影随形。几乎每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都以某种新技术的问世为基础。印刷的发明，使士大夫的诗文得以大量刊印和广泛流布与腾播，使拥有图书的人数大大增加。在西方社会，由印刷术的发明引起的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复兴的产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知识冲破教会的束缚走向平民，文艺从王公贵族的深深庭院走向大众舞台。实际上，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印刷术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印刷术具有连续性、同一性和可重复性等特点，可重复性这一特点使印刷书的价格相对于缮写的书籍价格要便宜得多，而且也让书籍的携带变得更加方便；同一性让职业文人应运而生；连续性使作家能够尽情地表情达意，能够对世界放声吟诵并直抒胸臆，表现手段狂放无羁。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印刷术造成诗与歌、散文与讲演本、大众言语与有教养的言语的分离，它直接改变了艺术生产的形式。”[1]印刷术的发明不仅造就了成功的出版商，也培养出了第一批职业小说家，并且对音乐和美术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静态地传播信息的印刷媒体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现代生活的需要。于是，新的媒体应运而生。近百年来，广播、电影和电视的相继出现，猛烈地冲击着曾数百年独步天下的印刷媒体的霸主地位。然而，对印刷媒介的致命一击也许来自计算机技术的诞生和应用。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日本学者提出过铅字行将消失的论断，认为以纸张为媒体的书籍已是日薄西山。在美国，托夫勒在他的《第四次浪潮》中也曾预言：“即使目前的词在以后仍然会被使用，但我们目前所谓的书却很可能消亡。”[2]与此同时，诸如罗伯特•库佛收稿日期：2010-11-15作者简介：陈定家(1962-)，男，湖北红安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媒介批评2011-5-1211:24陈定家：从“媒介为先”原则看“文学场”的裂变19的《书籍的终结》、菲利普•迈耶的《报纸的消失》、阿瑟•丹托的《艺术的终结》、汉斯•贝尔廷的《艺术史的终结》、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吗》、杜书瀛的《文学会消亡吗》、陈晓明的《不死的纯文学》以及金惠敏的《媒介的后果》等著作与译著纷纷涌现。种种迹象表明，印刷文明的千年帝国也许真的到了改朝换代的前夕。美国著名后现代小说家罗伯特•库弗说：“当今现实世界，我说的是这个由声像传播、移动电话、传真机、计算机网络组成的世界，尤其是‘先锋黑客’、‘赛伯蓬客’和‘超空匪客’，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纷扰嘈杂的数字化场域里。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些说法：印刷媒介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刻，命中注定要成为过时的技术，它只能作为明日黄花般的古董，并即将被永远尘封于无人问津的博物馆——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馆里。”[3]今天，即将代替纸张出版物的电子出版物已经杀进书刊市场并开始争夺信息源和读者。与传统印刷出版物相比，电子出版物是立体的、充满趣味的，它的人机交互和自动检索功能极大地增加了读者接受信息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多媒体电子出版物融文本、视频、声频、图形和图像于一体，绘声绘色，图文并茂，这既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又提高了它的总体信息获取量。它体积小，容量大，操作简便，易于携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它都是出版业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同时也必然将会引发一场艺术生产的革命。只要翻翻齐林斯基的《媒体考古学》就不难发现，当下流行的形形色色“终结论”绝不是空穴来风，纵观人类社会进化的历程，多少辉煌灿烂的文明早已灰飞烟灭！因为媒介链条的脆弱易断，历史上曾有多少经典著作早已悄然消逝。作为人类传递和保存信息的媒介，就是在这种与遗忘博弈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从结绳记事到刻木为文，从龟甲兽皮到布帛纸张，从专人缮写到活字排版，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智慧和经验，正在被越来越真实、具体、有效地以图文和其他形式保存下来。从铅字排版到激光照排，从“铅”与“火”的时代到“光”与“电”的时代，从用笔写稿到键盘敲入，再到网络传输，现代人资料与信息的传递已经准确和便捷到了前人无法想象的程度。对于文学艺术而言，以网络为发展方向的现代传媒，无疑会带来一场全新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深入性、广泛性和彻底性必定是前所未有的。以文艺接受为例，由于网络艺术的传播是数字化的、多媒体的和互动式的，网络艺术的接受者就像逛一个网络大超市一样，他们自由地选择艺术对象，同时还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们还可以把网络艺术作品下载到个人电脑上，然后对其进行随心所欲的修改，接受者对艺术的鉴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二度创作”。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哪怕是即兴涂鸦的“作品”）送上网络。无论是艰深奇奥的作品还是通俗浅显的作品，网络一概来者不拒，诗人与大众之间已不再有鸿沟。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说过，希腊神话和它对自然的观点以及对社会关系的观点，是无法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的。他认为，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是没有容身之地的[4]。我们过去一直把这些话理解为艺术生产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的“不平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论述分明也包含着一种惋惜，他认为就像阿基里斯不能同火药和弹丸并存一样，《伊利亚特》也不能同活字盘或者印刷机并存。他感慨地说，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4]？现代传媒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艺术的“必要条件”。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第24卷第3期20在这种背景下，媒介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已成为文论界关注的热门话题，现代传媒境遇下文学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网络等新媒介出现以后，文学与媒介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以及数字化语境中文学理论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等，都已成为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迫切需要探讨的重大学术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媒介不仅改变了文学艺术存在的本质，而且在改变文学艺术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学艺术生存的基础。事实上，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史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学与媒介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多重互动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媒介绝不只是文学创作的工具和手段；对于作品及传播来说，媒介也不只是作品贮存的载体与流布的通道；对于读者来说，媒介也不仅仅是认识理解文学的门径与渠道。在一定意义上说，媒介作为文学跨时空传播的物质载体，它们既是文学生存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也是文学实现其社会价值的主要依托，而且还是艺术理念与审美精神的寄身寓所。媒介在与文学长期相互依存的互动过程中，已逐渐由“是其所在”向“在其所是”生成转化，即媒介在对文学活动的“媒而介之”的过程中，已日渐深入地由文学的形式因素转化为它的内容与本质因素。从文论史的视角看，文学媒介并不是一个新生概念。事实上，媒介及其相关研究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诗学命题。有关文学媒介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篇就以“首要原理”谈及媒介问题。他说：“关于诗的艺术本身、它的种类、各种类的特殊功能，各种类有多少成分，这些成分是什么性质，诗要写得好，情节应该如何安排，以及这门研究所有的其他问题，都要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得对象不同，所采取的方式不同。”[5]亚里士多德这里所提出的艺术与媒介的重要关联，直接启发了莱辛对诗和画的差异的研究。莱辛的研究表明诗与画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分属于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范畴，但其昀直接的差异却在于二者使用的媒介不同。艺术的品质固然取决于情趣、意象等心理因素，但其物化传媒也同样是直接决定艺术作品之成败精粗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媒介为先”的诗学传统亚里士多德在讨论《诗学》的问题时，开门见山地讨论“首要的原理”，而在讨论首要原理时，他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摹仿的“媒介”问题。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所谓的“媒介”与我们所说的媒介有这样或那样的区别，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亚里士多德这一著名的文论与美学著作中，媒介即便不能说是“首要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至少也可以说是引导我们走向诗学原理的第一门径。亚里士多德是从创作的视角发掘出媒介的重要意义，而当代学者王一川则是从文学接受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所谓“媒介优先”的原则。王一川认为，语言并不是直接向读者呈现的，而是借助特定的文学传播媒介来间接呈现的。不同时代的读者通过不同的媒介“接触”语言。《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诗句。当孔子收集、整理和阅读它们的时候，首先接触的可能是沉甸甸的“竹简”媒介，而不是这诗的四言句式；曹雪芹阅读它们的时候，接触的可能是手工印刷书；鲁迅阅读它们的时候，接触的是印制精美的机器印刷书；今天的读者阅读它们的时候，接触的则可能是通过鼠标在网上点击浏览的“电子书”。这种读者阅读文学作品陈定家：从“媒介为先”原则看“文学场”的裂变21时必须首先接触媒介的状况，即“媒介优先”[6]。当然，人们对文学媒介的认识总会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差异，即便都是优先考虑媒介因素，其内涵与结论也会颇不相同。毕竟，任何媒介都要依托于其传载物而存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相当丰富的媒介论思想。例如，《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庄子区分了“书”与“语”的不同。世人所珍贵的“道”通过“书”这种媒介来传输，而“书”不过是承载语言的媒介，语言自有其可贵处。语言的可贵处不在它本身，而在它所呈现的意义。意义总有所指，意义的所指又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世人因为珍贵语言才传之于书。世人虽然以书为贵，我却以为书不足珍贵，因为所珍贵的并不是真正应珍贵的。庄子揭示了“书”这一文字媒介在他那个时代的文学传输中的基本作用：书是传输语言的媒介。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媒介在中国真正受到足够重视的历史却并不太长。近代以来，报纸与刊物对文学的影响快速凸现出来，媒介力量在文学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也迅速崛起，并越来越明显地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这才有了梁启超关于“报章兴”而“文体变”的论断。尽管当时也出现过黄伯耀《中外小说林》那样明确论及小说对报业依存关系的文字，甚至还出现过阿英把印刷与新闻之发达看作近代小说繁荣之原因的文章，但那些闪光的只言片语，毕竟与学术研究还有一定距离。就文学与媒体关系的研究而言，大约是到了近二十年，学术界才真正比较普遍地不再只是把媒介当作文学之载体看待，而是对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