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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新聞學之公眾理論與實踐——從Dewey探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實踐公眾理念《摘要》有鑑於以往公共新聞學文獻，較少討論公共新聞學的公眾理論矛盾，及新聞記者該如何運用其擁有的重要語言資源，進行實踐。本研究嘗試從Dewey的公眾理念出發，回應公共新聞學面臨的公眾概念問題，並以此作為理想方向，以廣電新聞訪問為例，討論訪問者如何使用語言，實踐此公眾理想。透過廣電新聞訪問個案的分析，本研究將從具體的語言層面，指出個案訪問者的成功與不足之處，並根據之前提出的公眾理想，提出具體的改良建議。開啟理論與實踐的對話。關鍵詞：公共新聞學、公眾、Dewey、語言、新聞訪問Thepublicidealandpracticeofpublicjournalism:fromthepublicidealofDeweytothelanguagepracticesofabroadcastnewsinterviewerAbstractThisstudyarguesthatpublicjournalismtendstoignorethecontroversiesinitspublicconceptandthemostimportantlanguagetoolwhichjournalistsown.Toresolvethosedeficiencies,basedonJohnDewey,thisstudyproposesanidealpublicforpublicjournalists.Ontheotherhand,thispaperfocusesonbroadcastnewsinterviewstodiscusshowabroadcastnewsintervieweruseslanguagetohelpaudienceformanidealpublic.Byconductingacasestudy,thispapertriestoopenadialoguebetweenapublictheoryandlanguagepractices,andmakessuggestionsforbroadcastnewsinterviewers.Keywords:publicjournalism,public,Dewey,language,newsinterviews0公共新聞學之公眾理論與實踐——從Dewey探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實踐公眾理念近來在傳播學界及業界，有不少人主張向美國公共新聞學（publicjournalism）借鏡，改革台灣的新聞亂象（楊意菁，2002；黃浩榮，2003，2005；胡元輝，2004；林照真，2005；黃惠萍，2005）。不過，我們認為，目前在台灣討論公共新聞學的論述，有兩點不足之處：一是忽略公共新聞學的核心概念——公眾——在理論上的缺陷，因此缺乏從理論層次，探究公共新聞學「公眾」意涵；二是輕忽新聞工作者的重要工具——語言，鮮少有研究從具體的語言層次，討論記者可以如何使用語言，實踐公共新聞學之公眾理念。鑑於以上兩點不足之處，本研究將先指出公共新聞學在「公眾」概念上的矛盾，嘗試從JohnDewey的公眾理論出發，解決此問題。接著，在確立Dewey的「公眾」概念後，本研究將以一則廣電新聞訪問為例，討論新聞訪問者如何使用語言，協助閱聽人形成公眾，為新聞實務提供具體建議。壹、公共新聞學之「公眾」概念公共新聞學興起於一九八０年代晚期的美國，1主要回應美國民主政治及報業的危機，包括投票率低落、閱報率下降、民眾參與公民活動的頻率降低、對政治人物及媒體的不信任感增加等（Rosen,1996;Nichols,2003）。因此，美國的新聞業界2及學界便希望能藉由公共新聞學運動，連結新聞工作者、民主政治與公眾，重拾新聞的民主政治功能。就此而言，「公眾」可說是公共新聞學理論與運動的重要核心概念之一。可惜的是，雖然公共新聞學宣稱自己追隨JohnDewey的理念，但公共新聞學學者1與實踐者卻未曾清楚說明，公共新聞學的「公眾」或「社群」所指為何（Schudson,1999），使得公共新聞學的「公眾」意涵模糊不清（Haas,1999）。我們認為，公共新聞學的「公眾」概念之所以模糊不清，或在實踐上時有衝突（Peters,1999），3原因之一是公共新聞學汲取了不同的公眾理論，尤其是Dewey與Habermas的公眾理念，但公共新聞學卻忽略這些理論之間的矛盾或衝突，缺乏應有的討論（Compton,2000:450;Nichols,2003:143;Voakes,2004）。舉例來說，Nichols（2003）研究公共新聞學的建制化過程。他雖然指出Lippmann與Dewey在民主及公眾概念上的爭議，以及包括Habermas在內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都「成為公共新聞學運動的概念基底…」（p.143），不過，他卻未說明這些與公眾有關的民主理論，如何可能同冶一爐，成為公共新聞學的理論基礎。雖然Dewey與Habermas的「公眾」理念並非全然不同，例如他們皆相信公眾存於論述的溝通過程之中（Dahlgren,1995），也都將公共論述（publicdiscourse）視為一種學習而得的能力，對公眾界定及追求共同良善（commongood）的能力，抱持樂觀看法（Geren,2001:198）。不過，Dewey與Habermas對「公眾」的看法，還是存有重大差異。對此，本研究決定選擇Dewey，解決公共新聞學在「公眾」概念上面臨的困難。理由有三：第一，美國公共新聞學宣稱其承繼Dewey理念（Peters,1999;Schudson,1999），Dewey的「公眾」概念可謂是公共新聞學的重要理論基礎，值得深入討論。2第二，在公共新聞學論述中，雖然有學者試圖從Habermas的公共領域及溝通行動理論出發，對公共新聞學的「公眾」概念提出建議（Haas,1999;Haas&Steiner,2001）4，或為文指出Habermas理論與公共新聞學實踐之差距（黃浩榮，2005），卻少有論者從Dewey著手，討論公共新聞學之「公眾」意涵與實踐。第三，我們認為，與Habermas相比，Dewey對公眾的看法較為實際，或更以實用為取向，可供公共新聞學參考。如Ljunggren（2003:357）便指出，Habermas與Dewey的不同處在於，前者所謂的相互主觀（intersubjectivity）是侷限於哲學的抽象論辯層次，缺乏政治的具體語言。Compton（2000）也指出，相對於Dewey強調以一種實用的態度接受差異的作法，Habermas顯然過於認知取向，不但忽略溝通行動者的身體、性別與歷史等情境，也假設抽象理智的先存，無視人們之間的地位差異。一、Dewey的公眾理念為了瞭解Dewey的「公眾」理念，為公共新聞學之「公眾」實踐，提出有效建議，以下我們將從三方面進行闡述，包括公與私的關係、公眾的形成、公眾與國家的關係。（一）公與私的關係要瞭解Dewey如何看待公眾，我們首先要知道Dewey如何看待公與私的關係，或是如何劃分公與私。Dewey主要是以人類交互行動產生的後果（consequences）性質來界定公與私。他認為，人類的交互行動會產生兩種後果，一種是直接的，只對當下互動者3產生影響，為私；另一種是間接的，其影響會超出當下互動者，對其他不在此互動之列者也會產生影響，為公（Dewey,1927;趙剛，1997：59）。進一步，Dewey強調的是具體生活情境、經驗與歷史感，對他來說，「公與私、政治與非政治之間的切線是隨時間、情境、詮釋而流移」（趙剛，1997：59）。（二）公眾的形成對Dewey來說，「公眾」指的是那些被其未曾參與的交互行動影響至深之人（楊貞德，1994）。這些人——公眾——在控制這些交互行動產生的間接、廣泛、持久與重要後果上，5有共同的利害關係（acommoninterest）（Dewey,1927:117）。換言之，「公眾」乃崛起於感知到某些其未曾參與的交互行動後果，會對自己產生重大影響之時。公眾是在行動中「發現（find）」、認出（recognize）」、「辨識（identify）」它自己，而且應隨具體歷史情境發生的行動後果出現與消失（趙剛，1997；Dewey,1927；Ljunggren,2003）。然而，在現代社會中，由於人們面對太多廣泛與瑣碎的議題枝節，涉及太多過於專門與充滿變化的技術，使得許多交互行動的後果只能被感覺（felt），而非被感知（perceived），因此公眾無法成形（Dewey,1927:131）。對此，Dewey（1927:216）主張，只有建立地方性的共同生活，重建大社群（GreatCommunity），公眾方能發現與辨識自己，組織起來。雖然如同我們無法事先界定公眾一樣，Dewey也沒有提供我們大社群的具體面貌，或明確指出什麼是成就大社群的充分條件（楊貞德，1994：3）。不過，Dewey（1927:208）曾建議，要形成公眾，首先便是改進辯論、討論與說服的方法，即將探知（inquiry）與廣佈探知結論的過程自由化、完善化，提供人們從事良好判斷的資訊。4大眾傳播媒體在提供良好資訊與引發公眾意識上，尤為重要（Czitrom,1982/陳世敏，1994：181；楊德貞，1994：14；趙剛，1997：74;Geren,2001）。因為在現代社會中，只有大眾傳播媒體能廣佈與公眾利益有關的資訊，讓分散四處的公眾感知到影響其至深的活動，進而集結起來（Geren,2001:195）。不過，對Dewey來說，透過印刷文字傳散的探知過程及結果，只是創造公眾的工具。這些工具只有透過面對面的口語溝通，才能落實，讓公眾成形：符號、象徵、語言是溝通的工具，藉此傳承與維持如手足般的共享經驗。那些在書寫話語中被固定與凍結的字眼，缺乏對話在當下交會中具有的活力意義。雖然創造真正公眾的前提條件是，對所有影響連結的情況進行有系統與持續的探究，並且用印刷方式將之傳散出去，但是，探究以及探究的結果畢竟只是工具。它們最終的實在性還是需要在面對面的關係中，藉由直接給取的方式完成。邏輯的實現還是要回到「對話」這個字的原初意義上。（Dewey,1927:371）Dewey（1927）指出，人們只有靠口耳相傳，才能得到充分的告知，形成公眾，並在「溝通的一來一往」（thegive-and-takeofcommunication）中，學習如何成為「人」，成為社群的一份子（p.332）。而且，公眾不但在溝通中形成，更在溝通中培養界定與追求共同利益的能力（Dewey,1916/1980，轉引自Perry,2003:38）。（三）公眾與國家的關係Dewey（1927）認為，當公眾意識到交互行動的重要間接後果及利害關係，並試圖共同控制這些影響及其來源時，執事（officials）、政府與國家（state）也就應運而生。也就是說，國家只是公眾「為了規約人們先前的行動所產生的間接後果的有方向行動」（趙剛，1997:60）。5正因「公眾」是照料人們的交換情況，並透過國家進行合法的管理（Splichal,1999:144-145），所以Dewey的「公眾」不但具有政治的本質，更是政治組織的基礎。而且，如同我們無法事先界定「公眾」一樣，Dewey（1927）指出，我們也沒有一個先前規則，可以用來說明如何形成一個好的國家，因為這些都要視實際的歷史情境而定。換言之，對Dewey來說，即便是國家的形成，也是一個實驗過程，而非如傳統所想，是先行決定的存在。Ljunggren（2003:354）便指出，從Dewey的角度來看，我們只能用一種實用的態度接受差異，在未溝通、分享、判斷與下價值評判之前，不足以聲稱自己知道任何道德或政治後果。二、從Dewey解決公共新聞學的「公眾」概念問題我們認為，從Dewey的公眾理念出發，公共新聞學將有希望化解一些對公共新聞學的質疑與批評。整體來說，對公共新聞學之「公眾」概念的批評，大概不脫兩個方面。一是質疑公共新聞學的「公眾」或「社群」概念不清。如Ha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