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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文化版总监向阳支庭荣（暨南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参加我们这个训练营的有本科生，研究生，研修班的同学，今天要特别介绍的是来自惠州电网的朋友们，作为主办方，我代表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代表我们训练营指导委员会欢迎大家的光临（掌声响起）。在前排就坐的有我们训练营指导委员会的邓科老师，蔡军剑老师，新闻传播学院的张晋升老师，还有其他一些朋友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掌声）。那下面有请我们的主讲老师，《南方周末》文化版块总监向阳先生。向阳：各位好！（热烈的掌声）支庭荣：大家知道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还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那在我看来，我们中国最近蓬勃发展的经济现实就是那个辽阔的海洋，我们中国正在崛起的大国地位就是那个辽阔的天空。那么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以及文化中国就是那扣人心灵的一种力量。所以由于《南方周末》在文化版块，在文化转型方面都做的非常出色，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南方周末》的向阳老师，向阳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报告主题是“新闻不是专业技术”，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有请我们的向阳老师主讲。向阳：谢谢，各位下午好。很抱歉我带了一顶帽子，因为是光头，显得很亮，为了避免分散大家的注意力，所以带了一顶帽子。戴帽子可能有更大的误会，我看起来更像一个青少年，实际上我是个真正的中老年，我有一个女儿，我女儿已经在大学里学新闻了（哗然一片）。很抱歉啊搞得大家很惊讶。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新闻不是专业技术”，实际上我纸上只记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南方周末》的文化，一个是我要讲的主题思想新闻非专业技术，但是整个的过程就是大家一起来读读报，看看报纸，仅此而已。为什么我要先说说我自己呢，原来我对于大家可能只是个概念，就是一个名字，一个职务，但是我希望大家倾听的是你们面前的我这样一个活人，所以我为什么要说一下这个中老年的状况。南方周末这个文化的部分，原来是副刊部。副刊部员工的年龄在整个报纸中年龄是偏大的，南方周末的副刊部本来就是一个中老年的部门，但是这几年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已经有一些新人进来，甚至有去年刚毕业的本科学生进来，这是史无前例的。周末以前进来的门槛比较高，而副刊部大部分的记者、编辑的年龄都比较大。我们开会时我就说到一个概念，南方周末本身就是一家中老年的报纸。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是一家相对成熟的报纸，它的员工的基本结构是偏大的，尤其是副刊部。南方周末本身就是一张副刊纸成长为一张新闻纸，当初就是一张南方日报的周末版，登的很多都是一些文化、娱乐这种新闻的东西，有很多报告文学，这些东西在综合报纸的板块结构中就是承担一个副刊的功能，但最后又成为一个新闻纸。但是文化在南方周末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原来那个外电，我记不清是哪家海外媒体，夸咱们南方周末。一个就是说南方周末最关心那些底层的人民，同时又最关心那些最前卫的艺术，就是南方周末原来两条腿。文化在南方周末的报纸上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在南方周末的板块中占了四分之一的版面，8个版，因为我们整个有32个版。我们有10个记者、5个编辑。关于文化我可以不太害羞地说，南方周末的文化在中国的传媒特别是平面报纸中，它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是最前沿的。因为在传媒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真的沉下心来很耐心很认真地去做文化报道的报纸不多，所以我们的对手也很少。我进入南方周末本身就不是一个新闻人，我当初进来是做读书版的编辑，但现在就一脚一脚地陷进来了。但是从我个人资历来说，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彻底的新闻人，所以我的观点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反动也好、面目也好、偏见也好，但它的确是我本身的一个经验之谈，就是新闻不是专业技术。我说它不是专业技术并不意味着它里面没有技术含量，它有，但是它很多的技术是通用的技术。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手机，手机有各种各样的型号，而且所有不同型号的手机使用的充电器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国家信息产业部的想法就是为所有的手机使用同一型号的充电器，因为这个原理很简单。那么我所谓的这个通用技术是什么呢？两句话，我与我们的记者交流中也经常说这两句话，一个是你知道的够不够；你找到了故事没有。就这么两条，非常原始非常简单。比方说在大家意识中会认为南方周末跟其它媒体有什么的区别，大家可能会总结出一堆的概念和印象出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唯一与其它报纸的区别就是它比别人走得远，在每一个题目上它比别人走得远，离现场走得更近，在表达上更清楚，仅此而已。我今天就尝试用完全撇开新闻那套概念来谈论今天这样一个新闻话题。我们一起来读读报，读读我们过去的一些报纸。这是一期可能并不是很重要的报道，但是我在我们内部一直非常推崇这一组报道中的一篇文章，就是讲白先勇的《厮守昆腔》。我认为它好不是因为它有巨大的信息含量，而是它有很多人生苍桑的味道，比如我读两段让大家感受一下，“87年白先勇阔别大陆，39年之后重回内地，请上海昆剧院的演员吃饭，饭局的地点就在上海越剧院的餐厅，这个餐厅恰好就是白先勇当年的家，白先勇是当年的一个大军阀白崇禧的儿子，他们家在上海有个公馆，白先勇原来的卧室成了院长袁雪芬的办公室，白先勇请客的小包房就是他小时候吃饭的小客厅，他万万没有想到39年之后回来第一次请客就请到自己的家里”。这好像不太新闻，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喜欢故事的人，一个普通有所好奇的人会唤起我们很大的好奇，就是命运的感觉。白先勇的第一部戏剧就是《游园惊梦》。《游园惊梦》讲的就是戏曲艺人的生活，就是昆曲艺人的生活。昆曲在白先勇的生活中有很奇妙的意味。然后这个稿子讲的白先勇一生和昆曲的纠缠、姻缘，他很早就看俞振飞演的昆曲，他到了南京去看著名的江苏昆剧院的《惊梦》，他请客演员答谢，谢宴地点就在美龄宫，美龄宫就在当年宋美龄的别墅，白先勇小的时候参加过宋美龄举办的圣诞派对。这些东西不知道对大家怎么样，对于我来说就很有味道，是什么味道呢？是人生的味道。这不是一个新闻的东西，但是人性的基本好奇。有时候我们评价一个稿件的时候，我在我们内部评报时会经常使用一个概念，人生故事是不是找出来了，这样的标准可能是对稿子最高的标准，可能也是最基本的标准。这是另一例，关于余秋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年龄段是不是还读余秋雨，但他是一个很热销的作家，围绕着他曾经有一个非常热烈的思想性的话题，就是忏悔这个概念。人们质疑余秋雨在文革中是否有违背公益违背良知的一些行为，围绕这个争论报纸大概争论了几年的时间，这个讨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人的忏悔意识不强烈，忏悔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必须通过这样的概念建立人的敬畏感。我扯远一点，中国有一皇帝叫唐太宗，他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模范皇帝，但是他之所以能成为模范皇帝，是因为他有原罪的意识，就是他的玄武门事变，巧了它也发生在6月4日。6月4日的玄武门事变对于决定唐明皇成为好皇帝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有原罪有忏悔意识，他愿意对待历史，所以他能成为好皇帝。所有的媒体利用余秋雨这个概念来探讨忏悔这样一个主题是有必要的，而且我们报纸上也连续有几轮非常深入的探讨，但这里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事实澄清的问题，余秋雨本人是不是犯了罪，是不是有很大的过错，是不是应该忏悔，媒体争了很多年，没有人去把这个答案揪出来。我们在余秋雨发表他的《回忆录》和自传小说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根究，就把他文革期间所有的活动清理出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出来，那么他的确参加过写作班参加过教材编写组，他也的确写了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文章，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是他的确没有那个时代那些犯下发指罪行人那么严重，我们利用这么一篇报道把这个持续几年的讨论做了一个事实的理清。别的媒体有它们的角度，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么一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报道。这种报道背后真实地研究什么呢，我们知道答案知道究竟，知道背后的名堂，这不是新闻。比如我们写论文，我们开题，立了一个题要完成一个答案，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不完全把它理解为新闻，就是一个成熟的人面对答案不依不挠的去追问，去追问个究竟。所谓究竟，究就是穷的意思，尽就是完了，咱们把问题的最终答案给它搬出来，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好的新闻，好的报道，它也可以是好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是按照样报读报的方式来谈论这样一个话题，话题显得散慢一点，大家如果觉得不适或者说有更好的想法可以提示我。诺贝尔也是中国人非常关心的话题，这些年稍微淡了一些，诺贝尔一直是中国人一个巨大的梦想，一提到诺贝尔大家都发烧似的争议，但是这些年真的淡了一些，因为有中国人获奖，虽然高兴建是以法国籍获奖的。但是真正接近诺贝尔现场的只有我们的报道。我们的记者受邀去诺贝尔的颁奖现场观摩，访问了诺贝尔学院的秘书长，是最接近现场的人，我们人到了现场，访问了最核心的当事人。这有两个报道两个细节是让我们同事引以为自豪，其中一个访问是在诺贝尔学院的更衣间里进行的，一个是在诺贝尔图书馆老楼的电梯里进行的，两篇文章的两个开头的细节，我们为什么会得意这样的细节，因为我们是如此地接近现场，把一个特别遥远的概念变成可触摸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场，就在你身边的现场。因为上午找光盘没有找到，所有的样板是拍的，所以并不完全把样板展开。这个是《现在是诺贝尔时间》，那篇稿件在我们整组报道中是比较弱的报道，但是里面有两个细节让我也觉得很亲切，是真的临近于核心现场，我们看到那栋楼就是诺贝尔搬奖典礼的剧院，但是在剧院门口的旁边就是一个集贸市场，一个非常凡俗得洋溢着人间烟火的地方，但是在搬奖那天市场被完全撤空了。这是一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每年搬奖现场的鲜花是从诺贝尔临终地点意大利运来的，这样的细节可能对于某些硬件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这样的细节验证了我们是如此接近现场，如此地了解其中的究竟。这种细节看起来是文学的细节，看起来不像新闻了，但它就是新闻，是非常好的新闻，非常有质感的新闻。濮存昕我不知道在大家心目中是不是被喜欢的人，但是他的确是有相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这么一个演员。面对一个艺人，报纸常规的做法就是他的生平，这也非常重要，那是另外的个话题我们一会再讲。但是这个话题我们对濮存昕的这个访问《跳进“人艺”这锅粥》，这个报道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把人艺里内部的缠斗，那种行政和艺术里面的矛盾和冲突都给翻出来了。因为人艺是中国戏剧界最高的殿堂，但是这样一个报道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我们记者到了现场面对一个演员拿到了我们想要的这么一个主题，但是这个前期有一段非常长的路走过了，第一他与这个演员之间有多次的交流，然后才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有南方周末这样一个媒体的平台，这么一个演员才愿意面对我们的记者做这么一个非常放得开的交谈，交谈之后濮存昕本人都被吓住了。他试图阻止我们的报道，因为他不想让周边的关系变得很复杂，但是我们坚持，他后来也同意了，因为我们谈论的毕竟不是阴暗的私人之间的一种争夺，而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艺术性的话题。相应地我们评稿时同样很欣赏这么一个报道，这篇报道的位置放得不是那么的隆重，是电影局的副局长这么一个专访。在这个媒体时代你会发现我们的报道很愿意追逐高官追逐重要的社会人物，但是他们有时候不愿意说出内心真实的话，尤其在中国，他们觉得没必要，但是在这么一个大家都追求真实的年代说官话说假话也是挺为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记者访问电影局的副局长，这个副局长关于电影的管理说了很多，后来很让他上司恼火的话，这种访问本身好像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本身也需要记者建立非常长的准备线，就是这个记者实际上走了很长的路才能走到现场，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现在是电影时代，电影是大众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但是电影中有很多话题被我们蔑视。《南方周末》在碰电影的时候去探究什么呢？就是去找我们自己关心的话题，这个话题对得起大家，大家也好奇，同时通过重要的当事人来呈现这样的结果，而且这样的专题我们制做了中国小片，在这之前我们做过中国大片。大片是媒体上非常被围观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在大片之后做了一个小片，那些不被大家看到的中国电影是谁在做，他们如何艰难地在做。这种选题本身就不一样，南方周末本身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