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指导性：最传统和最前沿的思想

新闻的指导性：最传统和最前沿的思想李良荣一、指导性：党报的灵魂新闻指导性曾是我国所有新闻媒介的“宠儿”。从领导到学者，从总编到记者，“加强指导性”这句话，可以说逢会必讲，著文必写，并且实实在在地体现每个版面、每个报道中，连知识性、娱乐性、服务性报道都概莫能外，“寓教于乐”、“寓教于知”、“寓教于服务”，这类提法和要求，大家都耳熟能详。或许是应了中国古训：物极必反。现在指导性却成了许多新闻媒介的“弃儿”。从90年代初的周末版热，到90年代中的晚报热，到当前的都市报热，随着新闻界提出的“面向受众、面向生活”的口号越喊越响，新闻媒介内容定位越来越软，新闻媒介一窝蜂地涌向通俗化大众化之路，新闻指导性不但失去昔日的地位，而且坚持指导性已被当作“保守”的代名词。有些报纸总编、学者公开提出“指导性已经过时”，因为“指导性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指导性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是认识上的误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指导性决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决不仅仅是在计划经济媒介下的媒介特征。政党需要新闻媒介，就是利用新闻媒介广泛的群众性来宣传本党的纲领和主张，争取、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在执政前、执政后，政党报的这一性质和功能都不会改变。改变的仅仅在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宣传方法。如果政党放弃了宣传功能，那么，政党报就不存在了。我国的党报曾经经历过三个不同时期。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执政前）；计划经济年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共产党执政后）。党报指导性的具体写作方法，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其中许多具体方法确实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需要重新审视。但在倒掉洗澡水时，请不要把洗澡的孩子也一起扔掉。尤其在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把指导性完全束之于计划经济的阁楼中，是及其错误的。虽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多少带有点不切实际的指手画脚，随着市场经济的运作和成熟，指导性新闻拥有更广泛的认同。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新闻，是出自自觉状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需要了解信息不是党报报道的灵魂。二、新型受众需要指导性目前，中国报纸的两极分野渐趋明朗。一类是严肃的高级报纸。中国所有的党报都属于这一类。它们以发表硬新闻和评论为主要内容，指导性是这类报纸的特点。另一类是大众化通俗报纸，周末报、晚报、都市报居于这一类，服务性、趣味性是它们的特色。从当前态势看，大众化通俗报纸发展势头正旺。90年代的周末报热、晚报热和都市报热，逼迫严肃的高级报纸相对疲软，广告、发行都相应下降、萎缩。怎样看待这些现象？受众难道不需要严肃的报纸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使得传统社会逐渐向现代社会转化，农业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转化。所有这一切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社会规模开始扩大，衍生了新型的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是新兴生产力的代表，已经或即将成为媒介的传播对象。为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受众结构发生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受众群体的平衡被打破，出现了新型的受众群体。1、决策层发生变化。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决策层以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为主体结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外企和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决策层逐渐扩展为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行业领导和外企业主、私营业主等，并且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即私营、外企常常采取社会化的存在方式，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外企业主和私营业主的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的程度也将越来越高。2、工人成分发生变化。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单一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为主体，工人是国有企业的主人翁。职工依靠企业，企业依靠政府，一脉相承；今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存在着承包、股份合作制、组建大集体等多种方式，再加上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不同的经济形式，工人的成分相对更为复杂。工人与各种非公有制企业业主一方面存在着雇佣关系，甚至在某些层面显露了原始资本累积过程中人与人关系中消极、残酷的一面。3、城市化带来的新增城市人口。改革开放激增了农村、小城镇向城市的扩充，带来了城市总人口的增长。改革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在8%左右徘徊。而到1997年末，市区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43.8%，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7.7%。所有这些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人口，诸如个体、私营工商业者、城市民工等增加了城市的流动性，形成了新的媒介受众群体。4、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受众。从1978年十一界三中全会到1998年的十五界三中全会，中国农村改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村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突破了计划经济的农村经济模式，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1997年，农村有70.4%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比1990年下降9个百分点，从事二、三业者达到18.1%和11.5%，分别比1990年提高4个和5个百分点。①但从总体来说，城乡差别、沿海地区与内陆农村地区的差别、经济差别正在影响着农民的整体结构。他们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忠实受众群和潜在发展的受众群。社会中新增长的经济形式代表了某种社会力量的崛起和社会规模的扩大，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国各社会阶层，需要媒介为他们作出指导，这种指导决不是重复历史中的某些教训，态度生硬地强行灌输，而是对指导性报道的方式进行变革。三、指导性要适应新形势多元的经济形式、新型的受众群体，以及党报为主的媒介结构，要求新闻的指导性既要占主导地位，又要适应新形势。这是因为指导性新闻的某些报道方式已经老化，非常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主要表现在：1、所有的报纸都坚持指导性，结果造成版面充斥指导性新闻，千篇一律。2、所有新闻都必须是指导性新闻，非指导性新闻不可，不为人们喜闻乐见。3、指导性新闻就是印证：从政策出发到现实中去找新闻例子，割裂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充斥大话套话。所以，指导性新闻只有改变方式，才能适应新形势。首先，新闻的指导性必须针对新型受众，新型受众的需要可以引导新闻的指导性走向前沿，而不是“泥古”。党报肩负着社会责任，对社会新增长的社会群体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沟通信息，了望环境，明了走势和趋向，是责无旁贷的。新型受众需要知识、娱乐，但更需要新闻进行指导。1994年11月至1995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受中宣部新闻调研小组委托进行了全国报纸读者调查。调查表明，我国受众在新时期的阅读兴趣已经发生了由“软”及“硬”的改变。也就是说，读者的首要阅读目的转移至阅读新闻，并且人们阅读的兴趣点普遍集中在“国内突发事件”、“国内重大人事变动”、“国家政策与法令”、“批评报道”和“揭露腐败分子”方面；而对前一段曾被“炒”得火热的报道名人、明星的新闻以及描述凶杀及性罪错的新闻则有相当多的人表示“毫无兴趣”甚至“十分反感”。②可见，人们需要了解自身所处环境的真实状态，指导性不是失去了传统的“土壤”，而是正在面临来自新世界的冲击。人们需要指导性以新的方式出现。如果不能推陈出新，只重复过去的错误，千篇一律或者割裂新闻事件的关系，就不会吸引受众。针对新型受众，就意味着报纸应当具有兼容并蓄的海量，将报纸扩大定位于新增长的社会群体的兴趣和需求之上，尊重他们并反映他们。这种工作媒介确实已经在做。为新型受众作出正确的指导，就是为这些新增长的社会群体服务，就要反映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比如，某些报纸已经设立了“外企时空”、“民营天地”、“投资指南”等专版，反映这块新阵营，也就是为新受众立言。进行深度报道，是另一种支持。触动社会中不平等的问题，惩恶扬善，激蚀扬清，提高社会的民主空气，就是在提升新的经济力量代表的社会地位。比如，媒介对某些企业克扣工人工资、无故解聘等违法现象应勇于揭露，为人民鼓与呼。其次，指导性就是要注重分析，进行多种科学、知识和信息的整合，标明路径和发展趋向，真正把握新闻的内在发展动态，而不是简单地割裂逻辑关系进行印证。目前，由于一些报纸不明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走向，对转型社会中存在的诸多现象如同瞎子摸象，不能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难免使信息传播零散、纷乱，浮于表面，令受众扼腕而叹。这也是忽略指导性所带来的不该有的现象。比如，1998年的特大洪灾引发了人们思考环境问题，全国许多地方都实行了天然林禁伐，媒介对此报道很多。然而禁伐之后对木材市场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总体趋势如何，全国木材市场以及局部林区的经济矛盾如何解决，对整体木制品市场的影响几多等等问题，很需要媒介对此作一番指导性的报道和解释。这样的指导性新闻必然牵动着整个木材行业职工、当地山民、关心环保的广大群众、消费者的利益和行为，有助于调节地区之间、市场之间、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经济关系，帮助他们释疑解惑，解决问题，不至于陷入盲目无助的境地。可惜这样的报道并不多见。1998年9月9日的《经济参考报》刊登了题为《专家细析禁伐后的木材市场》，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指导性新闻。文章借用高级工程师张世维的话，点出禁伐后的综合影响：“近期国内市场木材价格基本稳定，没有大的波动，只是进口木材价格有所上涨。禁伐的影响将在中长期内显现。”对于禁伐后产生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向，文章则说：“禁伐以后，我国将减少木材产量约1000万立方米，将使华北等地木材供给矛盾变得突出。张世维建议加快替代产业规划发展步伐和开发性进口。”木材市场的大致状况赫然在目：近期内保持稳定，并在将来主要依靠进口的趋势已经显现。这为从事木材行业的业内人士提供了指导性信息，使他们及早正视这个现实，为生产和经营或转产、生产替代性产品做好准备。“禁伐”改变了经济生活，诸如与大众木制品消费密切相关的木地板、木筷、家具甚至纸张等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但这些国内很少有媒介作出指导性的预测；同时“禁伐”也会改变以此为生的人――很多人将发生职业变迁，如何解决这些人的生活，是媒介应当正视的。对此媒介做得并不够。总之，加强分析和解释，整合零散信息，挖掘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作出正确的预测，而非简单印证，是指导性新闻面临的新选择。最后，指导性需要与服务性、可读性结合，新闻媒介才能实行从媒介本位到受众本位的转化，才能彻底改变。在市场经济下，经济形式衍生了新型的受众和新兴行业，媒介注重指导性和服务性、可读性等的结合是当务之急。这是因为，指导性新闻是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新闻，它往往从总体上把握事物产生的大背景、事实存在的性质以及事实发展的趋向等。服务性新闻则是为满足受众的需要而进行的信息服务，它包括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直接服务等；可读性则是利于提高受众的兴趣。指导性与服务性、可读性的关系，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实现结合才能优势互补。为此，要避免把指导性过分“理想化”、“普及化”，变成僵死的教条；避免把服务性看作满足受众的一切愿望，甚至满足某些甚至不良爱好、不讲原则的谄媚和迎合，而应在提高兴趣中真正对受众进行指导。总之，从空洞的宣传到注重单一事实的报道链条，再到注重综合性分析的指导性新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被称之为解释性新闻，是我国新闻报道方式所走过的轨迹，迄今人们发现，如同在航海时需要指南针一样，零碎、模糊但却真实的地理概貌很难让人辨别方向，人们需要指导性新闻，来辨别方向。四、指导性新闻对记者的要求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现代化实现过程对传统社会的冲击程度，确实给新闻媒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新闻媒介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理应为各社会群体服务，为那些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们代言，传达他们的心声，因此媒介在观念上超越陈旧的报道模式。给予受众以积极的引导和科学的指导尤为重要。这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记者须作以下的思维方式转变，才能做好指导性这个既传统又具挑战性的新课题。第一，记者应超越单一的计划经济报道模式影响下的思维方式。计划经济的模式总体特点是不看市场，不看需要，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的现状；反映在新闻实践中，就是记者因循旧有思路，无法超越计划经济框架，以陈旧的观念处理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比如，从目前的情况看，有些记者还停留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报道思路，眼前看到的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