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媒体刊文报道习仲勋长葛调查

河南媒体刊文报道：习仲勋“长葛调查”2014年04月10日05:45大河报我有话说(3,260人参与)收藏本文自动播放习远平回忆父亲习仲勋（来源：深圳卫视《正午30分》）play习远平回忆父亲习仲勋play温家宝谈习仲勋play齐心回忆习仲勋求婚play纪录片《习仲勋》习仲勋资料图。许俊文摄影(除署名外)1961年5月，习仲勋（前排左五）在河南省长葛县调研期间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影。(资料图)当地的老人们在一起聊天时会经常提起当年的事情当年毛主席视察宗寨村下车的地方立着纪念牌楼习仲勋“长葛调查”□本报记者孙斌于茂世文长葛，蕞尔小县，在郑州之南，许昌以北。就是这个小地方，1961年几乎成了“小紫光阁”：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国务院副秘书长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田方等12位中央人民政府官员组成中央工作组，于1961年4月10日至1961年8月22日，历时四个半月135天，展开调查研究。责成成立工作组前往长葛调查者：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今年4月10日，是习仲勋长驻长葛展开调查53年的日子。大河报以此与大河儿女一起，共同感恩习仲勋与我们、与我们的父母、与我们的爷爷奶奶携手闯过的那段没齿难忘、艰难困苦的饥馑年月。第一章/风起长葛宗寨村、宗寨乡、“五四”二社、宗寨生产管理区、宗寨大队、八七大队、八七村、八七居委会……年年岁岁村相似，岁岁年年名不同。几十年改革开放，沧海桑田，长葛在成长，由县到市；宗寨在变革，由村入城。长葛城郊这个普通村落的名字，也在时代大潮中不断变幻；每次变幻，都铭刻下一段共和国刻骨铭心的记忆。1958年8月7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宗寨村。1968年8月7日，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视察长葛10周年，许昌地区决定将宗寨大队更名八七大队；与此同时，决定筹建毛主席纪念馆。2009年，该馆被公布为许昌市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该馆被评为国家AA级景区。宗寨村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亦步亦趋，与时俱进着。在这里，有一群老百姓每年都会雷打不动地有那么一次，沏上一壶茶，坐下来唠唠他们的习大哥，念叨一下他的事、说一说他的好。“长葛调查”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总与这帮百姓称兄道弟：在农家，搬个小凳；在街头，寻块砖头；在田埂，或站或蹲……“我们并不是要趋炎附势，也不是要攀龙附凤。”八七村党委书记张喜安说，“我们只是在表达发自肺腑的真实情感。”百姓心中有杆秤。百姓自发纪念习仲勋“长葛调查”的活动，始于1971年元旦。此后每年，他们都会坐下来聊聊，搞个纪念。日期选在农闲时节，也没有固定在哪一天。如此循环往复，已经40多年了。1971年元旦，习仲勋还在北京卫戍区被“监护”着，甚至几年都没有见到他的夫人与孩子。习仲勋在北京受着“煎熬”，宗寨人却在长葛享受着习仲勋给他们带来的幸福。1971年元旦，时任八七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水柱在纪念习仲勋同志长葛调查10周年座谈会上说：“习仲勋长葛调查第10个年头的1970年底，我们大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粮食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年亩产达到731斤，年总产达到133万多斤，上缴国家粮食23万多斤，超额完成分配的任务。集体储备粮小麦20万斤，还建成容纳50万斤的粮食储备仓库，集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毛泽东视察长葛，习仲勋长葛调查，宗寨都是“风暴眼”。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宗寨？其实，有点儿“阴错阳差”，有点儿“张冠李戴”。其实，当初毛泽东要去视察的，是长葛县孟排村，不是宗寨村。1958年8月2日，长葛降了暴雨，桥梁被冲毁，公路被冲断。8月7日，毛主席视察长葛，车至长葛县郊宗寨村田间路口，发现几天前下的暴雨也把这儿的路面给冲坏了。于是，毛泽东下车，头戴草帽，走到了宗寨村长势不错的玉米地里、谷子地里。毛泽东要去孟排视察，缘于一个小人物的大发明。1954年，时任后河乡胜利一社(即孟排村，其后划归坡胡人民公社)支部书记马同义观察到：填平的旧井坑、壕沟和开沟的葱茬地，庄稼长得格外好。受此启发，他带领郭林奎、胡海松、胡全太等就在1.2亩的土地上搞起了深翻实验。土地深翻1尺5寸，同时与分层施肥、浇塌地水、平整土地“三结合”。之后，他们种上优良品种白马牙玉米；结果，亩产破天荒地达到1037斤。比没有深翻过的土地增产了不少。其后，他们摸索总结出一系列土地深翻法，比较系统的有：“鹞子大翻身”、“人工普遍深翻”、“前犁后套”等10多种方法。著名土壤学家熊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把这种人工普遍深翻土地法命名为“马同义深翻土地法”。马同义因此被河南省授予省级特等劳模，孟排村因此荣获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发的奖状。更要紧的是，1958年5月，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作为先进农业县代表，参加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了题为《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800斤》的大会发言。毛泽东认为：长葛人搞深翻改土，“这是一大发明”。为推动“大发明”变成大增产，毛主席进行了一系列部署：“五月讲”(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由时任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作大会发言，毛主席当即予以高度评价：“感谢河南省长葛县委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这是一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八月看”(8月7日，毛主席亲临长葛视察)，“九月号召全国干”(9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向全国发出“一定要把土地深翻好”的号召)。毋庸置疑，深翻土地是一种科学种田的方法，特别是在那个年代。但是，真理向前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更何况，深翻土地变幻而为“土地大翻身”，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那个时代，“翻身”是个热词，“翻身得解放”了什么的，一如今天的“星星”——“来自星星的你”。“运动”中，“地翻一丈深，亩产一万斤”等，不绝于耳。在宗寨玉米地里，毛主席问：“这块地翻了多深？什么时候播的种？施的什么肥料？浇了几遍水？计划打多少斤粮食？”走到该村边，毛主席再问：“这是什么村？有多少户人家？有食堂没有？”(当时该村只有一个农忙食堂)要说，这些问题不难回答。但是，脑筋转得多了，也会回答得千奇百怪，甚至荒诞离谱。“八月看”之后，长葛的庄稼提足了“精气神”，产量压也压不住地噌噌噌往上增。在长葛的引领下，河南有了个空前绝后的“大丰收”，喜报、号外像遨游太空的卫星，飘扬在云彩之上。第二章/长葛调查一、长歌当哭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58年11月、1959年2月，毛泽东主席先后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或两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一些“左”倾错误。问题是，此时，河南尽管“冒进”了，恶果却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是时，我国实行的是统购统销政策，吹牛也是要报税的。吃了苦头后，基层干群就不想再放“卫星”了。于是乎，1959年，河南开始“反右反瞒产”——基层干部说没产那么多粮食，就打你、吊你、斗你……如此这般，村村家家的粮食都被征购了。1959年7月，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本是承续两次郑州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不料想，因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风云骤变，彭德怀等一下子成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从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左”倾错误走向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于是，河南“反右反瞒产”火上再添汽油。一场悲剧，就此降临中原。问题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北京。1960年初，习仲勋副总理接到卫生部和内务部反映的情况后，不顾庐山会议掀起的全国“反右倾运动”，冒着被打倒的极大风险，立即、如实地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中央震动。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问题。带着一系列问题，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之命，率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田方等12位同志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风)典型的长葛，展开蹲点调查。习仲勋一行来到长葛，当天就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随即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3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4月11日，习仲勋带领曾一凡、侯亢和秘书张云，在张继增的陪同下，步行几里路，来到宗寨大队。时任党支部书记赵宪章、副书记刘水柱等，将习仲勋一行接进村子。起初，调查很不顺利。在赵宪章家，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有点儿尴尬：县里的干部就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习仲勋再三鼓励他们，并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责。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们这才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分分合合中，宗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公社调走825亩，817个劳力被调走356个。另外，调走粮食10万斤、树木3260棵、麦秸7万斤。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还没解捆，就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业、手工业也被“五风”全给吹走了。谁想不通或不服从，就会被“拔白旗”、“拔暮气”(揪斗)。“站起干，坐下辩；通了干，不通辩”——“大辩论”中，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汉子都撑不下去。农民、干部一个个屈服了：放弃了对土地、农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拥有权。不仅宗寨大队如此，全县都是这个样。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还向习仲勋反映：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两(十六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群众营养不良严重，145位老年人出现浮肿、中年妇女子宫下垂、小孩面如菜色。公共食堂缺燃料，烧完了树木烧农具，烧完了农具烧家具，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烧完了饲料扒民房烧木料……还有，宗寨5头耕牛被调走、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饿得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群众，为了活路，还不得不拉车、拉犁、推石磨。没有牲畜、家禽，就没有肥料。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粮食还得大减产。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饿死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五风”狂飙突进，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粮任务，说实话，就会被打成“小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此推动工作，见效自然很快，恶果却是灾难性的。还是在1961年4月11日这天，赵宪章和刘水柱等村干部，当着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的面，壮着胆子，向习仲勋反映了更为残酷的事实——1959年、1960年，和尚桥公社打死4人、逼死7人、打残11人、打伤154人、打跑外逃125人。现在，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会计，因为上报产量不浮夸、讲实话，被上边定为“机会主义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监狱里。眼下，无论干部、社员，人人自危，无心生产，谁都不敢说实话，生怕哪天自己被关到监狱里。习仲勋让秘书张云记下几个“政治犯”的名字、基本情况等。他心情沉重，回到住处，问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赵宪章他们反映的所谓政治犯，情况属实吗？张继增说：习副总理，你们中央领导在北京，对下面的情况不会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创政绩，整天放卫星、创号外，硬逼着下边虚报产量和生产数字。大部分干部唯恐挨整，一报产量，就推托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报。因为，你报亩产30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