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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教程——蒋原伦第一讲媒介文化的提出及其意义一何谓媒介文化1，媒介文化——别一种文化分类原则媒介文化概念的提出是遵循别一种文化分类原则，它强调文化的媒介呈现方式，而不是以往的分类原则，如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等等。以往的有关研究中，研究者们关注“作品”和“文本”，但很少涉及它们的媒介方式，例如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无论它是诗歌、音乐、电影还是舞蹈，或者别的什么，它们都出自同一部作品，有着共同的属性以福斯特的故事观为例，故事是高于具体的表现形式，同一个故事可以改变成戏剧电影、歌剧，甚至芭蕾舞，但是从媒介文化的立场来看，或许并不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高度抽象意义上的故事其实是以语言叙事文本为基础的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文化是观念形态的文化，似乎与媒介无关，它与具体媒介的联系只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内容寻找适合自己的外衣媒介文化的提出是承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思想谱系而来，文化不再是抽象的和观念的，而是与具体的，一定的符号媒介或物质形态相关联关于文化，人们往往关注其发展中前后承传的一面，而忽略一种新的传播技术和媒介手段的兴起，会造成其断裂于转型的另一面，当一种社会交往或信息方式被另一种社会交往和信息方式替代时，整个文化也在逐渐转换，文化的蓬勃生命力正是从这些方面显示出来（请同学们举例）2，媒介文化和我们的“世界感”媒介文化的影响力来自于大众媒体，大众媒体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早已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社会文化的构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并决定着当代人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社会文化的两层含义：a,文化是符号系统，它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因此它与传统相关联，b,文化也是人们对现实生活所作的反应，它既是人们对当下生活的阐释，同时也是一种创造性实践活动，在这一活动中，社会的新生力量在其中起比较关键的作用从以上两个方面看，大众媒体是如此地深入其间，我们已无法在与大众媒体疏离的情况下对社会文化作出单独的考察，大众媒体虽然是指19世纪以来的现代新兴媒体，和人类的整个文明史难以相比，但是由于其规模的迅速扩展，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由此产生的文化实践在构建当代社会文化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如果说19世纪30年代现代媒体刚刚兴起时，人们只是把报报纸作为一个了解社会的窗口，那么21世纪的今天，大众媒体就是人们踏入社会生活的全部渠道，舍此别无他途参见柏拉图的“洞喻理论”3，媒介文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今天的媒介文化有最广泛的受众，却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或民间文化，媒介文化是媒介技术和文化工业不断扩展的文化，是当代人文化实践的产物，与传统文化领域的联系相对薄弱大众媒体在组织大众方面的特殊感召力决定了媒介文化的魅力，媒介文化与商业的结盟决定了它的市场占有率在媒介文化时代，以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各自形成的条件和种种区分的界限正逐渐泯灭或被打破二，媒介文化研究的兴起媒介文化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概念，对媒介文化的研究意味着对当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这些方面包括当代的文化工业、侵入每一户家庭的电视节目和这些节目的制作体制、包括大众的收视行为及日积月累所产生的效果、包括广告对人们消费心理和购买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如果将媒介文化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那么这是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文本（比如网络）1，媒介文化研究兴起的契机媒介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发展而来，研究者由书斋和案头的文本研究转向社会文化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形成过程的综合性研究，并开辟了新的研究范畴，如：消费文化、生产者文本、符号消费等等a,这一转换契机是一个新的消费时代到来的缘故，即由战争中的物质贫乏到战后的相对富裕，新的消费体系的形成与商业电视的诞生恰好是同时发生的，据说“文化研究最初的目的之一就是去探讨消费社会这样一个观念，去研究人们与众多消费品之间的关系”（格雷厄姆默多克）b,另一个原因是社会阶层变迁，到60年代，英国拥有一个崭新的人文知识分子阶层，由于“个人轨迹的变化和社会历史的变迁交织在一起，以往任何单一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无法独自把握和解释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变化”，所以“跨学科研究势在必行”媒介文化的研究上承文化研究的势头而来，同时又是全球媒介环境的迅速同质化所造成，这一媒介环境使得“媒介文化”范畴的提出具有广泛性和共同的研究语境2，研究者的几种基本立场研究者由于身份和学养背景的差别，动机的各异因而是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其研究领域的，因此媒介文化或者说以往的大众文化对于不同的研究者而言是有着不同的面容，对于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而言、大众文化面目是狰狞可怕的，它们不仅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派生物，还是统治制度的帮凶；在六七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者那里，大众文化有另一副面孔，它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大众之间达成的某种默契和产物；在约翰费斯克那里，大众文化根本就不是同质的对象，它是一个各种力量混杂的复合体，这里且将研究者的立场归为三类：a,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中叶以来，所有对大众文化抱有警惕和批判态度的学说和思潮，其最初的思想和精神来源均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密切的关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首先剔除大众文化产品那层文化艺术的面纱，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中，文化产品只不过是市场上的消费品而已，因此作为一种商品，它是资本主义赚取利润的工具，而文化的商品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社会上再也没有真正的精神产品而言另外，作为商品的艺术品由于其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它不仅不能艺术品应有的读独特风格和个性，而且还由于其整齐划一的批量性生产及由此带来的强制性消费，控制着和规范着消费者的精神和文化需要，使人们失去真正的精神自由再则，大众文化还以其虚假解放的特性和反民主的本质误导消费者，使人们沉湎于“单面性”的麻木的感官享受之中，由此与人们的真实的文化需要相对立（即出自人的本性的自主的需要）作为早期大众文化批判精神的延续，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以此来描述西方跨国公司在输出多种文化和媒介产品时发挥的作用——文化侵略，是军事侵略、经济侵略之后的新战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出文化和电视产品时也输出跨国资本主义的消费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种种，跨国公司之媒介不仅“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分配资源之世界体系所必不可少的单位”，而且这些媒介创造并强化了观众的态度，使他们坚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合理性b,协调与使用的态度这一研究立场是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等继承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领导权）理论而来，认为文化霸权不是单方面形成的，而是统治和被统治双方“调停”的结果雷蒙德威廉斯提出文化是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的观念，被人们接受（对比梁漱溟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文化的范围，似乎常常是与一个语言的范围相对称，而不是与一个阶级的范围相对称”，因此将文化划为阶级的和阶层的只有极其相对的意义文化是社会成员的共同遗产，也是他们的的共同网络，对于个体来说，他只能在既成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并汲取已有的、现成的文化资源来进行文化活动，他的创造力受其所处的文化氛围的制约与影响。由此社会文化不是某一个社会阶级独自创造的或单方面给定的，而是在社会文化实践和交往中逐渐生成的，所以应该从具体的协调、互动和使用过程中，从文化的消费实践出发来给大众文化定位。这里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市场之手操纵大众文化，操纵大众的消费行为，另一方面大众在消费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大众不是一个统一体，而只是一个集合体，它没有统一意志，这就使消费实践成为一个极其生动的过程，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如费斯克就认为，作为被主宰被规训的一方，大众可以以他们的规避策略和游击战术同意识形态的主宰者相周旋，并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正如澳洲的土著对好莱坞西部片所作的相反的读解c,媒介阐释学的态度与前述两种立场不同，媒介阐释学是从各种媒介形态的功能和演变来对当代大众文化进行意义读解的麦克卢汉认为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模式，他的理论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决定论替换成媒介决定论，亦即就改造我们的生活方式而言媒介方式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鲍德里亚认为“当代媒介是将一种新型文化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这是一种置于启蒙主义理智与非理性对立之外的新文化”鲍德里亚还指出，媒介文化并不是某种价值观的单向的传播工具，传播某种现在的理念和制度文化，媒介所创造的文化是一个自我指涉符号所构成的世界，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拟仿”的世界，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仿造而来，因为“它从根本上瓦解了与实在的任何对照，把实在吸收到拟仿自身之中”，由此可以说我们的世界感和日常经验是由交往的媒介方式塑造的。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和《第二媒介时代》扩展了这一理论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技术垄断》等著作可以看成媒介阐释学的代表性著作，他以美国为例，概括地描述了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怎样被电视机的美国所取代，“阐释时代”终结于电视创造的“躲躲猫”世界，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没有人因为贫穷而舍弃电视先头部队是电报和摄影，在它们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以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息时刻的二重奏，它们善于制造“伪语境”3,媒介文化研究的若干焦点媒介文化的提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和透视的焦点，这样一些领域在以往的学科分类中是没有相应的空间的，只有在文化研究和媒介文化的范畴中才能得到拓展，另外在媒介文化的研究中，许多个别而具体的问题研究能得到进一步的整合a,传媒和权力大众媒体和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是最容易被关注的话题，因为媒介文化最惹人瞩目的就是它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孪生关系这既涉及资本的利益，更涉及资产阶级的权力，当然今天的媒介文化研究者更倾向于以葛兰西式或福柯式的权力观即“复杂的权力观念”而不是简单两分的激烈的阶级冲突关系来描述它们所谓复杂的权力观念不是只把意识形态简化为对阶级利益的维护，简化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而是要将家庭、学校传媒和社会的各种机构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和实践状况，还有“诸如性别、种族和其他意识形态的控制形式等饶有意味的现象”都包括在内加以考察霍尔认为，传媒作为一个结构有序的意识形态领域，作为一个复杂的统一体，是建立在传媒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分享的指意语汇之上的，由于这一分享，使得“观众感到他们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解码，他们故而认可了作为系统的传媒，他们接受了流行的正统性”如果用阿尔都塞的说法，就是传媒被结构在统治支配之中也许是一种必然，对统治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的关注，会诱使或者引发媒介中心主义这一观念认为，在当今社会中，大众传媒是所有权力机制中的核心机制，大众传媒将决定什么是中心是主流，什么是边缘加拿大学者克劳克和库克的生动说法：凡是没有经由电视处理的现象与人事，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利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社会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将此观点延伸，那么说电视节目的制作权和播放权将集中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之争（电影列宁在1918）b,电子媒体时代的主体性问题或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与人们对媒介文化的关注在同一历史时期内，所以电子媒体在当代社会的功能以及主体建构方面的作用会成为令人困惑又饶有兴趣的话题这里的疑问是：到底是电子媒介文化消解了所谓的现代主体呢，还是只不过提出了一种新的主体理论——即去中心化的主体理论德里达早就认为当代大众媒体以对话语的控制、操纵、颠覆或同化正在瓦解“评价的批判能力”，所以一当电脑出现，他就强调电脑书写和整合能力对作家的主体稳定性构成了威胁马克波斯特在其《信息方式》中认为，媒介的变化使我们面临着主体普遍性的去稳定化，“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不再享有物质世界中某个固定的制高点，……相反，这一主体因数据库而被多重化，被电脑化的信息传递及意义协商所消散，被电视广告去语境化……”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又从“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的角度出发，认为“第二媒介时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