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同陈向明博士等商榷侯

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同陈向明博士等商榷侯龙龙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ｒ.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ｏｆｆｅｒｓｔｗ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ｙｐｅｓ:“ｅｍｉｃ”ａｎｄ“ｅｔｉｃ”.“Ｅｍｉｃ”ｉ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ｐ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ｅ.Ｂｕ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ｗｅ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ｅｍｉｃ”ｉ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ｉｃ”ｉｎＣｈｅｎ’ｓｔｗｏｐａｐｅｒ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ｏｓｅ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ｅｆｉｎｄｉｆ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ｅｍｉｃ”ｉｓｅｘｃｅｅｄｅｄ,ｎｏｒｍ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ｌｌｂｅ“ｕｎｍａｎａｇｅａｂｌｅａｎｄｕｎ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ｉｔｗｉｌｌ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ｂｏｔｈ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Ａｓ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ａｓ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ｅｍｉｃ”ｓｕｃｈａ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ｙ,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Ｂｕｔｉｔｉｓ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ｔｈａ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ｇｉｖｅｎｔｏ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ｒ.Ａｔｌａｓｔｗ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陈向明博士自学成归国以来,一直倡导科学研究采用质的研究方法(见陈向明,1996,1997ｂ,2000)。其中,发表于1997年第1期《高等教育研究》上的《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研究》是陈博士及合作者(李文利、崔艳红和宋映泉)运用质的方法(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一篇。当笔者读完这篇文章时,却感到对“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的关系仍不清楚,而从该文获得的信息量似同一篇新闻采访及其评论。笔者不禁发问:为什么一篇运用科学方法(质的研究方法)所作的学术研究论文,得出的结果却同大众的常识差不多,仅停留在常识性、思辩性的讨论层次上?抱着这样一种好奇,笔者又反复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尝试找到一个答案。一、新闻采访还是质的研究为什么说这篇文章看起来像是一篇新闻采访呢?陈向明等(1997)说得明白,“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1)研究对象对‘素质’是如何定义的?他们如何评价一个人‘素质’的高低?(2)与文科和工科人才相比,理科人才应该具备哪些不同的素质?(3)目前综合大学课程体系的状况以及在人才素质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什么?(4)理科课程体系与人才素质培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5)如何改进现有的课程体系以适应21世纪理科人才培养的需要?”先看第(1)个问题,它同研究目的“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和课程体系的关系”有什么关联?作者大致是说因为“人才”、“素质”和“课程体系”等概念十分宽泛,很难事先对其定义作出明确的界定,所以通过访谈可以帮助明确这些概念。但是,这里要问了,既然连研究者自身都801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PageIndex=2]没有明确的“素质”概念,是不是访谈对象———北大师生对此比研究者本人要清楚呢?①要不然为什么要知道“研究对象对素质如何定义?他们如何评价一个人的‘素质’的高低”?如果不是,那么关于第(1)个问题的访谈其目的又在哪里呢?作者不会是想通过访谈找出一个关于“素质”概念的公认标准吧?其实人们的常识往往并不就是正确的,不足以作为研究者研究的出发点。笔者认为造成作者这种失误的原因是,作者研究的出发点———“人才素质”本身是一个没有被很好定义的概念,(正如作者所承认的)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因而研究的基础不能放在这里。如果一项研究的前提都是不确定的(至少不具有可操作性),那么研究结果就很成问题了。或者如作者那样,对素质和课程体系“取其广义,素质主要包括4个方面:道德素质、智能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通过文献法来界定,那么第(1)个问题就显得多余了。总之,由于作者选取了一个不具有操作性的研究前提,那么,作者不得不首先解决其研究前提的操作性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作者的处理是极不成功的。关于第(2)个问题,似乎作者仍在设法解决研究前提的问题,通过与文科、工科比较来确定理科人才素质的具体内涵。但是,作者仍在继续第(1)个问题的错误———仍想通过对北大师生的访谈来确定理科人才素质的具体内涵———似乎答案仍在北大师生们的头脑里,作者只需通过访谈收集整理即可。作者说“本研究表明:所有被访者都认为理科学生应该具有综合归纳能力、观察力、想象力、创造性思维、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理科学生不仅应该具有现代文明素质,而且应该具有管理和组织才能”。这几方面的能力难道不是工科、文科学生应该具备的吗?既然作者已经对素质划分了4个方面,就应该通过文献法,或从这4方面编制量表,对已经就业的大学生②进行考察,而不是将这样关键的问题踢给受访者,让他们来解决。第(3)个问题更叫人摸不着头脑,研究的目的是要澄清“课程体系与理科人才素质的关系”,这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只有这个理论问题解决了,我们才好为现实决策提供建议;但是眼前作者还没有触及这一研究目的,却又插进一段“综合大学课程体系的状况以及在人才素质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一现实问题,实在让人搞不清作者的用意究竟何在。第(2)、(3)个问题的访谈结果大致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部分。对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作者提了一大堆意见,但是笔者实在看不出作者建议的依据在哪里,难道是综合了访谈结果中的两方面意见吗?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提那个老问题,关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这样的课程体系问题真的是北大师生可以解答的吗?正因为作者再次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建议也仍停留在常识性的角度和思辩层面。不知作者在得出这些结论时,有没有意识到它同陈向明博士一贯主张的“质的研究”格格不入呢。(如果质的研究结果同常识性的争论、思辩结果没有什么两样,那真要人怀疑“质的研究”的科学性了)?关于人才素质培养的问题也是一样,由于作者在进行研究时,不恰当地把研究者自己的问题直接交给了被研究者(比如“素质”、“理科人才素质”的概念、“综合大学课程体系状况及人才素质培养问题”等),我们发现,研究的结果同普通的新闻采访没有什么两样,尽管陈向明等(1997)使用的是“质的研究方法”。从论文的结果看,整个研究给人以目的不明确的感觉。比如作者阐述研究结果时的901①②这里又涉及到对人才概念的界定,严格地说校园里的学生还只是“毛坯”,还不能算作人才。真正的人才应当是由社会和市场来鉴别的。有意思的是,笔者曾有机会就这一问题当面请教于陈博士,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不知道谁知道?我们就是要知道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的问题是,如果真是这样,一个研究者同一个普通的记者还有什么区别呢?难道因为这个问题是研究者研究的,它就成了学术论文而不是新闻采访了吗(注意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二者的方法上的区别,而非题材的时效性、市场需求的差别)?[PageIndex=3]4个方面:“多元价值观念的整合与冲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宽松的学术气氛与必要的指导”、“高要求与低投入的矛盾”,我们看不出它们同研究目的“课程体系与理科人才素质的关系”有什么直接联系。第(4)个问题是全文的核心,也是该文研究的目的。但其表述本身也很成问题,因为“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是否相关,二者是不是有关系,作者尚未作出解答,却提出了二者的具体关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关于这一全文核心问题的解答,作者依然求助于被访者(见研究结果的第3部分)。由人才素质竟然访谈到“培养大师”的问题,“课程体系与人才素质的关系”是一个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它同大师能不能培养出来这个特殊问题不同,这似乎又是作者研究目的不明确造成的。第(5)个问题就让人觉得荒唐了。既然几位名学者一致认为,课程体系和人才素质培养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论文中对二者是否相关的证明),那么为何还要改进现有课程体系,以适应21世纪理科人才培养的需要?!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该文草率地把研究者自己的问题(不经过任何转换就直接)交给受访者回答,以及该文多处表现出来的研究目的不明确,使整个研究结果看起来与一般的新闻采访无异。二、为什么“质的研究”作出的结果却像是新闻采访研究者的问题与交给受访者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交给受访者的问题是根据研究者问题(即研究目的)的需要,经过一定的转化设计出来的(试想一个普通的受访者都清楚的问题还需要研究吗?反过来,一个连研究者自己都不清楚的问题,普通的受访者又是如何知道的呢?①),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过程②。在研究者的问题和交给受访者的问题之间有许多的中间环节,研究者要根据受访者的回答进行整理、加工和分析,最终上升为理论,才能作出对研究者问题的解答,这是一个从下到上的的过程。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将研究者的问题直接交给受访者,将受访者的问题等同于研究者的问题这一常识性错误呢?我认为,有以下一些原因:第一,在运用“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③的分析方法建构“扎根理论”时,过于强调“文化主位”的视角。这是导致将受访者的问题等同于研究者问题的前提,当然“文化主位”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并不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一般来说,“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不同视角只是为了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访谈材料,不至于对访谈材料产生误读和误解。由于在通常情况下,研究者与受访者处在不同的“知011①②③根据陈向明(1996,1998),“文化主位”(ｅｍｉｃ)强调从单一文化内部研究团体成员的行为以及他们自己对行为的意义解释;而“文化客位”(ｅｔｉｃ)则是从文化系统外部(往往是从研究者个人所处的文化角度)对泛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分别指的是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和观点”(陈向明,2000:12)。另见金光亿(1996)“相对主义与主位、客位研究方法”的讨论,他把主位、客位看作是诠释文化的两种途径。从应用的角度来看,“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的研究方法更多地是被跨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所采用。我们认为这即便是完全从访谈材料中得出的“扎根理论”,在获取材料时也需要这样一个从上到下的过程,因为尽管“扎根理论”是“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陈向明,2000:327),但是,在收集原始资料时交给受访者的问题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也需要根据研究目的进行设计。所以,我们认为“扎根理论”也不完全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受访者的问题不同于研究者的问题,是因为研究者的“知识”不同于被研究者的“知识”,双方存在“知识不对称”所造成的。设计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让两种“知识”背景的人得以顺利交流。关于“知识”的概念参见后注。[PageIndex=4]识”环境当中①,虽然访谈材料是直接从受访者那里获得的,但是研究者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却可能非常不同。如果研究者仅仅是站在“文化客位”的立场上去理解,那么他是在使用一种外在的标准、思维方式看待被研究者的行为及他们对自己行为意义的解释。结果,访谈材料在研究者眼里很可能是不合逻辑、无法理解的,或者会错误地解读受访者的意思。这种情形在进行跨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陈向明在其博士论文《旅居者和“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中对“情感交流”和“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的区分就是这方面绝好的例证,正是从“文化客位”到“文化主位”的视角转换帮助她澄清了受访者通过“情感交流”表达的意思同她的理解(“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是截然不同的(陈向明,1998:79;194)。这也正是李亦园所说人类学研究所应持的全貌性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观察者不仅仅应该是观察者,而且应该是土著的一部分,应该以土著的观点来想问题、看问题……从它的内在逻辑看问题。”“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