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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识分子遭遇大众传媒：历史、现实与反思连水兴（湖北武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430072）内容摘要：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媒介发展史的角度，详细探究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在不同历史时期复杂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早期欧洲的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们并没有足够重视大众传媒的功能和作用；20世纪早期，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们从理论层面给予尖锐的批判；而在20世纪中叶以后，知识分子们则主动地介入大众传媒本身，并由此引发了种种争议。文章认为，只有从“媒介知识分子”转向“公共知识分子”，才是大众传媒时代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出路。关键词：知识分子大众传媒启蒙公共领域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们在大众传媒上播下思想的龙种，收获的将是龙子龙孙还是跳蚤呢？这是一个问题。——题记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已经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热门话题。中外的学者们屡屡凭自己的想象和意愿给“知识分子”加上各种各样的定语，比如普遍知识分子、特殊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等等，而当知识分子遭遇大众传媒时，随即又出现了电视知识分子、媒介知识分子等种种称谓。当然，“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到底有什么复杂费解之处，并不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关注的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知识分子有着怎样的态度，面临着怎样的选择，以及会有怎样的历史命运。一从某种程度上说，自从大众传媒诞生的那一刻起，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之间就开始了几个世纪以来纠缠不清的关系。那么，大众传媒产生于什么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根据施拉姆的观点，大众传播诞生于１５世纪４０年代至５０年代，其标志是德国工匠古登堡使用印刷机和金属活字技术，成功地印刷出了第一批油印的《圣经》，施拉姆把这个日子称为“庆祝大众传播开始的日子”。[1]其原因是“印刷是第一个能复制大量相同信息，并将其传至广大群众的巧妙技术。”[2]在此基础上，根据施拉姆的考察，现代报纸大概1605-1610年间出现在欧洲。[3]法国学者让－诺埃尔·让纳内在其著作《西方媒介史》中指出，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出现的这种类似于报纸的出版物，也被称为“小报”，刊载的主要是面向大众的消息，有真实也有虚构的。这些消息给人想象和感觉都留以深刻的印象，如水灾、地震、充斥整个时代的奇异的幻影，尤其是吸引大众的那些轰动性的案件。因此，“小报”一词往往又隐含着“假消息”的味道。让纳内引用莫里斯·维勒的话说：“理性与非理性、智慧与荒唐、罪行与惩罚、梦想与现实……这种双重性存在于社会新闻的中心，也像存在于人们心中……在广泛传阅的‘小报’中，在追求轰动效应的报刊中，以及在《现实观察》这类节目中，人们所要找的并不是使人消沉的事实真相，而是既独特又普遍的现实影像，这些影像因为充满虚构而充满了各种见解。”[4]因此，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们总是固执地偏向于用书籍来阐明和传播他们的思想，而不是采用新生的报纸报刊等大众传媒。他们宁愿聚集在一起编定一本百科全书，也不会想到办一份报纸或是杂志。甚至，他们一开始就对作为新生事物的大众传媒持批判态度，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以及孟德斯鸠等在启蒙运动中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皆是如此。让纳内在他的著作《西方媒介史》中详细描述了这些启蒙知识分子的言论。[5]伏尔泰直截了当地宣称：“报纸已成为社会的一种祸害和一种不可容忍的劫掠。”他指责报纸既不正派又轻浮：“报纸永远达不到审慎的书记那样的严肃程度。”其中就包含着长期从事写作的作家们对报纸报刊的蔑视。孟德斯鸠则在哲学小说《波斯人信札》中借郁斯贝克之口说：“有一种我们在波斯没见过的书，在这里却很流行，叫‘报纸’。懒人读这些感觉很得意。”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说：“所有的报纸都是无知者的精神食粮，是那些想不通过阅读就说话和判断的人的对策，是劳动者的祸害和他们所厌恶的东西。这些报纸从来没有刊登一句杰出人物所说的话，也不阻止一部劣等作者的拙作。”在“记者”一条中，狄德罗控诉道：“法国现在有大量报纸。有人发现写一本书的分析要比写一篇好文章容易的多，于是很多思想贫乏的人转而为此。”而卢梭的思想更为抑郁，他的批评也更为尖刻。1755年，他获悉一个在日内瓦的朋友创办了一份报纸时，给那个朋友写信：“先生们，你们这样便成为了期刊作者。我向你们保证这一计划不会令我欢欣，同样也不会令你们欢欣。我恨遗憾地看到可以建造纪念碑的人却满足于搬运材料，建筑师却变成了普通工人。一本期刊是什么？一种昙花一现的作品，既没有价值也没有用处，有知识的人都忽略去读它或是蔑视对它的阅读。它只能供妇女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自负的傻瓜们去阅读，它的命运不过是早晨在梳妆台引人注目而晚上又沉寂在衣柜里了。”显然，在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们看来，思想的分量是如此的深沉，只有类似于百科全书这样具有权威性和永久性的书籍才有资格承载和传播，使之藏于名山，传诸后世。而报纸报刊实在太过于浅薄了，它们几乎是每天随看随丢，只适合用于消遣，并不足于成为思想表达的载体。可见，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多少对低俗的大众传媒表现出一种不屑的神情，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之间的紧张关系也由此埋下了令人刻骨铭心的伏笔。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否认，还是有些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大众传媒在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其赞赏有加。比如，雅克·布里索就在《法兰西爱国者报》的发刊词中所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喋喋不休地向法兰西国民论证本报的裨益与切要，无异于对国民的侮辱。应该找到有别于小册子的另一种宣传方式来教育全体国人。这种宣传方式就是创办一份连续出版、价格低廉、形式轻松的政治轻松的政治性报纸。对于一个人口众多、不惯于读书但又没法摆脱无知和被奴役的民族来说，创办这样一份报纸是对国民进行宣传教育的理想方式。”[6]而在《西方媒介史》中，让纳内认为：“18世纪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和启蒙运动及哲学精神的发展有着直接而复杂的联系。这是报纸、‘信使’以及各种期刊的第一次飞跃发展时期，也是读报成为欧洲杰出人物的习惯和必需的时期。”[7]从现代传媒发展史上看，18世纪以后，欧美各国相继进入了廉价报纸时期。所谓的廉价报刊，指的是工业革命后各国先后出现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小报，因售价低廉而得名。[8]廉价报纸的出现使商业报纸更加兴盛，逐步成为资产阶级报业的主体，并为其向现代报业演变奠定了基础。19世纪以后，廉价报纸开始走向了企业化道路，并逐渐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这时候，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从较为乐观的角度来看待大众传媒了。比如，马克思在1843年1月1日的《莱茵河报》上写道，“（报纸）它生活在人民当中，他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体现出那种本来意义上的‘独特’方针。”1860年，黑格尔在日记中把阅读报纸称为市民阶级“早晨的礼拜”。[9]他们对以报纸为主要形态的大众传媒可以说是推崇备至。显然，从知识分子遭遇大众传媒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对大众传媒持有一种复杂的态度，甚至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看法。如果在大众传媒上播下思想的龙种，收获的将会是龙子龙孙还是跳蚤呢？对于这一问题，知识分子们往往或喜或忧，或充满疑虑，而其后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则给出了更为复杂的答案。二进入20世纪以后，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如果说在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们多少还对以早期报纸报刊为主要形态的大众传媒有所不屑的话，那么，当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大众传媒在20世纪以后迅猛发展时，知识分子们就无法再意气用事了，而是必须严肃地正视现实。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开始从学理层面对大众传媒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批判。有趣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们的论述中，新兴的广播取代了报刊报纸成为大众传媒研究的重点，其原因可能是，无线电广播是当时最具技术含量和宣传效果的媒介方式。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他们在研究“文化工业”时，就主要以广播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另外，人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的一个著名公案，即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之间的冲突，他们的研究对象也是“广播研究项目”。从媒介发展史上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利用无线电波传送声音的实验相继成功，在技术上奠定了广播诞生的基础。1920年，美国的威斯汀豪斯（又称西屋电气公司）向联邦商业部提出举办商业广播的申请，并获得商业部颁发的商业电台营业执照，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家正式成立的广播电台。到了1922年，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也相继开始正式广播。到1930年代，无线电广播几乎遍及世界。从表面上看，20世纪初广播事业的发展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逻辑，似乎并没有在哪些地方“得罪”所谓的知识分子们。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们总喜欢在他们的言论中对作为大众传媒的广播提出指责和质疑呢？或许我们从前面所提到的那个著名公案中可见一斑。1938年，为了躲避希特勒政权的迫害，阿多诺从德国来到美国纽约，接受拉扎斯菲尔德的邀请参加了“广播研究项目”，阿多诺在广播项目中的研究重点是音乐的消费和接受。但在实际研究中，阿多诺却固执地坚持他在欧洲就开始的批判态度，并对流行音乐提出了尖锐了批评。因此，阿多诺的研究也就无法获得广播研究项目的赞助者——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和广播业业主的欢心，关于广播音乐研究子项目的资助被终止了。1941年，阿多诺迁移到洛杉矶，他与拉扎斯菲尔德短暂的合作宣告结束。于是，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冲突也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冲突的经典案例。当然，在这一案例中，传播学研究中的学派冲突并非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表现。西方学界认为，“知识分子”是“创造、传播与运用文化的人”、“运用文字的人”，同时强调这并不表明知识人就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称那些疾呼正义与良心，批判政治社会的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用理性审视一切”，他们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一切有关公共利害的事业，而且这种关怀必须超越于个人(乃至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10]萨义德认为：“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11]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者们更像是技术专家，而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则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屑于为大众传媒唱颂歌，更不愿意为大众传媒效劳，他们可以忽视大众传媒带来的一切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效应，但无法容忍其引起的、或者可能带来的任何负面效应。最明显的是在德国，据说无线电台一出现，为希特勒主管宣传的戈培尔马上把无线电广播列入“每日活动的中心”，使之具有明确的倾向性，从而积极地、无条件地为希特勒政权服务。他这样宣称：“电台是种手段，它使我们能够把民族社会主义的意志向人民灌输。”到了1941年，全德国的电台多达1600多万，几乎遍布德国的所有家庭。为了进一步加强广播电台的宣传教化作用，戈培尔还在国民教育部内专门设立了管理电台的第三处，在纳粹德国存在的12年里，第三处始终为法西斯德国操纵和控制着德国人民的精神生活。[12]深受其害的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知识分子们显然对此深有体会，以至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无线电之于法西斯正如印刷术之于文艺复兴。[13]我们知道，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以犹太人居多，二战期间为了逃避德国纳粹的迫害，他们中的许多人流亡到美国。然而，这群敏感而又尖锐的知识分子们很快就意识到，在这个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里，大众传媒已经完全异化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他们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包括大众传播的资本化和商品化、大众传播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