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岳芬:雪灾中的政府与媒体作为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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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雪灾中政府与媒体作为评述——以三家地方晚报的报道为例陈岳芬【内容提要】如果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是从哲学的角度阐述风险社会危机的普遍性,那么,罗伯特·希斯的4R模式、斯蒂文·芬克的四阶段生命周期模型、威廉·班尼特为代表的战略分析理论、托马斯·伯克兰的焦点事件理论则是对危机事件的管理范式。本文借用西方危机理论,分析、评述08年初雪灾中中国政府和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互动和影响,并以三个重灾区的省会晚报:《长沙晚报》、《武汉晚报》、《合肥晚报》的报道强度和报道重点为例,解读雪灾中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机制。【关键词】雪灾危机政府媒体晚报议程设置ActionsbytheGovernmentandMediaWhenFacingthePastSnowDistater---SamplesfromThreeEveningNewspapers[Abstract]IftheGermanscholarUlrichBeckinterpretsfromphilosophicalaspectsthepopularityofriskysociety,severalotherscholarsfindtheirowntypicalmanagingpatternsindealingwithemergencies.Theyare,namely,RobertHeath’s4RMode,StevenFink’s4-periodLifecyclepattern,WilliamBenoit’sStrategicalAnalysisTheoryandThomasBirkland’sFocusingEventsTheory.ThispaperappliessuchwesterntheoriesintheefforttoanalyzetheinteractionandinfluencebetweengovernmentandmediainmanagingthecrisiswhenfacingtheSnowDisasterintheearly2008.InordertoillustratemoreindetailabouttheMassMedia’sAgendaSettingDevices,threeprovincialeveningnewspapers---ChangshaEveningNews,WuhanEveningNews,andHefeiEveningNews---arecitedassamplestoexploretheintensityanddepthintheirrespectivereporting.[Keywords]snowdisaster/crisis/government/Media/Eveningnewspaper/theagenda-setting自2008年1月中旬开始,中国南方遭遇了50年来最严重的低温雨雪灾害。灾情波及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14省、自治区、直辖市,受灾人数超过一亿,因灾死亡107人,失踪8人,直接经济损失1111亿元(2月13日民政部称),其后续影响尚难以估量。由于春节临近,雪灾与春运碰撞,引发严重的道路、交通、能源等危机,社会不稳定因素凸现,霎那间中国南方乃至整个社会面临严重的危机。处于危机管理尖端的政府和媒体被推上风尖浪口,他们的表现如何?有必要进行回顾与反思。一、突发事件与危机理论根据2007年1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界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西方学者则用危机指称之。澳大利亚学者___________________注:本文属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学科共建项目《风险社会危机信息的传播研究》部分成果,项目号:07GL02。2乌里尔·罗森塔尔(UrielRosenthal)认为,“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①危机概念中包含着四个重要因素:1、对现实社会构架的威胁性;2、时间压力即突发性和紧急性;3、事件的高度不确定性包括易变性;4、关键决策的必要性及其决策的非程序性。其中不确定性是危机最显著的特征。两相比较,“危机”概念强调其特征,“突发事件”的阐述则注重其类型。政府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当危机降临时,它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危机天然的破坏性,迫使危机管理者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面对不确定因素作出关键决策以控制事态降低损失。危机,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严峻的考验。媒体,是信息的发布平台,是社会的中间媒介和沟通渠道,是公共领域的载体。危机期间,政府需要通过媒体这个中间介质发布信息、联络各方、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并从中获取各种反馈信息;媒体则承担着监测环境、发布信息乃至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公共决策的功能。政府与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结成新型关系。西方危机理论研究始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并于60-8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其时主要聚焦于个案研究,如,1982年泰勒(Tylol)案例,1986年“挑战者号”爆炸事件,1989年埃克森(ExxonValdez)石油泄漏事件。9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模式:罗伯特·希斯(RobertHeath)从时间序列分析,提出4R模式:减少(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着眼于危机前、危机和危机后的反应和干预,可操作性较高。②与此相似的是斯蒂文·芬克(StevenFink)的阶段分析理论,他借用医学术语将危机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征兆期、发作期、延续期和痊愈期,相应地危机管理也将延续一段时期。芬克相信危机发生之前一定存在着预警信号,因而积极识别并防范可能引发危机的因素是危机管理者的工作要点。③以威廉·班尼特(WilliamBenoit)为代表的战略分析理论,着重于个人或组织的声誉,为减少负面影响、放大个人或组织声誉的需要采用一系列战略方法,并归纳为5大战略和14种战术,同样注重于操作层面。托马斯·伯克兰(Thomasbirkland)的焦点事件理论,把危机视为焦点事件,因焦点事件有极大的冲击力,会引起广泛关注,媒体参与其中并扮演重要角色,通过议程设置引起公众和政府注意,对事件的解决和促进公共政策起重要作用。伯克兰认为焦点事件具有两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常规性”焦点事件,比如飓风、龙卷风、暴风雨、地震等。第二种是“新型的事件”,它往往因为技术和社会的变化而引起,如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④上述四种理论模式各有短长,共同之处是理论建构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具有较高的实践性,且互不排斥,可融合运用。二、雪灾中政府与媒体作为08年雪灾因受灾面积广,地理位置各不相同,各地经济发展程度差别较大,爆发、蔓延和痊愈时间并不统一,如果从灾害生命周期及时间序列分析,有点勉为其难。至于威廉·班尼特(WilliamBenoit)的战略分析理论注重形象恢复,本人认为比较适应于组织(企业)危机。相比之下借用托马斯·伯克兰的焦点事件理论,同时综合运用危机周期以及战略分析理论较为适宜。雪灾系自然灾害,因自然灾害的产生非人力所能抗拒,因此人们对灾害的原因并不太重视,也不会像新型焦点事件那样要求追究事故责任人,如果处理得当,灾民无所抱怨,政府有可能因祸得福获取民众赞誉和支持。但实际操作中情形相当复杂,上述说法属于理想状态。反思雪灾中面对危机政府的作为,获得较高认同度的是最高层的亲民和务实态度,胡锦涛、温家宝深入灾区实地了解、指挥、解决问题,在记者的镜头下和文章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网民多方转帖新华社摄影记者姚大伟的博客日志《记者亲历:温总理冰雪灾区行》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温总理的赞誉,就是一个明证。但存在问题是明显的:·缺乏一个隶属政府机构序列、统筹全国危机事件的综合协调部门,造成不同部门、不3同地区之间难以协调,各部门各地区分别启动应急预案但彼此难以衔接。·缺乏可供具体操作的实施细则(管理计划),抗灾预案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影响行动效率。·政府机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发出的信息彼此矛盾,造成信息发布混乱,加重了灾情。·一些政府机构和官员反应太慢,应对灾害不力,甚或封锁相关信息,引发民怨。由于现实中我国基础建设存在诸多问题,诸如电力系统承受灾害的能力较低、铁路网不够密集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此外,社会、政治问题严峻,建国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格局,经济转型造成的大批农民工进城,户籍政策改革的滞后等诸因素合力,造成春运难题20多年无法解决。当雪灾与春运同时降临,自然灾害与社会因素扭结前行,危机骤现并随着持续的低温雨雪而渐次放大,此时,一旦一个关键环节脱节,就足以使局部问题扩展而引起整个社会系统运行的紊乱。广东并非雨雪重灾区,但因北行的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被风雪封锁,广州地区节前持票滞留的350万旅客就足以让整个广州陷入可怕的危机中。湖南彬州因电力设施被毁,停电十多天,被媒体称为“孤岛”和“黑城”,当地政府事先并没有估计到灾情的严重程度。尽管自然灾害具有相似性,大多数还是可以预告的,如98年的长江水灾,又如本次雪灾的低温寒冷是持续的而非骤发的,但当危机爆发并蔓延时,政府依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造成极大的损失。斯蒂文·芬克早就指出:“一个组织有无危机管理计划,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危机恢复时间的长短。”④危机事件中,媒体与危机管理者的最佳状态是实现良性互动。作为危机管理者的政府是媒体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媒体除了第一时间向受众传递事实真相等相关信息外,还担负监测环境包括政府作为的任务,并通过议题设置影响受众进而影响公共决策。纵观中国媒体在历次危机中的表现相当令人尴尬:一是作为喉舌而存在,聚焦于政府抗灾救灾的正面宣传,忽略、弱视灾情报道,回避存在问题和矛盾。二是重要信息被屏蔽被限制,媒体集体失语或语焉不详,远者如唐山大地震的伤亡镜头、数字,近者如SARS前期的疫情进展。三是与危机管理者矛盾重重,冲突严重,特别是在地区性危机中媒体受制于地方政府,为取得相关信息付出沉重代价。02年江西万载烟花爆炸事件就是明证,万载地方政府不惜出动警力围追堵截甚至非法拘捕记者。四是部分媒体为争夺眼球大肆渲染夸大扭曲事件真相,造成恶劣影响,万载事件中个别媒体作为难逃其咎。08年雪灾中,中国政府甚少以独立自主的方式诸如公告牌、手机短信等形式向民众直接发布灾情信息,而是经由大众媒介(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的触角伸向社会各个层面。不同类型的大众媒介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展开全方位的密集的雪灾报道。危机中政府如何从战略的高度把握和掌控媒体,媒体又是如何呼应政府的要求连缀、编织危机中的社会现实?因广播、电视信息收集困难,网络显示出不少新的特质需另文撰述,下文将从三家地方晚报入手分析报纸在危机中的表现。三、三家地方晚报雪灾报道分析本文选取受灾严重的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三省省会的3家晚报:《长沙晚报》、《武汉晚报》、《合肥晚报》春运期间(2008年1月23日至2月6日半个月)的雪灾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检索三报电子版,获得三报报道雪灾的头版篇数和头版头条(下文简称“头条”)篇数,以及头版和头条报道重点,如下表1-3⑤:表1:三报报道量一览表(单位:篇)媒体长沙晚报武汉晚报合肥晚报头版数984647头条数131074从上表数据分析,三家晚报对雪灾报道相当重视,在界定的15天中头版总数分别为98篇、46篇和47篇,平均每天发稿量最多的达6.5篇,最少的也有3篇。头条数分别为13篇、10篇和7篇。《长沙晚报》的发稿量最大,《武汉晚报》和《合肥晚报》数量相当,报道量与当地灾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雪灾报道首先从量上取胜,持续的报道彰显了媒介在雪灾中的议程设置功能。美国著名新闻学家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具有营造“拟态环境”的功能,它形成人们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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