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

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1抑郁障碍的概念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可由各种原因引起，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且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临床表现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抑郁障碍主要包括：抑郁症、恶劣心境、心因性抑郁症、脑或躯体疾病患者伴发抑郁、精神活性物质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伴发抑郁、精神病后抑郁等。抑郁症至少有10％的患者可出现躁狂发作，此时应诊断为双相障碍。2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及防治现状2.1国际抑郁障碍流行病学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已有大量报道，由于抑郁症诊断概念及分类上的意见分歧，特别是早期的研究未将单相抑郁症和双相障碍分开，故所报道的患病率和发病率数字相差甚远。1984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在其建立的流行病学调查地区(epidemiologiccatchmentarea，ECA)进行调查，发现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4.9％，恶劣心境为3.3％(Regier，1988)。1994年的另一项调查表明，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17.1％，(其中男性为12.7％，女性为21.3％)，恶劣心境为6％(Kessler，1998)。世界卫生组织(WHO,1993)的一项以15个城市为中心的全球性合作研究，调查综合医院就诊者中的心理障碍，发现患抑郁症和恶劣心境者达12.5％。在1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黎巴嫩、韩国、中国台湾等)的对38000个体的社区调查，发现各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相差悬殊，中国台湾仅为1.5％，而黎巴嫩高达19.0％；年发病率在中国台湾为0.8％，美国新泽西则为5.8％(Myra,1996)。2.2我国(包括台湾及香港)抑郁障碍流行病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精神病学界对心境障碍的诊断概念狭窄，诊断率过低。由于ICD-9及DSM-Ⅲ的问世，修订了心境障碍的诊断标准，我国精神病学界对心境障碍的诊断概念也有了新的认识。国内调查也显示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WHO(1993)的多中心全球合作研究中，上海调查表明，在综合医院内科门诊的抑郁症患病率为4.0％，恶劣心境为0.6％。台湾、香港等地华人的抑郁症患病率也较低，台湾人群中抑郁症终生患病率为1.5％(Myra，1996)，远低于其他亚洲地区(韩国2倍于台湾地区)。在对中国台湾老年抑郁症患者的23项横切面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显示，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86％，农村的抑郁症发病危险率为5.07％，高于城市的2.61％，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患病率(Chen，1999)。2.3我国抑郁障碍防治现状和任务2.3.1抑郁障碍对患者(生活质量)及社会的影响抑郁障碍可显著影响个体的心身健康、社会交往、职业能力及躯体活动。抑郁障碍患者与无抑郁障碍者相比，前者对自身总体健康状况的评价较低，躯体功能受限程度严重。评估抑郁症患者社会功能的两项为期16年的随访研究显示，有25％和11％的患者存在躯体及社会功能的减退。抑郁障碍相关的心理社会功能损害包括：不能上班，工作能力下降、婚姻不和谐以及亲子关系问题等。最重要的是，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自伤、甚至杀害亲人的危险性增高，2／3抑郁症患者曾有自杀想法与行为，15％～25％抑郁症患者最终自杀成功。自杀在青年及老年人中发生率较高，认为可能与酒精和药物滥用率的增加有关。目前研究证实，自杀死亡者中90％～93％患者死前至少符合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的诊断，其中主要是抑郁症，占全部自杀患者的50％～70％。美国的资料显示，抑郁症人群中的年自杀率为83.3／10万，它是一般人群自杀率(11.2／10万)的8倍，中国的年自杀率已达22.2／10万(1993年)，并且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3～4倍，尤其是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达40～55／10万，其中相当部分系抑郁障碍所致。国内最近的一项研究，对571例自杀死亡者做心理解剖，发现63％有精神疾病，40％为抑郁症(Dhillips，2002)。2.3.2抑郁障碍的疾病负担WHO(1993)的全球疾病负担(GBD)的合作研究，分析了1990年、并预测了2020年各国的疾病负担。发现1990年全球疾病负担的前5位排序为：下呼吸道感染、围产期疾病、腹泻、AIDS、抑郁症，抑郁症列第5位；而在15～44岁年龄组的前10位疾病中，有5项为神经精神疾病(抑郁症、自杀与自伤、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和酒／药物依赖)。全球的神经精神疾病负担中抑郁症、自杀分别为17.3％、15.9％，高居榜首；抑郁症占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的4.2，抑郁症和自杀占5.9，提示抑郁症、自杀／自伤是精神障碍中导致疾病负担损失最大的问题，应予以重视。研究还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预测从1990年至2020年中国的神经精神疾病负担将从14.2％增至15.5％，加上自杀与自伤，将从18.1％升至20.2％，占全部疾病负担的l／5。精神障碍与自杀所占疾病负担将名列第1、2位(20.2％)，而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分列第3～5位。抑郁症、自杀与自伤，以及老年痴呆的疾病负担明显增加，而抑郁症仍是精神疾病负担中的最主要问题(1990年为44％，预测2020年将为47％)。抑郁障碍具有高发病、高复发、高致残的特点，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每年抑郁障碍给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令人咋舌。美国(1994)总的健康费用中4％用于治疗抑郁障碍，高达430亿美元；其中仅90亿美元(28％)是直接医疗费用，其余340亿美元则是因患者致病或致残后所造成的各种损失。Kir培及Sorensen(1993)在英国所调查的结果显示，抑郁障碍所带来的间接损失高达30亿英镑，占总经济损失的88％.；而直接治疗的花费，如住院费、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的就诊费用及家庭看护费等，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2.3.3我们面临的任务近年来，抑郁障碍已成为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抑郁障碍如给予及时恰当的治疗，则能提高临床治愈率，但目前诊治的情况不容乐观，对抑郁障碍的总体识别率较低，尤其是在综合医院。WHO的多中心合作研究显示，15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平均为55.6％，中国上海的识别率为21％，远远低于国外水平。大多数抑郁症状并未引起患者、家属及医生的重视，大多数躯体疾病伴发的抑郁障碍被忽视，而抑郁障碍引发的自杀自伤和药物、酒精依赖问题等的治疗／干预率则更低。抑郁障碍具有高复发的特性，近期研究显示其复发率高达80％。因此临床医师要充分认识，及时予以识别和处理，提高对抑郁障碍的识别率，提供不同途径使他们得到及时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改善其预后，降低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对抑郁障碍的治疗要有针对性，自始至终、全面改善或消除抑郁的核心症状，恢复患者的社会功能(工作、学习、生活)，最大限度的减少复发。同时应提高人群对精神健康的重视意识及对精神疾病的正确认识，纠正不正确的看法，消除患者及家属的病耻感，促使患者主动就医治疗。全社会应争取不断改善抑郁障碍的防治，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及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疾病负担。3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抑郁障碍的发生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有关，在有的病例中某方面的因素对于抑郁障碍的发生起到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病例中许多因素对于抑郁障碍的发生共同产生影响。认识抑郁障碍发生的危险因素有助于开展对抑郁症的预防及做到早期识别，同时有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并判断患者的预后。应注意，抑郁障碍所具有的负性情绪往往又会促发其他精神和躯体障碍，而后者又会反过来加重抑郁症状或使抑郁障碍的治疗及预后复杂化。3.1抑郁障碍发生的危险因素3.1.1遗传因素抑郁障碍的发生与遗传素质密切有关。家系研究发现亲属同病率远高于一般人群。血缘关系越近发病一致率越高，父母兄弟子女发病一致率为12％～24％，堂兄弟姐妹为2.5％。双生子研究发现双卵双生的发病一致率12％～38％，单卵双生为69％～95％；寄养子研究发现患者的亲生父母患病率31％，养父母仅为12％，提示遗传因素起重要作用。在抑郁症患者的调查中发现大约有40％～70％的患者有遗传倾向，即大约将近或超过一半以上的患者可有抑郁症家族史。因此抑郁症患者的亲属，特别是一级亲属发生抑郁症的危险性明显高于一般人群。关于其遗传方式，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是多基因遗传。3.1.2性别因素成年女性患抑郁障碍的比例高于男性，其比例约为2：1。性别差异的原因可能与性激素的影响、男女心理社会应激的不同以及对付应激的行为模式的不同有关。女性往往较男性生活更为艰难，遇到应激事件更多，常处于负性体验之中，又缺乏有效的应付对策。另外，妇女分娩后由于内分泌的影响也容易引起抑郁障碍。3.1.3儿童期的经历儿童期的不良经历往往构成成年期发生抑郁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调查发现，以下一些经历与成年后患抑郁症关系密切：①儿童期双亲的丧亡，尤其是在学龄前期；②儿童期缺乏双亲的关爱(例如在儿童期由于父母的关系不融洽、父母分居两地、由于父母的工作或其他原因使儿童本人长期寄养在祖父母处或全托幼儿园或寄读学校等)；③儿童期受到虐待，特别是性虐待；④儿童期的其他不良经历(如长期生活于相对封闭的环境、父母过分严厉、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等)。3.1.4人格因素人格特征中具有较为明显的焦虑、强迫、冲动等特质的个体易发生抑郁障碍。具体表现为过分疑虑及谨慎，对细节、规则、条目、秩序或表格过分关注，力求完美，道德感过强，谨小慎微，过分看重工作成效而不顾乐趣和人际交往，过分拘泥于社会习俗，刻板和固执；或表现为持续和泛化的紧张感与忧虑；或在社交场合过分担心会被别人指责或拒绝；或在生活风格上有许多限制；或回避那些与人密切交往的社交或职业活动等。3.1.5心理社会环境不利的社会环境对于抑郁障碍的发生有重要影响，这些不利的环境可以归纳为：①婚姻状况。婚姻状况的不满意是发生抑郁的重要危险因素，离异或分居或丧偶的个体发生抑郁症的危险性明显高于婚姻状况良好者，其中男性更为突出；②经济状况。低经济收入家庭中的主要成员易患抑郁症；③生活事件。重大的突发或持续时间在2～3个月以上的生活事件对个体抑郁症的发生构成重要的影响。重大的生活事件如亲人死亡或失恋等情况可以作为导致抑郁障碍的直接因素。3.1.6躯体因素躯体疾病，特别是慢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或其他慢性躯体疾病可成为抑郁障碍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常见的与抑郁障碍发生相关的躯体疾病有：3.1.6.1恶性肿瘤恶性肿瘤的患者中抑郁障碍的发生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恶性肿瘤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所构成的威胁以及患病以后对患者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的影响、抗肿瘤药物的不良反应、手术治疗所致的躯体残缺或生活的不便等，均可以作为抑郁障碍的重要诱因。3.1.6.2代谢性疾病和内分泌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患者可出现心境低落、思维迟缓、动作缓慢、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精神萎靡不振、食欲下降、兴趣下降或缺乏、嗜睡等症状，与抑郁障碍相似。甲减患者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抑制尤为突出，患者的反应性、警觉性下降，严重者可以出现抑郁性木僵。糖尿病患者中最常见的精神症状是情绪低落，且糖尿病患者人群的自杀或自杀未遂的发生率是一般人群的三倍，因此糖尿病是抑郁障碍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在糖尿病患者中所观察到的心境低落有两种情况，一是表现出有心境低落，但不符合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心境低落对患者的心理及生理影响不大；二是心境低落及相关症状对患者的心理社会功能构成明显的影响，符合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糖尿病患者容易发生抑郁障碍主要原因为：①糖尿病相关的饮食限制、增加的自我护理工作量给患者生活带来诸多不便；②患者对可能出现的躯体脏器的损害和并发症过分担心；③糖尿病造成的躯体脏器损害；④糖尿病的某些病理生理改变容易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包括血糖紊乱和神经内分泌的异常。3.1.6.3心血管疾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均可作为产生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部分患者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