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东乱局及根源看待中国局势

从中东乱局及根源看待中国局势2010年底起于突尼斯、2011年以来迅速扩散的北非、中东动荡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其发生的根源、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对中国的启示及中国的应对也是目前我国政界、学界集中探讨的热点问题。当前中东变局的深层根源是什么?骨牌效应会扩散到哪里?会不会改变中东政治力量对比甚至重塑中东战略格局?会不会影响全球战略态势?中东变局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与战略影响如何?中国从中东变局的发生根源及其影响中可得到些什么启示?正当人们准备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时候，社会动荡却突然在阿拉伯世界爆发并蔓延开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人们反腐败、反专制的政治诉求，还是由于“脸谱”、“推特”等新技术的出现，或者是因为维基解密提供的消息？毫无疑问，一个复杂的社会运动一定有复杂的原因。政府官员腐败与失误，是导致突尼斯大学生小贩自杀的直接原因；信息新技术也确实改变了政治动员的模式，导致了全新的抗争形态。然而，这肯定不是引发社会动荡的全部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席卷大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其实是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深化的表现。它标志着此次危机已经冲破金融和经济范畴，进入更加凶险的社会领域。全球危机导致失业率长期高企，减少了欧洲人的度假，使依赖欧洲旅客的突尼斯经济像沙滩上的房子摇摇欲坠。加之大量失业打工者回到本土，给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经济和社会以难以承受的冲击。在同样背景下，依赖旅游业和外出人员收入的埃及，也在劫难逃。这次金融危机自2007年底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地带爆发后，就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从核心区向外扩散，先是经金融货币渠道传导，引起冰岛破产、迪拜危机、东南欧震荡，然后开始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工作时间延长，社会抗议活动越来越多。链条总是从最薄弱环节开始断裂。在现行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下，高度依赖经济景气的旅游业显然是最弱的环节。突尼斯和埃及的依附型经济的基础，在全球危机下表现得尤为脆弱。一旦国家的经济基础垮掉，建立在其上的社会和各种上层建筑，也将不可避免地坍塌。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是“依附论”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西方国家处于体系的中心，支配着“边缘”国家；边缘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均具有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导致世界性的不平等，平时南方国家的依附型经济向中心国家输送大量利润，在危机时期，依附型国家就成为最早遭殃并受挫最重的国家。如果有必要，西方国家当然会转嫁危机。据悉，动乱的避险需求已经推高美元汇率，使美元开始呈现升势。目前，社会动荡正在向产油国家蔓延。许多舆论把关注的焦点引向社会治理的模式：民主或不民主。实际上，国王和酋长的国家还算稳定，而动乱往往发生在所谓民主转型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不仅经济上依附于外部，在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上也同样呈现出更强烈的依附性色彩———按照西方的所谓主流话语和理念解释自己国家面对的问题。这自然无法为南方国家在危机中找到一条摆脱冲击的道路。看起来富甲天下的资源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其实也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同样是依附型经济。因为作为国家命脉的大宗商品价格，仍操纵在掌控着各大交易所的金融资本手里。是把石油等商品炒上云端，还是打入深渊，全看国际金融资本赢利的需要。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大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波次，是全球金融危机向全球社会危机传导的体现。由于现行世界经济体系内在的不合理、不均衡，使处于危机中的发达国家易于向南方国家转嫁危机。为掩盖这不道德的转嫁机制和转嫁行动，几乎所有西方评论家都指向发生动荡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的内部，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现行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类似批评指向的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道理是一样的。约瑟夫•奈在此次动荡中有了新发现：在信息时代，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或非国家组织）。看来，我们也要学会把发生动荡的道理说清楚的本领。不能让有嘴的苍蝇既能吸吮叮食，又拥有话语权，而每次倒霉的都是被叮的鸡蛋给我们的启示：一是国不能弱，落后就要挨打。二是独裁不得人心，必须搞好适合自己国家的民主，让更多的人参政、议政。三是国家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安宁。必须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国民应当为了自己的国家富强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四是西方列强国家都是无耻国家。尤其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像对待中东北非的阿富汗、伊朗、利比亚、也门等都是这样。必欲置之而后快。中东、北非局势动荡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否仍将持续，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是否将成为美国考虑的下一目标，还有待密切关注。但不久前我国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互联网煽动国内居民非法聚集，妄图引发“街头政治”，不能不说是个别人企图把乱局引向中国的一种尝试，对此我们应十分清醒、高度警惕。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证明，西方列强总想把地大物博的中国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中，一个自主、强大的中国永远是历朝历代各族人民的企盼。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与发展，正朝着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奋进，对此我们应十分珍惜，自觉维护来之不易的和谐与稳定政治地震和地理地震让利比亚和日本都一时成为不宜进入和不可居住的危乱之邦，各国发出警告，建议本国国民不要前往旅游，正好印证了孔子的观点。和过去相比，不要说和孔子时代比，就是和这轮全球化之前的世界比，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在全球化世界生存的国家、公司、团体和个人来说，如果要从利比亚和日本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话，那么就要认真地研究到底怎样降低全球化的风险，以及一旦危机发生，到底如何规避，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生命财富的损失？面对利比亚危机，中国政府果断决定，大举、成功撤出在利比亚工作的3万多同胞，世界为之侧目。但是，当利比亚内战和西方盟军军事干涉利比亚之际，中国也开始计算在利比亚的损失。如果损失仅限于商业利益，不管数额多高，总是不要紧。问题在于，利比亚事件的中国撤退，具有严重的警醒之指标意义。不顾或者欠考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重大潜在政治、安全危险和危机，而有点鲁莽地大举商业进入，包括长期巨额投资，看来是要欠战略考虑的。西方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评论也不是全部是尖酸刻薄，其中有一些经验之谈和劝诫之语。比如，一些西方研究中非关系的专家多次指出，中国并不会因为来自发展中世界，奉行不同于西方的外交政策，就在非洲有安全免疫力。西方公司和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挫折和打击，中国也将遇到。外来势力要在非洲大陆站住脚，不是那么容易的。中国真正与非洲接触的大规模历史，尤其是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依存，是最近50年，更确切说是过去十多年的故事。而欧洲人和西方人则不同，从罪恶的奴隶贸易开始，经过对非洲各方面的殖民，再到“非殖民化”和新的援助关系确立，却经历了500年的历史。一个是500年，一个则是50年，不管中国外交政策和对非政策如何站立在道义的高点（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支持他们走自己选择的而非外来势力强加的道路），只有50年的接触，中国对非洲的体验、知识，还是欠缺的、稚嫩的。在有些方面，有必要向欧美人学习关于非洲的知识，以及如何与非洲更好地打交道。中国需要牢记我们的古老哲学“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更需要从当下的国际挫折中总结教训，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