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新时期文学思潮与运动

第六章“新时期”文学思潮与运动第一节“新时期”初文学界的思想解放潮流一、“新时期”文学的概念1976年，“四人帮”的垮台宣告了“文革”的结束，人们把这个历史的新阶段称为“新时期”，文学也沿用了这个社会政治层面的概念。人们习惯上把1976年10月以后的文学，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二、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概况1978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因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85年以前，属于新时期文学的发轫期；1985年以后，则可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的加速期。1985年之前以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解放”为主，文学界呼唤“现实主义”的“传统”；而1985年之后，则逐渐走向泛文化性的文化热，发生于这一年的两个重要的文学潮流：一是所谓文学的“寻根”，和由此产生的“寻根文学”。另一是“现代派”的文学潮流。三、文学界的思想大解放1.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批《纪要》，清流毒，平冤案。拨乱反正是思想解放的内容之一，最初两年，文艺界集中批判“四人帮”的阴谋文艺与文艺黑线专政。2.1979年1月，陈恭敏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979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3.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和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明确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双百”方针作为新时期文艺的基本方向和政策，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使文艺从政治的附庸地位解脱出来，完成了新时期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转折。第二节现实主义的复归与深化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在这些创作潮流中得到了回归与拓展。“伤痕文学”以1977年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为发端，它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真正开端，同时标志着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的复归。一、“伤痕文学”：“文革”创伤的集体言说1.界定：“伤痕文学”是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率先以勇敢的不妥协的姿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文学，集中揭示了十年浩劫给人们的肉体和精神所造成的累累伤痕。1978年9月2日，《文艺报》召开座谈会，讨论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伤痕文学”的提法开始流传。2.“伤痕文学”思想内容上的基本特点：（1）否定文革。（2）反个人崇拜。题材范围：暴露文革时期生活。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非人化”，使人不成其为人，是反人道的。《班主任》最早提出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对戕害青少年心灵的极左路线的清算问题。3.“伤痕文学”的主要成就：（1）思想上，把人道主义灌注到中国当代文学当中，维护人的尊严、人格，人尊重人，人理解人。卢新华《伤痕》中母女之情被各自的社会地位所割裂，终生的悔恨。小说在对摧残人性的政治势力悲愤指控的同时，不经意间抵达了对人性苦难的关怀。（2）艺术上，将新的审美特质赋予文学：一是批判性，二是美学上的悲剧性。4.“伤痕文学”的局限：伤痕文学从总体上说是长期郁积的情绪渲泄，对文革的批判主要还停留在感性的层次上。对文革的社会历史根源、文化根源和思想根源缺乏深入思考，主要是在控诉，在表现方法上比较直露，艺术上比较粗糙。二、反思文学：当代历史的纵深反思“文革”以后的痛定思痛，灾难为什么发生？酿成民族悲剧的原因何在？人们纷纷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历史，开始反思历史。1.定义：是新时期之初出现的对于民族灾难从历史与哲学的角度进行反思的作品，是对建国30多年来社会发展中的迂回曲折、明暗进退的远因前源进行冷静思索、重新审视的创作潮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潮流的一个深化。2.兴起：1979年上半年根据题材领域的变化判断得出，可以说反思文学撕开了以往作家粉饰掉的一部分真实的社会生活，它的兴起与作家队伍也有关系，作家大都是五六十年代以前成名，并体验过建国以前的生活，“复出作家群”是其主干，王蒙、张贤亮、茹志鹃等。（1）建国以来政治经济生活中各种运动和左的思潮对人们生活和命运的影响。不断突破禁区，写出了左的思潮在社会生活水平中的滋生蔓延。如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等。（2）揭示了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在人们精神上的烙印，揭示了其对人们生活的翘然干预。如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韩少功《西望茅草地》。3.“反思文学”的主要内容（3）对党和人民的关系的反思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如王蒙《蝴蝶》、《悠悠寸草心》，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4）对扭曲的人格或不健全的文化心理及“国民性”的剖析和针砭，如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陆文夫“小巷人物志”系列《美食家》、《井》。4.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区别：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1）内容上，文革/建国30年以至更早的革命历史时期；（2）情感上，情感性宣泄/冷静的理性思考；（3）表现方式上，单一的政治批判/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的全面反省。5.“反思文学”的思想艺术成就及意义（1）把理性批判精神注入了文学，所涉及的问题即是政治批判又超越了政治批判，使之更加理智、冷静；（2）在题材方面大大扩展了文学的艺术视野；（3）促使文学的艺术结构和表现手法发生变化（大跨度的时间转换、主客观的交织，引进西方意识流和蒙太奇手法）。三、改革文学：时代主题的感应与张扬1.界定：改革文学是于70年代末开始初露端倪，80年代初蔚为高潮，反映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的变革与冲突的文学创作潮流，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城市和乡村的改革。2.兴起：蒋子龙1979年初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改革小说浪潮中，蒋子龙、高晓声、路遥的创作比较有代表性。“改革文学”既切合对于创作贴紧现实，与社会生活同步的要求，又能平衡对于“伤痕”揭发在创作上的比重，因而受到指导创作的部门的重视、提倡。3.改革文学的特点：一是热忱呼唤改革，努力跟上时代步伐，对改革的进程作了及时迅捷的和持续的反映与描写。二是力图整体地反映变革中的时代、社会与人，真切地描绘出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三是改革文学创造了一批以改革家、开拓者为中心的当代英雄，此外还通过对各色人物的创作表现了改革背景下的各种心态世相。4.评价：改革文学的成就没有反思文学高，有“急就章”的现象，作家情绪上比较浮躁。主要问题和缺点：一，矛盾冲突简单化；二，人物塑造理想化；三，艺术构思雷同化。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归上表现出了共同的特点：首先在题材禁区的突破上。在爱情题材、悲剧题材等方面的突破都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其次，现实主义的回归也带来了审美意识的转变，因为现代主义的引入使作家们开始运用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手法，他们探索“意识流”，追求含蓄，努力创造意象，运用象征、黑色幽默、荒诞等表现手法，以开放的思维方式与审美选择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使现实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第三节80年代后期的小说在80年代中后期，小说创作出现了另外一些潮流，比较重要的有发生于中期的“文学寻根”和80年代末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等。一、浪漫的叩问——寻根文学（一）“寻根文学”：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说。它通过对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以及人民生活得描写，试图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以发现民族古老文化中带有生命力的根须和病态的根须，目的是重铸民族精神。寻根文学的首倡者韩少功曾说：“寻根文学”是一个先有旗号后有创作，先后理论，后后实践的有意为之的文艺流派。这一思潮的倡导者和创作者是一批新时期的新锐作家，包括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郑义、郑万隆、阿城、李杭育等人。（二）寻根文学是当代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文学，将新时期的现实主义独尊地位打破，但寻根文学又不能完全等同于浪漫主义。1.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是高度发展了的个性以绝对的、不受羁绊的精神自由同历史与现实进展相抗衡的产物，是现代人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我们可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2.浪漫主义的特色：它是一种“反现代”、“反历史”的精神冲动，这种精神冲动大体上表现出一种“返回”、“回归”传统的特征，简单说就是希望找回传统中的优点以克服现代社会的弊端，在传统中寻找与现代人的堕落、萎靡相抗衡的东西。（三）寻根文学缘起：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美学表现张承志《黑骏马》，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郑义《远村》、《老井》，莫言的“红高粱系列”，阿城的“三王”系列，邓刚的“海鲜味儿”小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以及韩少功、何立伟、聂鑫森、刘舰平等“湘军”集群的作品，这些作品与伤痕、反思、改革等无联系，与政治无瓜葛，因而人们需开拓一个新视野——文化。1.寻根文学兴起原因：A.寻根文学虽有别于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但又是两者合乎逻辑的发展。由反思文学来看，它标志着文学视野由政治层面转向文化层面；由改革文学来看，寻根文学不过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现代与传统相撞击所产生的一个回声。B.它是对西方现代派的反拨。C.受拉美“文学爆炸”影响。2.“返回意向”：新时期浪漫主义精神溯源浪漫主义总是起于对既存现实的怀疑和不满，因此西方有些批评家径直把浪漫主义界定为“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逃向哪里？不是未来，而是作家们回忆和想象中的往昔——童年、青春、故土、旧地……80年代以来在中国作家中普遍生成的“返回”意向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⑴知青作家的“返回青春”意向“返回青春”的意向是知青文学跨出了“伤痕文学”之后的一个陡转：大批知青忽然如此强烈而执着地怀恋起曾被自己诅咒过千百回、付出千辛万苦才得以离开的那片土地。张承志《绿夜》、《黑骏马》，孔捷生《南方的岸》、《那过去了的……》，梁晓声《雪城》，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知青文学中的这一陡转与其说是现实描写的深化，不如说是精神性的折返，即所谓“返回”是理想的而非现实的选择，是人生历程的情感体验而非社会历史的理性剖析。“返回青春”是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寻找对自我人生价值的重审和对自我精神信念的质询，所以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同更年轻的一代作家相比，知青作家更能坚守自己的精神信念和价值立场以对抗平庸现实和世俗人生。“返回青春”的陡转，改变了新时期之初知青文学的伤感、艾怨、愤懑的情绪基调，一种清新而有力度的亮色使知青文学从伤痕文学中蝉蜕出来，从啼哭呼号的童年期进入了理想张扬的青春期。代表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莫言、张炜等。凭着对变革故土和变革自我的热切愿望，这些作家大多都积极地投入过反思文学或改革文学，如路遥轰动一时的《人生》，贾平凹也从80年代初的写阴暗面转向写光明的改革和艰涩的反思，如《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张炜的秋天系列自不必说，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中也融进了反思和改革的味道。⑵乡土作家的“返回故土”意向对城市的疏离感使不少乡土作家在主观感受上由当时的“逃离”农村变成了“被抛于”城市。即使城市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地位，但来自农村的“根性”非但没有使他们认同于城市和城里人，反倒是在城市的喧嚣、拥塞、冷漠和陌生的反照下，更衬出故土的淳朴、厚道、健旺和温馨。现代城市人的身份获得使得他们不再被子缚于乡村阴暗的一面，他们得以对农村实行超越性的观照与体验。乡村生活在过滤掉那些置身于其中的现实重负后，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其自由自在、放荡不羁与城市生活的精神负累形成强烈的反差。由于这种感受和体验的形成，他们不能容忍城里人的优越感，包括他们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写农村的痛苦和诗意。“返回故土”的意向是由“被抛”于城市的疏离感、孤独感所激发起来的，换言之，它是乡土作家移居城市后的精神缺失的一种代偿方式。乡土作家共同的心理轨迹：当他们得到了在故土得不到而在城市可以获取的那些东西后，便愈加追念那些来到城市后丧失了而在故土则可以使他们感到满足的东西，如自然的清新、身心的自由、人伦的温馨、道德的纯朴等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