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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增长的概念企业层面：内生增长指的是企业通过增加产量和提高销售额所实现的增长率。内生增长不包括任何由接管、收购或合并而获得的利润或增长。接管、收购或合并不能在企业内部产生利润，因此不属于内生增长的范畴。内生增长反映了企业核心业务的真实增长，能很好地体现管理层运用企业内部资源提高利润的水平。内生增长指标还可验证企业经理人是否运用了其技能来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宏观层面：内生增长，就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技术、知识、制度等非经济变量提高到与资本、劳动、收入等经济变量同等的地位，克服单一要素导致的回报递减，形成要素回报的递增，最终实现经济持续的增长。内生增长在实践中表现为通过“边干边学”、技术扩散、贸易拉动、宏观调控等方式，形成创新机制，提高经济体整体的创新能力和持续增长能力。科学、全面地认识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不仅关乎我国经济的中长期走向，而且对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内生增长与传统发展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当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研究中，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在政策选择上一般是通过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将发达国家的成功解读为工业化的结果，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出现了追求工业化、片面地认为促进和发展工业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倾向，或者说，将工业化简单地等同于制造业的现代化。这样，就使得对资本积累的重视成为了经济学术界、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共识。被广大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最重要的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1951年联合国在《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就特别强调资本积累的必要性，指出：“在大多数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里，净资本的形成在国内至少是国民收入的10%，实际上有些国家还要高得多。相反，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中，即使包括外国投资，净资本的形成不足国民收入的5%，……如何提高资本的形成率便成为当务之急”。“起飞”理论的创立者罗斯托，通过对发达国家工业增长不同阶段的分析，强调了主导部门投资的重要性，这种观点至今仍被广泛认同，并且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决策和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遵循着发达国家的“经验”，动员有限的资源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投资展开的现代化努力，不仅没有迅速地改善经济结构和实现工业化，反而逐渐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地产生和强化了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因此，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和路径的重新寻找，成为发展中国家摆脱发展困境的首要选择。深圳前海首华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是经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深圳市交易场所监督管理联席会议批准成立。交易中心立足深圳前海自贸区，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打造要素平台”为发展宗旨。深圳前海首华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将为您准备更多的相关金融资料供您学习参考，同时也希望能对您产生帮助，感谢您的学习。显然，传统的发展观给予我们的是基于资本作用的理论解释，在实践上的大规模的物质资本的积累，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了“贫困循环”的陷阱。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制度等要素被看作是外生的，也就是说，技术和制度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二者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对技术和制度没有影响。由于技术和制度被当作是外生因素，单纯用资本作用难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尤其是经济的长期增长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唯资本论”排除了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匮乏背景下实现增长的内在努力的可能性，要么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出口国，要么成为发达国家资本的投资国，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就不能实现增长和发展，这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诉求相悖。内生增长理论克服了这一缺陷，认为技术和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而传统的增长来源(实物投资及人力投资等)都是作为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伴随物来发挥作用。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如果没有以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等为形式的持续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将最终停止。因此，当前流行的内生增长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于现代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按照菲利普·阿吉翁的说法：“内生增长的目的，就是理解技术知识与各种经济和社会结构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如何导致经济增长。”这就为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技术与制度创新的新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内生增长的中国式探索内生增长理论对于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对于解释落后国家的发展困境，这一理论仍然有缺陷。一般而言，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大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扩散的速度加快，落后国家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知识和技术;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长期的投资，也在加速着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但是，落后国家并没有因为知识和技术的获得而迅速发展起来。因此，探索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不能简单地搬用对发达国家进行经验解释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比发达国家要复杂得多。由于发展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技术等方面处于劣势，在经济落后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也对经济增长起着约束作用。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借鉴内生增长理论，就必须不仅从技术创新入手，还要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将制度因素内生化。早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就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可以看作是对过去注重投资规模和速度，忽视投资质量的增长方式的纠偏。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可以看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在经济增长问题上，始终强调了技术进步在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但是，旧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旧的体制观念的强大惯性，追求GDP增长速度的强烈政策诉求，使得外延式的粗放增长方式得以持续，内涵式的集约经营成效不明显，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未能有效显现。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调“经济体制转变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这是在我国对经济增长进行规划的过程中，第一次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整合考虑，并且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统一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提出完成“十五”计划，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有赖于在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进一步明确指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我国在“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2005年10月，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再次强调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阶段性特征，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到“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的高度，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命题呼之欲出。内生增长的政策指向中央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针下提出内生增长的命题，实际上正是契合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和经济积累日益坚实的基础上，已经可以开始实现由资本推动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变为以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为新动力的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革命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