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国现代文化生活的影响

中国古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国现代文化生活的影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长期的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有着惊人的辉煌历史，并处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世界最前列。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不仅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东方各国乃至西方各国科技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各分支中，未被近现代科学所融汇，且至今仍有强烈生命力的，唯有传统的中国医药学。其所以能够如此，原因之一是它拥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即形成为一个完善的科学体系。中国古代科学的其它分支，虽然也各具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可说是各有体系，但与中医药学相比较，都不如它那么完整和完善。一、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医中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我国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医学的发展都作过巨大的贡献。早在公元前二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的成书，就确立了中国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药的诊疗实践。中医药学体系是以中国古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其间的关系，并将生理、病理、诊断、用药、治疗、预防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观念和独特的理论，作为医药学的基础。其内容包括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的生理、病理学；以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诊断，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进行归纳治疗的一整套临床诊断和辨证施治的治疗学；以寒、热、温、凉“四气”和酸、甘、苦、辛、咸“五味”来概括药物性能的药物学；以“君臣佐使”、“七情和合”进行药物配伍的方剂学；以经络、腧穴学说为主要内容的针灸治疗学；此外还有推拿、气功、导引等独特的治疗方法。经历代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二、中医的基础子桓经收集整理总结的《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它总结了秦汉战国及春秋以前许多医家的经验和医学成就，体现了周秦时代的医学特点，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发展的基础。《内经》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内容包括藏象、经络、病机、诊法、辩证、治则及针灸和汤液治疗等等。《难经》是一部堪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藉，成书于汉代之前，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补充了《内经》中的不足，与《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从世界医药学史的角度看，中医药学不但体系独特，而且有着一系列卓越的贡献。三、医学理论在医学理论方面，中医药学虽然以人体为对象，但是它把人体看作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体，而是把人体放在自然界整体运动和广阔的动态平衡之中来进行研究。因此，在其病理学说中，非常重视疾病与人体自身精神状态、生活状态以及外部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关系。在临床治疗中，它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即把握住疾病的原因和本质，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辨证施治。同时，它又把人体本身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简单、孤立地研究疾病的症候，而是把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全面的考察。在用药方面，它讲究药物配伍的原则，即根据每个病人虚、实、寒、热的特性，因人施药，并注意主治药物和辅助性药物的配伍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即使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来加以考察，亦是非常深刻和具有积极意义的。四、诊断方法脉诊，是中医药学上一项独特的诊断方法。据《史记》记载，战国时的扁鹊已能通过脉诊确定病人的病情，然后对症下药，反映了当时已掌握了脉诊的方法。从此，脉诊成为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脉诊的应用表明，中国古代的医生已掌握了脉象与身体各部分的关系的知识，亦即关于心脏、血液与血管的关系，血流速度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呼吸和脉搏频率的关系等解剖生理学的知识。现代医学表明，脉搏是循环机能的综合表现，脉象因循环系统的情况改变而不同。而且，由于循环系统与身体各内脏都有关联，组织代谢的任何变化，都会给血液循环以一定影响，机体的重要疾病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循环系统的功能。因此，尽管中国古代脉诊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却是有着科学依据的。中国的脉诊很早就传到国外，除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国外，大约在十世纪时已传至阿拉伯，十七世纪时传至欧洲，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五、治疗方法针灸是中国独创性的一种治疗方法，其特点是在病人身体的一定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烧灼局部位置，以达到治病的目的。这一疗法大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古人就有了用砭石治病的经验，以后发展为针炙。周代以后逐渐形成为一项专门的治疗方法。针灸疗法的理论基础是经络学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代古医籍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帛书，反映了当时经络学说已基本确立。《内经》和《难经》中详细记载了人身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和全身脉络、腧穴以及它们的分布循行与针疗、刺法、刺禁、炙法、炙禁等具体内容，并高度评价了经络的“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的重要作用，对中国医学和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丰富的经验累积，到西晋时，由皇甫谧进行了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写出了我国现存最早有系统的针炙专书──《针炙甲乙经》，促进了我国针炙医学的发展。由于针灸疗法简便易行，经济实用，适应症广，治疗效果比较迅速和显着，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身体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又可协同其它疗法进行综合治疗，因此深受人们的欢迎。针灸疗法早在汉唐时就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宋元后又相继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近些年来，针刺麻醉的问世，更震撼了国际医学界，并已传至国外，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故外国学者多称誉中国为“针炙的祖国”。六、外科学在外科学方面，与西医只重视局部和体表的医治方法不同，中医坚持了整体的观念，既重视体表疾患的局部表现，更重视患者机体的内在变化；既重视手术、手法的治疗，更重视机体抗病能力的增强。这一思想，在骨科治疗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不仅注意了局部的处理，而且强调适当的活动和功能锻炼，同时配合活血化瘀和调理脏腑功能的药物，收到了良好的疗效。外科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包括：最早研究和描述人体的解剖结构：关于人体解剖，在古医书《内经》中有过生动而丰富的叙述。如《灵枢·经水》说：“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剖而视之”。并对五脏六腑的形态、大小、重量，脉络的长短、走向，血液的清浊和闭管循环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且与现代解剖学的观察大致相符。北宋时的“欧希范五脏图”对心、肝、肾等内脏及大网膜的描述基本正确；“存真图”对胸腔内脏结构及消化、泌尿、生殖系统等，均有颇详细的记述，且多为后世所采用。我国在十一世纪时，解剖学仍是比较先进的。但在西方医学中，人体解剖学一般都发展得比较晚，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前多为对动物的解剖，很少有对人体解剖的研究，故我国的人体解剖学较国外至少要早十六个世纪。最先使用麻醉药物进行腹腔手术：麻醉药物的发明，是中医外科的又一重大成就。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医华佗，在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下的剖腹手术。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据现代研究，它可能与宋代窦材《扁鹊心书》、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睡圣散、草乌散、蒙汗药相类似。这些方子的主要药物成份是曼陀罗花，具有麻醉作用。即使不算华佗的麻沸散，宋、元、明三代所用的麻醉药也是世界最早的发明。国外直至1805年，日本的华冈青州方使用以蔓陀罗花为主的麻醉剂，被誉为世界外科学麻醉史上的首创，实际上比中国要晚得多。七、免疫学中国还是免疫学的发祥地，免疫思想很早就已萌发。公元四世纪初，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记有“疗猘犬咬人方”，即当人被狂犬咬伤后，把咬人的狂犬杀掉，取狂犬的脑子敷贴于伤口上，以防治狂犬病。十九世纪时法国著名医学家巴斯德（LouisPasteur，1822—1895年）防治狂犬病的疗法，也是基于利用狂犬的病毒以增强免疫力。隋代的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又指出，服用“沙虱”（恙虫幼虫，形似小红蜘蛛，可传播恙虫病）研成的细末，可治疗恙虫病。国外直至本世纪初，才在感染该病毒的鼠类中获得病原，制成疫苗。中国古代在免疫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关于天花的防治，发明了人痘接种法。种痘法发明于何时，现说法不一，有说是始于宋代的，有说是始于明代的，但至迟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已经使用，则是无疑的。大约在十七世纪末，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到俄国，继之又传入欧洲，对保护儿童的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元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EdwardJenner，1749—1823年）发明牛痘接种法后，方逐渐代替了人痘接种法。八、著作成就中医，自古远的夏商开始问世，一直延续至今，取得重大成就，成为神州大地灿烂古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更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商和西周时期，已有较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在甲骨文中所见的疾病有数十种。战国时期我国医学就有很高成就,有了医学分科。战国时的扁鹊，创造了四诊法，成为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位伟大的医学家。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早期成就，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东汉末年的张仲景编写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华佗发明的麻醉药也给中医带来巨大发展。唐朝杰出医学家孙思邈（581--682）著的《千金方》，记录了八百多个药方，全面总结历代和当时的医药学成果，颇具创见。明朝的李时珍用了27年的时间，对中国古代医学进行了一次完美的总结，写成巨著《本草纲目》除了之外，在中国医学还有诸如种痘、司法检验及营养疗法等领域的创见和成就，也列居世界之显位。故有人说：中国除了“四大发明”外，中医药应是对世界的第五大贡献。从医学发展史和现状看，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九、对现代中医学教育的启示首先，重视人文教育。医学不仅仅是一门自然科学，医学关注的不仅仅是疾病本身，医疗活动背后还具有文化、政治、经济、伦理等各种社会因素，疾病也不仅是身体的疾病，而是致病因子使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和环境因素参与的结果。这就要求临床医师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外，还应深厚的人文素质底蕴，具备关注人类生存价值与精神的能力，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优良的医疗服务。因此现代医学教育在加强医学业务知识和临床技能培训和学习的同时，需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践。其次，重视医学隐性知识的传承。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他把前者称为显性知识，而将后者称为隐性知识，按照波兰尼的理解，显性知识是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对，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现代医学知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现代医学知识传承中，要做到传承显性知识和传承隐性知识的统一，特别是不能忽视隐性知识发挥的作用。在现代大学医学教育中的师生之间，首先是显性知识的传承。例如，教师教授大部医学课程。但是，在师生之间，还存在着通过耳目渲染，口传心受的方式所进行的隐性知识的传承。这种师生模式对医学知识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但使学生保持浓厚的专业兴趣，使学生学到的理论和实践合二为一，更主要的是，在师生朝夕相处过程中，教师对单个学生极为了解，这样便于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某一学科领域的独到见地，便利于学生的掌握和继承。最后，加强传统中医学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促进现代中医学的发展。重直观不重求证，重整体不重部分，重泛泛辨证，不重具体分析，重操作，不重阐述等等，这是包括阴阳五行说在内的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征和根本缺陷。正是这些特征和缺陷成为直接原因决定了中医学以致整个古代中国自然科学长期未能走上理论科学的道路。因此，在现代中医学教育过程中，重视吸收传统医学精华的同时，也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