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作品中女性的救赎意识

毕业论文题目：严歌苓小说的女性救赎意识完成人：班级：学制：专业：指导教师：完成日期：严歌苓小说的女性救赎意识作者：张彩云指导教师：杨珺摘要：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女性总以柔弱之姿存在，但在严歌苓作品中却集中塑造了与以上大相径庭的女性形象：一批努力自救并通过自身的行为意识来净化别人的女性形象。她们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完成自救,哪怕香消玉殒；她们以独特的东方女性魅力自处甚至救赎他人。在她们身上你看不到无望，哪怕在逆境中，她们坚韧、忍耐、包容，用自己所有的一切燃起黑暗中的一抹光亮。关键词：严歌苓；女性形象；救赎意识著名的华文作家严歌苓，以其独特大胆的文风和深厚的思想内涵在中外文坛上大放异彩。她的小说近年来被大量的翻拍成影视作品，而且受到海内外人们喜爱。她的作品塑造了一批与传统女性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或泼辣大胆的金陵女子，或是宽容近痴的唐人街名妓，有被遗忘的草原女子，也有异国讨生活的善良少女……这些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的女子，以独特的生存方式存在着。她们会为了摆脱生命的瓶颈大胆搏击命运，回归最原始的状态，她们亦用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影响着接触她们的人。这些女子当中，不论是灵魂的自我回归还是净化迷失自我的他人，她们都散发着一些共性：闪烁着救赎的光芒。何为救赎？就如一切弱者对强者的无谓的企盼一样，希望来自对方的救赎，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能够帮自己摆脱困境，获得拯救。这是西方的救赎观点，严歌苓也探讨了这种来自西方世界的救赎观念，但她却以其犀利的笔触，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种救赎的本质是将对方降为次等的人、被动的人。严歌苓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角度打量了这种来自西方人的救赎。她以自己的笔触刻画了独特的中国式救赎。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呈现出救赎的另外一种意思，把失去的重新找回来。这些女子身上带有这种自我追求和使迷失自我的人得以回归的特性。一、女性的自我救赎女性的自救包括两方面：一是想要摆脱桎梏的自我挣扎，以身实践，尽自己一切所能改善情况；二是让污浊的心灵重新澄澈。《天浴》中集体现了这种自救。《天浴》中纯真善良的小姑娘文秀，在文革“知青上山下乡”的号召下，怀着满腔热情从成都来到西部荒无人烟的大草原做牧马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她的行动语言中看到她对热闹与都市的向往,她计算着日子度日，可是厂部的人已把她遗忘，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厂部部分女知青都已经回城了并且有了工作，于是这个既没权又没钱的文秀开始用自己的身体来换取回城的机会，成了那一群禽兽的泄欲工具。最后魂断荒原。就是这样一个“矮瘦一点，身体像个黄蜂，双手往她腰部一卡，她就两截了的姑娘”[1](p21),在荒原上消磨了她大把的青春，为了离开这个能把人逼疯的高原，她试图借鉴别的回城女知青的做法，用自己的身体为自己铺一条回乡的路。她把自己从一个人降成动物，那些摸黑进文秀帐篷的男人,不管是牧区供销员,还是场部领导们,利用手中的权势,在一次次地占有文秀身体之后,却从未给她半点温暖和希望。在文秀一次次沉沦的过程中,终于意识到回城的无望。在文秀身上还表现了另一种灵魂上的救赎。是水洗涤了她的灵魂。文秀对自己肮脏的交易是厌恶的，她渴望贞洁，不惜在缺水的日子里，用老金从十里外给她打来要她喝的水洗澡，她必须洗，这是她自我安慰的方式，她想保持自己的纯洁，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灵魂的。之后，文秀受尽侮辱。她绝望了，趁夜里，她歪歪斜斜地跑到雪地上，想去找水来，尽快洗涤干净自己的灵魂。在一个人性涣散、人欲膨胀的年代里，文秀已经输掉了自己的身体，已经玷污了自己的灵魂，她已彻底的绝望。文秀一步步地迷失，也在一步步地自我挣扎。正如基督教里的洗礼，文秀希望洗掉自己的罪恶，希望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一直都是贞洁的，最终文秀还是把自己的灵魂给救赎了出来。“忽然地，她请老金等等，她去编结那根散掉的辫子。她眼一直看着老金，像在照相，她淡然的再次笑了。随后老金把她抱进水池里,文秀合着眼,身体在浓白的水雾中像寺庙壁画中的仙子。随着老金的枪响，文秀嘴里是一声女人最满足时刻的呢喃，文秀超然了，文秀解脱了，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p35)。水在中国古代就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老子的《道德经》中云：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水是净化一切的圣物，文秀也是借助这圣物来回归自己。用水来洗涤自己身体的污浊，同时她也在雪水中洗涤灵魂，在水中得到永生。文秀以死亡的方式完成了对自我灵魂的拯救，这本质上是以一种毁灭的方式来求得另一种意义上的重生。相对于文秀清水洗尘的自我救赎行为，秦淮河的女人们则在战争的血腥中获得救赎。严歌苓笔下的《金陵十三钗》是洗尽铅华，浓妆重彩救赎。小说《金陵十三钗》讲述了在1937年的南京城，一座美国天主教堂里闯进来一群避难的“窑姐”。“窑姐”们在死亡阴影下的活泼、风骚、狂欢引起了神父和唱诗班女孩的轻蔑与敌视。但是，当疯狂的日军要带走唱诗班的女孩们时，“窑姐”们却挺身而出冒充唱诗班女孩，并藏着武器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小说的最后写道：“日本人给她那纯真脸容弄得一晕。他们怎样也不会把她和一个刺客联系到一起了”[2](p55)在这一瞬间，这些被视为下流、贱命的弱女子勇敢得让人心痛。金陵十三钗,这些秦淮河边的风尘女子,世人眼中污浊不堪的下贱坯子,在拯救了别人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灵魂的救赎。她们一世被人轻贱,最终却像天使,驱走黑暗,带来一线生机和光明，然而，正是这些似乎人鄙视的女性在连天的炮火中完成了自己灵魂的救赎。玉墨和她的那些姊妹们在这个世上是最为人诟病和不齿的女人。她们日日出卖自己的肉体,或许连她们自己也相信:灵魂于她们是早已死亡的。随着残酷的生活真相渐渐揭开面纱，在人类无可逃遁的灾难与邪恶面前，深藏在这一群妓女心底的良知就不可遏制地苏醒了，并以一种奇异的道德力量撞击着读者的心灵。一群妓女如天使般在升华并翱翔。这里面，有美丽冷静的玉墨，有直率热烈的红菱，有俏皮乐观的玉笙，有清纯痴情的豆蔻。她们的存在，超越了战争的层面而蕴含了更普遍的人性的价值。她们在纵情与舍生、放荡与圣洁间大步往来,一边是谵妄的欢场俗行,一边又是救赎的广博胸怀,她们注定了在肉体上跌落地狱,但是她们又倔强地在灵魂上仰望天堂。这群倔强异常的女子,叩响了人性深处向美向善的门环,也隐喻了人性对于文明的最终皈依。“女性的美,在于她的温柔，而温柔出于善良。这样的美是康德所说的‘无目的、非功利的’。悲剧在于这样的温柔和美往往是使一个女人沦为输者”[3](p67)。严歌苓的女性故事里充满了输者，在这些输者中有输的甘愿的输者,也有不甘于自己的生存处境去努力抗争的输者。但无论是那种，她们都是悲凉的，以自己的生命来完成！二女性的救赎他人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会释放一种微小却强大的力量。她们常常是弱小的、底层的人物，力量像是海洋中的一滴水，然而恰恰是这滴水让一些龟裂已久的心灵重新松软起来。如《扶桑》中的大勇，白人少年克里斯，《少女小渔》中的意大利老流氓，都是在这滴水的润泽下找到了灵魂的回家之路。《扶桑》中，扶桑从未谋面的未婚夫大勇，是个在西海岸亦正亦邪的中国男人，杀人功夫被传得神乎其神。他们，一个是混迹海外的江湖混混，一个是东方舶来的名妓，他们互不相识，却又陌生的美利坚土地上相遇。“有时大勇也爱扶桑，如同他爱他的犬马一样。这个男人也有温情的一面，他也会憧憬这他未曾谋面的妻子像任何一个村头站立的碎嘴女人一样等待着他的消息，随时准备接纳他、包容他，等他疲惫不堪时回去停泊”[4](p17）。当大勇认出扶桑就是他日思夜想作为精神归宿的妻子时，便洗心革面，并最终因为保护扶桑不受种族歧视而被送上绞刑架。十二岁的克里斯对扶桑的迷恋，与其说是异族神秘的吸引，毋宁说是这超越民族的女人的风情：“从缎子般的长发到浅红色的绸衫，从细碎的嗑瓜子到倒茶时的动作弧形，这一切，都仿佛是克里斯家族的人钟爱的诗歌，那么的意味悠长”[4](p29）。克里斯这样沉溺在扶桑的光辉中，从十二岁开始追随，直到垂暮之年。这是两段注定没有结局的感情。故事的最后，大勇的刑场上，扶桑穿戴隆重，她是大勇的新娘；克里斯在多年以后，在烟枪的浓雾中回想，忽然明白当初吸引自己的是扶桑身上的那种母性，那种对一切罪的包容。在克里斯眼中，他总是把扶桑想象成昏暗牢中的东方女奴，“那女子以花汁染红指甲，以绫罗为肌肤；将血浸的西瓜子一粒粒填进嘴唇，用残缺的足尖走出疼痛和婀娜的步子……那囿于罪恶和苦难中的女子在吹呜咽的洞箫，等着他去营救”。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勇敢多情、顶天立地的奇侠，手持长剑，骑着骏马去营救扶桑。直到后来他都选择自我牺牲去实现和扶桑之间的爱情。然而，直到６０岁时他才明白，需要拯救的是幼稚、无知的自己，而拯救者恰好是他想要拯救的人。扶桑对所有的伤痛和苦难都平静的接受。在“我”这个第五代移民的眼里，她像是从最原始的远古而来，“自由、健壮、无懈可击”，她嘴角那两撇天生的微笑，使她对谁都诚心诚意，就像“母性和娼妓就那样共存在她身上”[4](p21）。白人少年克里斯终其一生都迷恋着扶桑，而促使他投入她怀抱的竟也是神秘东方的女性魅力。东方的女性魅力是什么呢？“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体现”[4](p25）。扶桑就是这样近乎无知觉地接受一切迎合一切，像雾包容嶙峋的礁石，像沙包容汹涌的海浪，裂了又聚，升起又退去，在这痛苦中一次又一次的弥合、完整。扶桑，恰如与她同名的花，红艳欲滴，丰满厚重，充满了鸦片一样的东方魔力，那艳丽的大红不正是她那饱受凌辱与摧残的女性魅力的色彩吗？扶桑其实代表了一种中国文化，她的美貌和柔情，善良与宽容，高贵与低俗，无不浸透了古老中国的“母族文化”、“诚心诚意的像脚下的一坏土，任你踏，任你在上面打滚，任你耕耘它，犁翻它，在它上面播种收获……任何自视高贵的女人身上的女性都干涸了”[4](p31）。理想的女性必然是阴柔的、防守的，就像《扶桑》中的那个中国妓女扶桑，她用跪着的谦卑谅解了站立着的高傲男性对她的伤害”[5](p31）。克里斯通过凝视扶桑，对中国文化从误解、乃至敌视转而理解与认同，最终使偏狭的自我得到救赎，克里斯被扶桑改变了一生。正是这种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怀和忍耐改变了克里斯对神秘中国的看法，“他一生都在反对迫害华人，也反对华人间的相互迫害。他成了个中国学者……”[4](p37）《少女小渔》中讲述一个二十二岁的中国大陆少女小渔，在男友江伟的授意安排下，与一个六十七岁的意大利裔老头假结婚，为了获得该国的永久居留权。而在这个不名誉的“同居”过程中，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自暴自弃、邋遢无赖的意大利老头，在小渔美好心灵的感化下，逐渐恢复了人性的自尊与庄严，两人的情感得到沟通，相处趋于和谐，在同居的契约即将期满之际，小渔继续留下来照顾瘫痪卧床的老头。弥留之际，老头孤独的灵魂得到了慰藉。这里的小渔“成为一种性格，她像一块抹布，包藏了各种肮脏污秽以后自身却发出了一道粼粼的光泽”[7]（p103）。这位贫困潦倒的意大利老头儿马里奥是一位边缘人物，他肮脏、龌龊、行尸走肉。小渔尊崇着内心的善良，总是无条件的以弱势求生存。对于给她屈辱的马里奥，她更是像女儿对待父亲一样照顾他。她在生活小结上例如在房租问题上对马里奥处处让步，她对于马里奥无赖式的敲诈行径想得最多的是老人的无奈与难处，以为是自己的存在毁了老人与其情人一塌糊涂的幸福，在对他怜悯和愧疚中所暗含的那么几许暖色调的期翼，也使后者渐渐拾回做人的尊严。“他悄悄地找到了遗失了更久的一部分自己，那一部分的他是宁静的、文雅的”[6]（p103）。马里奥由于贫困成了社会的弱者，小渔却用自己的宽容和善良影响和改变了老马里奥。小渔在污秽、龌龊、野蛮的社会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她的存在使得世界有了温情，这温情使马里奥重新审视自己，拾回遗失的部分自己，重新活得像个人。“他对我像畜生对畜生，他对你像人对人”，“跟人在一块，畜生就变得像人了”[6]（p111）。这是老马里奥的情人瑞塔对小渔说的话。用新加坡学者张松健的话说，小渔就像是庄子笔下的‘邈姑射山人’，无忮无求，真纯自然，没有机心，坚守‘柔弱胜刚强’的处世原则；更如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