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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余华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现代作家。197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5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现就职于杭州文联。创作背景作者余华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作者，作者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于是就有了1992年的《活着》。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故事回放富贵嗜赌成性，输光所有家产父亲被活活气死穷困之中觉醒，为生病的母亲前去求医……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被共军俘虏，回到家中母亲已病死，女儿成哑巴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之初生活困窘不堪不幸接二连三的发生…..多次运动给他带来的窘迫和不幸目睹妻儿老小一个个死去破产前（吃喝嫖赌）破产后儿子有庆之死死得冤枉而荒谬为产后大出血的县长夫人献血，竟被医院的医生抽血过量而死女儿凤霞之死（可笑更可恶）产后大出血而死妻子家珍之死（死得很安详）病死在家女婿二喜之死（死得突然）在工地被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之死（死得离奇）吃豆子撑死一切就像一个巨大的诅咒，一个荒谬的宿命。富贵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外孙都走了，故事的终了只剩下富贵自己与一头也叫富贵的老牛度过残年。“那四样菜都是蔬菜，家珍做得各不相同，可吃到下面都是一块差不多大小的猪肉。起先我没怎么在意，吃到最后一碗菜，底下又是一块猪肉。我一愣，随后我就嘿嘿笑了起来。我明白了家珍的意思，她是在开导我：女人看上去各不相同，到下面都是一样的。”从文本序言看余华对《活着》的解读变化1992年九月，余华在《收获》第六期上发表了《活着》。199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发布了《活着》的单行本。1994年，应张艺谋的邀请，余华对《活着》进行改编。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余华作品集》，将《活着》收入其中。1998年，南通出版公司出版《活着》改编本的单行本，此后重版了20多次。这些还只是中文简体版的出版情况。早在1994年，《活着》便出现在香港、台湾、法国、荷兰。其后几年，被译为多种文字，展现在意大利、韩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地的读者面前。一.中文版——乐观在1993年的中文版《活着》序言中，余华这样写道：“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作家要表达与之朝夕相处的现实，他常常会感到难受，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我一直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二.韩文版——坚韧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一部作品，这样的任务交给作者去完成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愿意试一试，我希望韩国的读者能够容忍我的冒险。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我知道，《活着》说讲述的远不止这些。文学就是这样，它讲述了作家意识到的事物，同时也讲述了作家所没有意识到的，读者就是这时候站出来发言的。三.日文版——幸福我曾经以作者的身份议论过福贵的人生。一些意大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十分有益的问题：“为什么您的小说《活着》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生活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间轻微的分界在哪里？”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出于上述的理由，我在其他的时候也重复了这样的观点。我说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四.英文版——自省我在１９９３年中文版的自序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作家的写作往往是从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转瞬即逝的记忆、一句随便的谈话、一段散落在报纸夹缝中的消息开始的，这些水珠般微小的细节有时候会勾起漫长的命运和波澜壮阔的场景。《活着》的写作也不例外，一首美国的民歌，寥寥数行的表达，成长了福贵动荡和苦难的一生，也是平静和快乐的一生。老黑奴和福贵，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着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人的共同之处。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会取消所有不同的界限，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就像是在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神奇，这样的神奇曾经让我，一位遥远的中国读者在纳撒尼尔·霍桑、威廉·福克纳和托妮·莫里森的作品里读到我自己。那么，导致余华生发不同解读的原因有哪些？“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命运的看法比我们准确”1993年，余华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称心如意的工作。1997年，儿子的成长，一切都让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责任的内涵。2002年，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余华的视野更加开阔，精神也更加宽广，他教会了我们如何从一个人“窄如手掌”的一生中，看透一个“宽若大地”的时代。3个月后，他重提了萦绕于心的那首美国民歌，自剖了内心的种种感受，告诉我们《活着》是活着的扩张和极致表达。阿Q和福贵人物形象的异同一、不同时代下的“同一人物”•1、社会最底层的人物——农民（阿Q和福贵与福贵都是二十世纪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这也可以说注定他们会有着相同的命运遭遇。）•2、时代环境造就他们的悲剧命运（从古到今，农民群体由始至终都是弱势群体，无论是阿Q还是福贵，作为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悲剧仿佛一早已注定。）•3、“精神胜利法”的代表者二、“同一人物”在不同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及情感差异•1、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2、余华笔下的福贵形象(孝顺儿子、伟岸、踏实丈夫形象、严厉又慈爱的父亲形象、坚强不拔与乐观的农民形象）•3、不同的情感态度三、分析不同叙事方式对“同一人物”人物形象的塑造存在的不足之处•1、启蒙式叙事手法下的阿Q——缺乏话语权•2、民间叙事手法下的福贵——充分的话语权从“福贵”和“圣地亚哥”的对比看中西方生存意识的不同•一、相同的命运，不同的面对方式•1.“福贵”以承受苦难的方式来抗争命运•2.“圣地亚哥”直面波折的人生•二、中西方底层人民不同的生存意识•1.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中国农民•2.知难而上、抗争命运的西方底层人民•3.柔性和刚性，不同的抗争方式反映了不同的生存意识•三、中西方生存意识的差异形成的原因•1.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使人对生命和生存有不同的看法•2.不同的历史造就了不同的生存方式文学院1503班郭美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