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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提要]本文论述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南海贸易格局所发生的变化．广州“独口通商”的由来和广州贸易的特点。着重探讨广州华商资本的发展及其卷入世界市场的情况。指出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豪商．已同其印度、荚国商人伙伴一样，成为国际性的商人。广州华南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传统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欧、荚各地，而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织，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欧、荚各地。[关键词]海洋时代商业扩张时代南海贸易圈广州由于15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和东方航线的开通，揭开了海洋时代的序幕。16世纪，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海商的东来，传统南海①水域的贸易网络，已经西越印度洋，延及大西洋，东通太平洋彼岸的美洲新大陆，初步形成世界性的海洋贸易圈。如果说16世纪是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形成的时代，那么18世纪则是全球化商业扩张的时代，是一个商业竞争趋向激烈的时代。这一新世界贸易格局的出现，对于作为传统海贸中心的广州，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在全球化商业扩张时代形势下，广州贸易所作的回应。一、南海贸易格局的变化广州古来就是中国海贸的中心(除元代一度为泉州所取代外)。明代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分别设置市舶提举司。明确指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流求，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就是说，广州被指定为南海各国朝贡贸易的港口，所管辖的范围也最为广阔。南海贸易局势的变化与广州贸易息息相关。探讨广州贸易时，当应从南海贸易谈起。环列南海的“南海诸蕃国”，已为华人所不断移居，明代更成为中国商民出没的地方。华侨在东南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海商于是16世纪先后前来，改变了南海政治与贸易的局势。首先，中国与南海诸蕃国间传统的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华商的贸易网络受到冲击、削弱和破坏。葡人于1511年攻占满刺加(今的马来西亚，明末称麻六甲)，是西方势力东渐的滥觞，也是宗藩关系受到冲击和破坏的开始。作为明帝国的藩屑国满刺加，陷落达十年之久，明朝廷才得知。明帝国也曾严词申斥葡人．责令其退出，返回故土，并下诏谕近邻暹罗(今的泰国)诸夷救援，但未曾取得任何效果。从此起，明帝国与南海诸蕃的宗藩关系日渐式微，在南海的政治势力逐渐退出。尔后南海渚藩先后陷为西方的殖民地。葡人继而前来中国沿海活动。先是勾同中国的海商、南海诸蕃的一些商人在杭州湾外的双屿岛建立国际性的市场(1548年明朱纨发兵捣毁)，继而以租借占据澳门作贸易据点。并建立东亚与欧洲的贸易网络。继葡人之后，西班牙人于16世纪中叶占据菲律宾，以马尼拉为贸易基地。16世纪末，荷兰人(16世纪时其领土包含今日的比利时、尼德兰、卢森堡和法国北部法兰德斯一带)也来到吕宋(菲律宾)，由于遭到葡、西的抵制，于是荷兰国内的各公司联合起来，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并配有强大的武装舰队，以加强其在南海的竞争力。它极力排斥葡、西势力，甚至进攻其贸易殖民基地。17世纪初营建巴达维亚城(雅加达)，作为为殖民统治的据点。继而侵占锡兰，并从葡人手中夺取麻六甲。又占据台湾，以大员(即今安平)作为贸易据点(1662年为郑成功所驱逐)。巴达维亚和大员两据点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奥援。继葡萄牙人之后称雄于东亚海域。英国1600年组织的东印度公司，也前来加入南海水域的商战。由于其资本和武装力量处于劣势到17世纪20年代，把重点转移到印度和波斯。唯留下爪哇的万丹作为在南海的基地。前来南海水域的葡、西、荷和英等国的贸易公司，不仅拥有以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的舰队，而且有本国政府作其政治与经济的坚强后盾，有垄断某一地区贸易的特许状，甚至享有殖民地军事和政治的全权。他们凭借其船坚炮利，一方面主张公平的贸易，另方面遇到失利时，则拦截掠夺海上商船，甚至烧杀掳掠沿海居民，无恶不作。他们在南海地区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基地，实行殖民统治，一改东亚海域由华商独领风骚的传统贸易局势。再是，西方各国海商的先后到来，导致出现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此时南海贸易的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各国间都需要交换各自的产品。荷兰人说：“中国人需要我们的白银，正如我们不能没有他们的商品一样。”②可以说，16、17世纪的世界已经开始趋向一体化。如果说16世纪是海洋时代，是世界趋向一体化的开端，那么，18世纪是全球商业扩张的时代，也是世界一体化加深而出现的贸易重新改组的时代。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是伴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和取得成功而出现的。产业革命为市场制造了愈来愈多的产品，迫切需要推向市场。从英国1700年至1800年一百年间的出口商船吨数、输入额和输出额成倍地增加中，可以看到产业革命带来的后果——工业产品对市场需求的迫切性。据统计，离开英国港口的商船吨数，1700年为31万多吨，1800年增至192万多吨，增加了五倍多；商品输出额，18世纪的首10年，为6至7百万磅，1800年却达到4187万多磅，增了约6倍；商品输入额，]8世纪初为4百万磅，世纪末已增达约3千万磅，增加了6倍多。如果置于坐标图上，可以看出，这三项指标都在扶摇向上，世纪末的20年间更是几乎直线上升③。18世纪的南海贸易，除老牌的葡、西、荷等国商人相互竞争外，又增添了英商这一强劲的对手。跟踪而来的还有欧美其他国家的商人，如法国、丹麦、瑞典和刚刚建国的美国等。此时，南海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化，而且更加带有疯狂性与倾轧性。商业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后盾的，国家实力的消长，直接影响商业的竞争力。自重商主义流行以来，商业扩张的胜利就是市场、资本和政治权力结盟成功的结果。商业资本的张缩是与其国家权力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从西方各国海商在南海势力的消长与其国家实力的隆替相一致，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取得产业革命成功的英国日益强大，其在南海贸易的地位也随之而与日俱增。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创立伊始，就以印度为掠夺对象进行蚕食。18世纪30年代起占据了马德拉斯等三个管区，并在其他地区建立了商栈。18世纪末，印度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有了印度作基地，更可以加强对南海水域作掠夺性的贸易活动。1756年，英商的通译员洪任辉(JamesElint)秉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旨意，乘武装船闯入宁波、定海和天津等港口，提出诸多横蛮无理的要求。基于历史上“双屿岛”与“澳门”由洋人引诱而聚集成市的历史教训，洪任辉的举动引起了清朝廷的惊惕。为了“防微杜渐”，又顾及广州僻处南疆，其出海孔道的黄埔、虎门，“在在设有官兵”，可以保证安全，所以于次年，亦即乾隆22年(1757年)，下诏令：“将来止许在广州收舶交易”④。从此，只允许欧美各国商人在广州一个口岸通商，不准再往其他三口(厦门、宁波、上海)从事商业活动。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规定广州为“独口通商口岸”的由来。二、“独口通商”与广州贸易广州被指定为中西贸易的独口通商口岸的由来，已简述如前。此事常为中外学人所称引，几乎已经成为常识。由于引述的太多，有时望文生义，以为其他口岸都关闭了，或认为东亚各国也一样止许来广州口岸通商。其实，独口通商仅限于对欧美各国商人而言，并不禁止他们在南海地区殖民地的商人前往厦门、宁波和上海等口岸贸易。关于“独口通商”规定的利弊及其后果，尚待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对广州贸易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中西间的贸易，原主要是在南海区域内西方各国的殖民地或商业据点进行的；实行“独口通商”后的广州，成为中西直接贸易的市场。中西贸易也从原来的以间接贸易为主转为直接贸易为主了。独口通商给广州带来繁荣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各国来船显著地增多。据文献记载，在独口通商前10年，每年平均约近20艘，尔后不断上升。1833年竟达189艘。据统计，自1759年至1833年共来船5072艘，平均每年达67．6艘⑤。18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中西贸易而言，主要对手是英国(包含其殖民地印度)。早在18世纪初，以开拓毛织品市场为主要职责的英东印度公司船舶，每年往返于中国东南沿岸港口。广州被确定为中西贸易独口通商口岸的第3年(1759年)之后，英东印度公司每年来船约10艘左右，1770年以后有时增至20艘上下，1786年激增至62艘，1883年达107艘，其中港脚商人(散商)船82艘。美国虽然姗姗来迟，但其来船之多却仅次于英国，跃居第二位。中英间的贸易：输往英国的商品占总出口额的70％左右，从英国进口的商品占总人口额的80～90％。据1833年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听证会记录：英属殖民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每年为3200万美元，而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是1100万美元。另据同时代人菲普斯(Phipps)估计，认为中国与英国贸易达4445万美元，英属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为2743多万美元⑥。两者说法，对贸易额的估计差距甚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英国本土没有足够的受中国接受的商品与中国交换，只有以其殖民地印度的产品来与中国作三角贸易，而且以印度产品为主。其次，广州出口产品多样化，增多商品种类。虽然不乏地方性的特产，但更多更大量的是普通的农产品。种类达80多种，其中以茶、生丝、绸缎、土布、糖等为主。从中国传往欧洲的饮茶风气，到18世纪已经养成习惯。从18世纪20年代起，茶叶已取代传统的商品丝货的地位；成为贸易额最大的单项商品。18世纪80年代，茶又成为美国的重要饮料，其需求量益增，需求量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土布(又称南京布)和食糖在18、19世纪之交以后，日显重要。从与英国的贸易看，土布的贸易额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糖和糖制品，也成为中国出口到英屑印度市场的主要商品。早在1716年，马博罗(Marlborough)号船货的清单，糖和糖制品是主要的商品。前往印度的船只除载有数十万磅的中国糖(在大多数船的载量平均为400，000磅至800，000磅之间)之外，还装载有铜器、白铜(在印度用于铸造船的一种铜，锌和镍的合金)、水银和明矾。至1833年，糖占贸易总额将近四分之一⑦。各国用来与中国交换的产品主要是棉花，尤其是英属印度产的棉花。其次是英国的毛织品和其它工业产品。18世纪，广州贸易处于出超，各国的补偿物是白银。英国运来的毛织品赚不到什么钱，有时甚至亏本。但却可从出口棉花等得到盈利。例如，1796年，从伦敦来船18艘，运来毛织品成本价612464磅，售得款1666602两，亏损9.3％；运来的棉花5589担，成本103968卢比，售得款69858两，盈利105．3％；同时运来银元120960两，以作其人超的补偿。这一年，美国和丹麦的船只，除运来广州“微不足道”的货物外，差不多都是用白银补偿。两艘丹麦船运来的白银为650000元⑧。据估计，从1784年至1844年间，美国商人把约有15亿美元到18亿美元的银币带到中国。这有助于扩展国际的金融市场。18世纪中叶，鸦片贸易日益增长，且迅速扩展，各国来船尤其英船，往往夹带鸦片毒品来广州贩卖，19世纪后，数量剧增。据1818至1827年的统计，运进的鸦片已达6926箱，价值78224871元⑨。除中西贸易集中在广州以外，逐渐陷入西方殖民地的南海地区各国的商人，也来广州贸易。据1833年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听证会记录，中国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帆船贸易估计每年的总额是令人印象深刻的7000万至8000万美元⑩。这一贸易额几乎相当于中英贸易的两倍。可以想象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属广州贸易的。广州的贸易是在清政府制定的体制下进行的：由粤海关负责税收并管理行商，指定黄埔为外国商船的停泊所，澳门为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广州十三行负责中外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这四个环节，又各自形成一套制度。目的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确保税收。广州十三行是广州外贸体制中的重要环节。它原是广东巡抚李士桢在康熙25年(1686年)在广州设立专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口贸易货物”的洋货行。有学者认为广州十三行的名称于晚明已经出现，清代的十三行源自于此⑾。充当广州十三行商者，需经政府特许并颁发执照。他们各自经营，难免出现彼此间的矛盾和倾轧。为了协调行内关系及处理行外事宜，以加强共同对外竞争力，于1720年成立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