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贵州安顺的鸦片贸易与畸形经济

清末民初贵州安顺的鸦片贸易与畸形经济黄娟【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论述安顺从清道光末年开始流入鸦片，至民国初年出现的鸦片贸易繁荣的畸形经济发展的过程，说明鸦片作为一种商品对安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关键词】：鸦片贸易畸形经济【作者简介】：黄娟，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二00二级民族学学生一、清末民初安顺经济的表象安顺市地处黔中腹地，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之称①，地理位置十分重。明代贵州建省后，随着各级行政建置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逐步发展，全省商业网络初步形成。明末清初推行“改土归流”，为封建地主经济制度服务的商业行会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在洋务远动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影响下，安顺出现了近代民族商业资本主义企业。民国初年，军阀侵战，商业出现以鸦片贸易为标志的畸形繁荣，官僚资本通过鸦片贸易控制棉纱、食盐等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日用品获取暴利，广大人民日益贫困，过着缺盐淡食、衣不蔽体的生活。安顺四境不与外省接壤，为黔西政治要枢，是陆地交通的要冲，但是没有河流可以通行船只。在咸丰以前交易寥寥，日用所需除食盐从四川省购入外，其余皆是本省人互相交易，例如布匹之类，多是由民间妇女纺织而来，所用的棉花则来自于本省的紫云（归化）、罗甸、贞丰一带。各地市场皆设有花街、花称，②而城内更有所谓花街，即专为买卖棉花的场所。道光年间交易尤盛③，民间贸易以买卖棉花为大宗；到了光绪初年，鸦片通行，商业逐渐发达，两湖、两广的商人纷至沓来，皆以贩运鸦片为大宗。但当时还只是小商小贩的肩挑背负来回贩运，并没有专运商号的出现。到民国初年，鸦片出产愈多，湘、桂、鄂等诸省的销路愈广，于是设行号者渐多，并有日益增加之势。刚开始时，贩运鸦片的商人交易时都用生银，后来因为生银汇款有成色、大小之分，十分困难，就改用贩运洋纱与鸦片交换。染织家们见洋纱根线均匀，颜色洁白，较本地的土纱更为精良更于织染，于是也乐于采购。从此土沙交易一落千丈，而洋纱则蒸蒸日上，销售益广，每月市面买卖竟达五百余箱，为全省销售之冠。织金、大定，水城等地也多由此转贩，安顺商业更为扩展。安顺在嘉庆至道光年间（一七九六年—一八五零年）是贵州棉纺织业的生产和贸易中1心之一，又是贵州西路百货的集散地。城中经营绸布业的商号有八十余家，城内有三个棉花市，一个土布市，一个粮食市。“环市宫室，皆宏敞壮丽……贾人云集，远胜贵阳”。④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后，贵州虽不同程度地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甲午战争后，英、日在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划分势力范围，以贵阳为中心，分为湖南路线、广西路线、云南路线。湖南路线主要是日本货的通路；广西路线是英国货的通路；云南路线是法国货的通路。光绪后期，美国也加入进来进行经济贸易，当时贵州最大的洋纱、洋布集散地主要在安顺，日本、英国的货物通过代理商也开始输入安顺。这时安顺的交易频繁，资金往来也较为复杂。据史料记裁：“安顺在明末清初使用铜钱，在咸同以后市面交易大都使用生银，生银种类很多，有以下几种。宝银来自川、粤、桂诸省的质色十足，来自淞江的质色最低。票银，来自湖南的名湘票，来自四川的名川票，来自粤、桂的名广票，质色都十足。来自淞江的名淞票，质色最低。本地销铸的名本地票，质色稍逊于川、湘诸省而优于淞票。锄头锭来自广西。牌坊锭来自云南。滴水珠来自湘、川二省，质色十足。火宰银来自粤省。纹银为本地银匠用票银所铸。到了光绪二十五六年安顺开始使用银币，粤桂商人用飞鹰洋（即墨元），站工洋（即英元），搬桩洋（好法元），日本洋、广东龙元及广东银毫等来安顺贸易，湘、鄂、赣、皖等省商人则用北洋龙元、江南龙元、湖北龙元及湖北银毫等来安顺贸易，于是有花边洋元流通市场。到光绪末年，四川龙元、云南龙元也逐渐流入安顺。”⑤如此众多的货币汇集于安顺，这就是鸦片贸易所带来的“繁荣”景象。交通的开发，对商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随后风气渐开交通渐广，湘、粤、鄂、蜀、桂⑥诸省的巨商先后荟萃于此。当时不只外省的货物，连西洋外货也渐输而至。其来路有六⑦：东由湖南常德经本省镇远；东北由四川重庆经本省遵义；东南由广西梧州经本省独山；南由广西百色经本省兴义；西由云南昆明经本省盘县；北由四川泸州经本省毕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商货辐辏，纱罗绸缎，光怪陆离，洋货匹头，争奇斗异，商业之盛，甲于全省。究其原因，都由鸦片产量剧增而又价值最优所致。鸦片其实并非安顺所有，而是从印度移植过来的。清朝道光年间，两广总督林则徐提倡禁烟，广东禁烟最主要，因而引起了英帝国主义者发动的“鸦片战争”。清朝廷慑于英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内惧人民的革命反抗，于是割地赔款，屈膝求和；而林则徐则远贬边疆，遗恨千古。此后无人真正禁烟，印度罂粟大量流入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罂粟花开遍全国，安顺也未能幸免。鸦片烟毒的种、收、销在安顺蔓延，到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贵州鸦片年产量达四点八2万担，而安顺则占四分之三，各省商贾以花纱布、绸缎、日用工业品争相换购鸦片。鸦片成为这一时期的特殊商品，对安顺乃至贵州商业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二、安顺的鸦片贸易1、安顺的商号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在贵州由于开放烟禁，成为地方经济畸形发展时期，也是一些投机商人发财致富的时期。当时，贵州军阀刘显世、王文华等为了扩张实力编练军队，以便逐鹿中原，但苦于财政支绌军饷难筹，竟不顾一切悍然于一九一九年开放烟禁，准许全省裁种大烟，⑧明目张胆地设关征税，美其名日“禁烟捐”，藉以供其军饷之用。伪中央统治者鞭长莫及，只好装聋作哑听之任之。一九二一年以后，大烟产量逐年增多，运销地区愈来愈广，四方“瘾者”也就与日俱增了。自全省普种大烟之后，就形成了两个集散市场，一是黔北的遵义，二是西路的安顺。就两地而论，黔北产烟地区虽广但质量较差，不受销区欢迎，因此省内外运销商很少在遵义采办；而西路各县产量既大，质量又佳。具体说来，就是色黄味香，很适合销区胃口，因此，川、湘、粤、桂各省的大烟运销商，大都在安顺设庄收买加工外运，从而造成了安顺在一段时期的繁荣景象，同时又成为军阀统治者筹集军饷的重要来源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安顺著名的四大号⑨应运而生了。所谓的四号即恒兴益、公合长、天福公、恒丰裕，它们都是靠经营大烟剥削人民起家的。论资金，除恒兴益较多外，其余三号都比较少；论组织，都属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从它们的业务来看，主要都是经营鸦片贸易。2、鸦片贸易的经营方式首先，从四大号的组织形式和资金情况来看。从成立的时间来说，都是在一九二一年前后各自集资创立的，组织形式大致相同。经过酝酿筹备，召开股东大会，通过章程选举监事，组织董事会、监察会，代表股东对企业行使管理监察之权；实行经理制，由董事会聘任经理，经理对董事会负责，每年举行一次董事会，经理报告一年的经营情况，并造具本年度盈亏报告书。如有盈余，按纯益额进行分配：股东红利占百分之六十，职工红酬占百分之三十，公积金和公益金占百分之十。股红按股额分配，红酬由经理酌情分配，公积金属于共有，备作特殊损失之用。规定每四年或三年为一个账期，在帐期中间，每年只付五至六厘股息，不能提取盈余。帐期届满，召开股东会，歇业或继续经营由股东会决定。如不愿继续参加，可自由提出一部分或全部本利。经理职工分得的红酬，亦可加入股本或3提取，均听其便。股东会有修改章程及撤换经理之权，但不对外。经理对内对外负全权责任。关于四大号的资金情况，恒兴益四十万元，公合长十万元，天福公六万元，恒丰裕六万元。按一百元为一股权，股东认股为少，交款后发给股票，出席股东会按股权计算。股票可以转让，但过户必须取得企业的同意，这是唯恐股票落在不相干人的手中不便控制。其次，从四大号的主要业务来说，各有其历史根源。恒兴益是由几个“大烟滚子”○10结合而来，开始就以大烟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营纱布、百货。公合长起源于盐业，最初被以盐业为主，汇兑为辅。天福公也是由盐业蜕化而来，兼营纱布。恒丰裕开业之初，以日用百货和栏杆丝绸为主，纱布、呢绒次之，也兼做汇兑。但是都随着大烟业务的发展，把业务中心转移到大烟和汇兑方面来了。从四大号的资本额来说，本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能在数十年间，由几十万或几万积累到数百万之巨，原因是由于资本家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本质决定的，是由于不择手段、损人利已，残酷剥削广大人民的血汗而积累起来的。1、标榜“信用卓著，诚实无欺”，实际是玩弄骗术。例如在吸收存款上，任何一家商号都热衷于揽收存款，以便加快资金的周转率。获利的多少，往往在资金周转率上起决定性作用。而吸收存款的先决条件，则要信用好，即让存款人存入后能定期或不定期的随时可以提取本利，其次才是利息厚薄的问题。存款者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手握游资，不会或不愿做生意，将款生息避免风险和减少买进卖出的麻烦；另一种是旺季作买卖，淡季将款放息；还有一种是公款，如金库、税局和其它机关的公款，收起来不立即上交，扣留一段时间，存入商号生息；还有军政人员贪污舞弊而来的私人款项。对上述各种对象的存款，总是千方百计地拉到自己的商号来。采用的方法是将利息加码，筵宴论交；对公款存放除付利息外，还要另给报酬。2、垄断市场，抬价杀价。恒兴益在一九二三年前后，由南宁向纱商赊销棉纱，赊期半年。办法是按当时纱价计算，价款按月息一分计算，每次成交数百包，运到贵阳、安顺至多一个月的时间。棉纱出售后，将款购运大烟去南宁或百色、梧州等地出售，付还纱款，不必使用现金，只付出有限的利息就落得两头赚钱。而棉纱销售市场，要它高就高要它低就低，完全操纵在他们手里。恒丰裕由成都贩来的栏杆辫子和装殓死人的绫绸、薄绸之类，也是垄断了市场。这些东西几乎全销给少数民族，批发商大赚其钱，零销商居奇抬价层层剥削，把消费者用双手辛勤换来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就当时农村劳动价值估计，一个全劳动力每天至多只能挣得一、两角钱，赚他们一元，就等于剥削他们五、六天的劳动价值。不但在纱布、丝绸、日用百货等方面垄断市场任意抬高市价，而且还在收买大烟和其4他土特产方面同样操纵着市场乘机杀价。一切货物都有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时候。例如大烟在春季收割后，陆续大量涌入市场，在这个时候就不约而同地大杀其价按低收买。小商贩被迫出售后，回到四乡又如法炮制，无情地对农民杀价。大烟是农民栽种，付出很大劳动得来，而劳动果实却被大小烟商夺去了大半。大烟运销外省，每年都有几次涨价机会，但运销商守口如瓶秘而不宣，仍以平常市价趁机收购获利倍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接着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上海、南京、武汉先后沦陷，迫使这些地方的金融财阀，特别是“四大家族”都挤到重庆来了。重庆的一些银行钱庄顿感资金找不到出路，其中一部分行庄便转念经营大烟生意。一九三七年秋，恒丰裕在重庆与几家钱庄订立合同，预卖大烟一千余担（每担一千两），卖价比当时市场高出一百多元（每担）。适逢安顺大烟市疲之际，于是连夜出马，几乎把大小囤户的大烟都买完了，而且都是赊期两三个月，等到消息传开后，贷已售完，囤户只好自认晦气。这一次生意，历时不过两月就获利十余万元。就一般情况而言，运销一担大烟的利润至少六、八十元，至多百余元，利润总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遇特殊机会尚不止此。一九三九年前后由于禁种禁运，烟价空前高涨，每担获利在五百元以上。有的坚持到最后阶段，不惜大冒风险，每担竟获利在千元以上。利润超过资本两倍，由于投机而大发国难财。大烟生意，还有一个可钻的空子。由于当时安顺以上各县都习惯使用小洋，○11行使价值常低于大洋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有时可达百分之四十，买大烟是按小洋计算，运销外省则是大洋，大进小出从中取利。3、在汇兑业务上买空卖空。当时安顺只有一家中国银行，远不足以适应当时的需要，而且银行办事机械，不如商号灵活方便。而两文烟商收购大烟款项，多由香港调来，即所谓港票。两湖烟商款项多由申、汉调来，即所谓申票、汉票，同时运销仁、永两岸的盐商，又需大量重庆款，即所谓渝票，买进港、申、汉款，按期顶汇到重在。由安顺卖出渝票，买进卖出都有一定期限，经过一定的转汇手续，并不需要实本，每万元汇款就可干赚五、六百元，有时可赚一、二千元。不仅如此，还可以借机扩大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