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FDI与中国对外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宋伟良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学院第六讲FDI与中国对外贸易联合国贸发会议出版的《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连续16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2007年共吸收外资8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金额，相当于1983年水平的91倍。截止到2008年7月底，我国已累计批准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3.4万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达8204亿美元。第一节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发展形式一、根据外资进入方式的不同划分第一阶段是1979--1983年，是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和补偿贸易为主的探索阶段。在此时期内，我国利用外资的经验不足、法规不健全，再加上外商不熟悉我国的投资环境，因而外商投资处在投石问路阶段。因此，在投资方式上，外商大多采用风险小的合作经营和补偿贸易形式。在这五年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为687390万美元。其中，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协议金额322870万美元，占比为47.0％，补偿贸易的协议金额为82699万美元，占比12.0％，两者合计金额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金额的60％左右，而外商通过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协议投资金额仅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8％，外商独资企业占比5．9％。第二阶段是1984--1985年，是以中外合作经营为主，中外合资经营迅速发展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的颁布，使得中外合资企业的数量迅速增加。1984年，我国新增中外合资企业741家，相当于前五年累计总和190家的3．9倍，协议金额为10．67亿美元，相当于前五年累计协议金额总和的3．2倍，占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的比重由1983年的9．83％迅速上升到37．10％；1985年中外合资企业数目比上年增长1倍，达到1412个，合同协议金额达到20．3亿美元，同比增长90．3％。第三阶段是1986--1988年，是以中外合资为主的稳定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总结先前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意宏观政策的指导和配套法规的建设，使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走上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国务院成立了外资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外资工作，引导外资走向。1986年中外合资企业协议金额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达到48．52％，第一次超过中外合作企业协议金额所占的比重41．83％。第四阶段是1989--1996年，是以合资为主体，外商独资企业的发展环境日臻完善。在这一阶段中，中外合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但外商独资企业处于迅猛发展中，并为其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1989年外商独资企业合同金额同比增长244．09％，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821．22％。与此同时，中外合资企业协议金额反而出现负增长15．15％，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3．13％，中外合作企业协议金额出现负增长33．3％，实际金额负增长为3．61％。第五阶段是从1997年至今，本阶段的独资化趋势十分明显。在1996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三资”企业和台港澳投资企业)以合资企业为主体，而1997年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9046家，外商独资企业9604家，外商独资企业首次超过合资企业。鉴于我国开始放宽对外商投资股比的限制，扩大了市场准入范围，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必须建立合资企业或保持中方控股的政策条件发生改变，更多的产业领域允许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商持有51％以上的控股权，允许建立外商独资企业。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对华投资策略，汉高、宝洁、UPS、雅芳、西门子、诺基亚、IBM等众多知名跨国公司纷纷加速了独资化的步伐，不仅跨国公司加快并购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中方股份，达到控股甚至独资经营的目的，而且跨国公司全面整合了在华投资业务，确立了新的市场战略和配套体系。1997～2004年，中外合资企业所占比值已下降到47％，外商独资企业投资额超过了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50％；到2005年，这一比重更是超过70％，外商独资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二、根据外资经营价值链的不同划分(1)第一阶段为加工组装工厂。在投资初期，外商更多的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加工组装中心，主要为了减低制造成本，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2)第二阶段是由加工组装工厂向全面生产制造基地的转变。随着时间变化，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了中国；另一方面，大量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也在不断成长。外资公司在重视差异性竞争的同时，成本竞争仍然是其竞争的重点。在这一阶段，外资企业对市场的开拓和效率的追求日益迫切，因此其价值链网络也在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嫁接、延伸和扩张，具体体现在生产、营销、采购等环节的本地化。其中，外资企业生产环节价值链在中国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生产制造能力和技术含量的进一步提高。以汽车行业为例，一些世界著名汽车生产厂商，如通用、大众、福特、丰田、戴姆勒一克莱斯勒等纷纷将生产网络延伸至中国，建立了大量的合资子公司。(3)第三阶段为研发机构的初步建立与转移。随着跨国公司生产和营销活动本地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转移更加便利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人力资源结构的不断优化，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从单纯的生产加工制造开始转向全面的本土化，并纷纷建立研发机构。一些跨国公司将其研发中心初步转移到中国，研发网络在中国的延伸已经成为外资企业在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摩托罗拉、Intel、IBM、朗讯、西门子、杜邦、宝洁、联合利华、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大众汽车、松下、北方电讯、阿尔卡特等著名跨国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主要分布在软件、半导体、通信、轿车和日用品行业。第二节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发展特征分析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轨迹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开始允许外商在我国投资办厂，这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法律文件。此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截至2007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单位：亿美元中国利用外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91年，为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外资利用额呈现低速增长状态，每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不超过50亿美元，13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50．58亿美元，年均实际利用外资19．28亿美元。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中国当时刚刚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处于初步复苏阶段的国情是相吻合的。第二阶段为1992—1998年，外资利用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外商投资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1992年合同外资金额达到581．2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5倍，并且同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突破100亿美元。1993年外商投资呈现出更快的发展态势，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突破1000亿美元，使我国一跃成为居于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引资国。在此7年中，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422．3亿美元，是第一阶段的10倍左右，年平均实际利用外资346．04亿美元，是第一阶段的18倍，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最主要形式。第三阶段是1999—2000年。在这个阶段，外资利用增长出现了倒退的现象。1999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出现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下降，为403．19亿美元，同比降幅为11％；2000年这一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远远没有恢复到下降前的水平，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407．15亿美元。这一阶段所呈现的状况与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自身的国内经济调整是密切相关的第四阶段是2001年至今，随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工作走上了健康良好的发展道路。自2001年开始，外资利用再一次掀起高潮，2001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468．46亿美元，超过下降前1998年的454．36亿美元，并且在之后的几年中保持持续增长。图1截至2007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图21980—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数目变化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分布结构从投资来源的地区分布和投资数量分析，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来自亚洲的最多，北美和欧洲紧随其后。截至2006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分国家(地区)统计从各地区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利用的外资大部分来自亚洲，尤其是港澳台地区。截至2006年底，按照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排序，对华投资前五位的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中国台湾和韩国，累计对华投资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70％以上。图31986—2006年港澳地区对内地的投资情况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是由于中韩两国在当时尚未建交，因此未开展深入的经济交往，导致韩国对华投资的发展受到相应的限制。直至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实现了由非正式到正式，由间接投资到直接投资，由小规模到高速增长的转变。1992年我国实际利用来自韩国的外资金额11948万美元，1993年激增到37381万美元，同比增长212．86％。从1992年起直至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年均实际利用来自韩国的外资增长为87．7％。经过短短几年，韩国已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国。1992—2006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情况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量十分有限。1986--1989年欧盟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金额累计为57672万美元，占同期外商直接投资的5．17％；1990—1994年欧盟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金额累计为284487万美元，占同期外商直接投资的3．81％。直至1994年7月欧盟《走向亚洲新战略》政策颁布之后，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发展。1986—2006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情况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利用的外资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日本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在中国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中始终保持较高比重。1986年，我国实际利用来自日本的外资额为26335万美元，占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11．74％，这一比重在1988年高达16．11％，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51453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4．20％，而且这一比重始终保持在10％左右。1986—2006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情况但是，从1992年开始，日本对华投资额呈现明显下降，并于1993年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我国实际利用来自日本的外资金额仅占我国利用外资金额的4．81％，这与当时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国内经济受到巨大影响的经济背景状况相一致。此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日本对华投攀实力。从1998年开始，日本对华投资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直至2001年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当年我国实际利用来自日本的外资金额比上年同期增长49．13％，2002年再次下降，但此后逐年增长，从世界范围看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呈增长态势，但结构并不十分合理。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来源于亚洲，尤其是港澳台地区，这种投资局面使得外资来源地过于集中，因而相应增加了引资风险。另外，欧洲有些国家对华直接投资虽然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总体比重呈下降趋势。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结构自1978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是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实行从沿海到内地的渐进式开放战略，这种梯度推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加上各地不同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投资政策以及投资环境的差异，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内陆地区，因而东部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外来投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东、中、西三大地区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全国累计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86．86％、8．79％和4．37％。1998—2005年中国实际利用FDI的地区分布(％)图5反映了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FDI情况综上所述，外资过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使得我国本来就比较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状况进一步恶化，必然导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第二，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及进一步发展，使得东部地区的原材料、能源、劳动力供应更加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