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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与贫困——目前为止的证据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LII(March2004)pp.72–1151.导言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长期中，开放的经济体从总体上来看比封闭的经济体运行的更好，并且，相对更加开放的政策会极大地促进发展。然而，舆论界担心，在短期内，迈向开放的一步——贸易自由化——会损害经济中较穷的主体，并且，即使在长期内，成功进行开放的体制也会使一些人陷入贫困。自由化本身意味着调整，所以很可能会具有分配效应，但是，穷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不利影响的损害呢？本文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贸易自由化降低还是增加贫困的证据认真地考虑了这些问题。•如果贸易自由化和贫困都可以很容易地测量，如果自由化成为主要的经济冲击的历史案例足够多，推导出二者之间的经验规律也许会很容易。不幸的是，这些条件通常无法达到，所以，对这个问题很少有直接的证据。•分析家们不得不努力把这个联系分解成几个步骤，然后把各个步骤的证据汇总起来。L.AlanWinters(2000a,2002a)构建了一个把贸易政策和贫困之间的联系分解开来的理论框架，本文正是建立在检查把这几个部分联系起来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的。即使这样，本文也可能是片面的，因为关于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的直接的研究通常并不存在。•文章首先介绍了分析框架，然后在四个大标题下分析贸易自由化与贫困的关系：宏观经济层面（增长与波动），家庭与市场，工资与就业以及政府财政和支出。•即使在上述各个部分中自由化都是有助于减轻贫困的，我们也不能在任何一个部分中从理论或经验上做出明确的概括。之所以不能明确地概括，部分原因是由于贫困的异质性。造成人们贫困的原因有很多。即使是在大致划分的人群内部，个体家庭的状况相差甚远。由于我们的结论是以家庭的状况为前提条件的，任何具体的分析的一个关键部分应该弄清楚穷人消费、生产和就业活动的不同特征。•关于贫困的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贫困自身的定义和测量。贫困是一个综合的、多维的现象，关于如何定义贫困、如何测量贫困还有很多的争议。然而，大多数关于贫困的经验研究，尤其是那些与上述问题相关的研究，都用绝对收入和消费来衡量贫困。因而，本文中的经验证据也主要用这种方法来衡量的。•最后应该强调，我们关注的是贫困，不是不平等。贸易自由化倾向于增加经济活动的机会，很容易在减轻贫困的同时增加收入的不平等。不平等问题也许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它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2.分析框架•在一个分析框架中嵌入各种理论和证据来研究贸易自由化与贫困的问题。这一部分将简要介绍这样一个框架。这个框架由Winters(2000a,2002a)发展而来。•从中提出了12个关键的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来组织经验结果。按照先后顺序，这个框架依次考虑这些方面：经济增长与稳定，家庭行为与市场，工资与就业，政府。经济增长与稳定本文第3部分在下面三个大标题下进行研究：•自由化有助于刺激增长、减缓贫困吗？•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吗？•开放的经济体更加不稳定吗？家庭与市场第4部分在下面5个标题下进行研究:•入境价格波动会传递到贫困家庭吗？•新市场被创造出来还是现有市场被摧毁了？•家庭对冲击的反应如何？•溢出效应使穷人受益吗？•市场化增加了脆弱性吗？工资与就业第5部分从两个主要标题来研究：自由化会提高工资或就业吗？暂时的失业是否主要集中在穷人身上？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文章最后一部分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自由化实际上会降低政府财政吗？•贸易税收导致的财政减少是否会使穷人受害？3.经济增长与稳定3.1贸易自由化促进增长从而减缓贫困吗？从开放到增长从增长到贫困从开放到增长经济理论为贸易自由化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很多解释：在中期，获取贸易的静态（效率）效益可能看起来像是增长。在长期，潜在的正向影响包括：获得技术、合适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规模和竞争的好处；市场信号带来的灵活性，对政府失职或腐败的限制在90年代，一些广受推崇的跨国研究培养了“开放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的这种信念，如DavidDollar(1992),JeffreySachsandAndrewWarner(1995),SebastianEdwards(1998)。然而，近来这些研究遭受到Rodriguez和Rodrik(2001)的批评和重塑。•这些研究的结论建立在很弱的经验基础上，衡量开放的方式有缺陷，并且有严重的计量经济学的错误。并且，自有贸易仅仅是衡量开放的几个指标之一，并且它在总体结果中所占地位很轻在自由贸易体制与收入或增长间建立经验联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困难：1.在一个近乎专制的国家内，衡量其贸易倾向非常困难。2.很难建立因果关系。3.如果贸易自由化要对增长有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影响，它必须伴随着其他合适的政策。•尽管对开放提高收入水平做出确定的证明有些计量经济学和概念上的困难，经验和证据都强烈地预示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CharlesJones(2001)认为，他们最好的评估结论在于贸易限制对于长期收入是有害的。Rodriguez和Rodrik做出了让步：“没有（战后的）证据表明贸易限制系统地伴随着较高的增长。”从增长到贫困•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通常降低贫困。很多研究表明，平均看来，增长对收入分配没有显著的系统性作用（GaryFields1989;Ravallion1995等）。•这些早期的研究都是基于小样本的，近来的研究扩展了样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虽然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最大的争议是DavidDollar和AartKraay(2002),它比较了不同国家层面上不同时期内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没有拒绝穷人的平均收入随总体平均收入成比例地变化的假说。•HowardWhite和EdwardAnderson(2001)把增长的历史分为有利于穷人的和不利于穷人的增长经历，但是没有成功地找出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两种不同的增长类型。•他们把人群按照收入的高低划分为四个群体，然后分别对各个群体研究收入增长的状况。结果发现，对于最富有的群体之外的其他群体，开放总是伴随着更高的收入增长，并且，最大的影响是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群体。•Ravallion(2001)关于贫困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广为接受。结果发现，平均收入每增长1%，平均导致绝对贫困的人数的比重下降2.5%。•MartinRavallion和GauravDatt(2002)在意大利各个州间差异的背景下深入地研究了反贫困增长背后的因素。较高的农场产出、发展支出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看起来都有助于减轻贫困。更有趣的是，他们发现非农场产出也有助于降低贫困。•抛开对近来研究的方法上的挑战，没有证据可以推翻平均而言增长使穷人受益的传统结论，也没有证据表明开放带来的增长在使穷人受益方面比其他的增长差。•显然，有时候增长会加剧贫困，挑战在于找出其中的原因。3.2贸易自由化与生产力•普遍认为，生产力的提高对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必要的。然而，这可能是不充分的。并且，由于分配方面的原因，它对于穷人的好处可能低于那些其他因素导致的增长。•并且，尽管现代增长理论中关于增加的竞争、新技术的使用、更好的中间物品等有很强的假定，生产力对于贸易自由化的反应仍然是不明确的。因此，像前面一样，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经验问题。•DavidCoe,ElhananHelpman和AlexanderHoffmaister(1997)是一项关于贸易与总生产力关系的有影响力的跨国分析。他们为各个工业化国家构建了总知识资本的指标。贸易伙伴通过从一国进口资本品来获取该国的知识储备。使用工业化国家知识储备进口加权总和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从国外获得的知识，他们发现，这些知识与进口国的开放程度相互作用，并且后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贸易自由化与生产力间联系的第二种方法是对单个国家进行跨部门的研究。许多研究表明，由于增加的进口竞争，贸易关税的削减过后往往有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公司层面的数据也可以用来检验长期以来“出口是技术进步的关键”这种观点。ArneBigsten等（2000）发现非洲的出口与生产力之间有正向的激励，Kraay（1997）认为在中国这种情况并不明显，而一些对于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部门层面发现开放程度与生产力之间有强烈的正向关系，而公司层面的这种关系更弱一些，这两种发现也许可以调和，因为出口使得那些更有效率的公司更快地增长，而进口竞争可能把那些较弱的国内公司驱逐出市场。•总体来看，近期的经验证据似乎认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对生产力及其变化的速率具有强烈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后者对于减轻贫困具有及时的、直接的影响，在长期内它们是可行的反贫困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生产力增加的直接影响可以既减少投入又增加产出。对于就业的净效应取决于产出和生产力冲击的相对大小，并且受到劳动力灵活性和信贷市场等此类因素的影响。3.3开放的经济体更加不稳定吗？•AssafRazin和AndrewRose(1992)对1980-1988的经验检验中，他们在开放程度和波动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许多冲击看上去都是相同的。•另一方面，WilliamEasterly和AartKraay(2000)发现通常比大国更加开放的小国往往有更加波动的增长速度，虽然围绕着更高的平均水平。原因不是在于他们的贸易条件更加不稳定,而是在于当贸易条件既定时，不稳定性对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的影响也更大。•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认为，如果初级产品的供给是相对缺乏价格弹性的（与工业品相比），世界需求的波动会使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大于工业品。如果贸易自由化鼓励初级产品的专业化，这意味着它将增加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不稳定性。然而，MatthiasLutz和HansSinger(1994)的发现实际上恰好相反——开放有轻微的降低不稳定性的倾向，而Easterly和Kraay(2000)没有发现贸易条件可变性与国家大小之间有关系（而国家大小又与开放程度相关）。•转向贸易条件不稳定性对增长的影响，简单的假说为：不稳定性导致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又依次降低投资，从而降低增长。•Lutz和Singer(1994)是一个比较具体的经验分析。他们没有发现净易货贸易条件的不稳定性危害增长，但他们确实发现，收入贸易条件的不稳定性会危害增长。•第三个可能的联系是通过金融市场。HelenaSvaleryd和JonasVlachos(2002)认为，保护可能阻止金融市场的增长，因为政府经常使用它以使公司免受冲击。如果是这样的，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金融发展。确实，他们的数据也倾向于证明这一点。4.家庭与市场4.1边界价格冲击的传输外部自由化引起的边界价格变化需要经过几个步骤才能传输到当地生产者或消费者经受的价格变化。传输的程度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变化，如运输成本和其他的分销成本；商人之间的竞争程度和广义的市场运行状况；基础设施、国内税收和法规。其中有些成本是不可避免的，如运输成本，其他的则代表经济的非效率，如垄断或者商人面临的买主垄断。•可以获得的传输有效性的证据主要是关于国家层面上农产品价格的。很多出口的农产品都是通过公共的或私人的营销机构销售出去的。他们的价格低于到岸价，其间的差距反映了运输成本、营销成本和这些机构的其他成本，通常还要加上买方垄断的利润。•公共营销机构主要是为了使农民免受价格波动，因此贸易自由化根本不会被传输。但是这些目的不是总是能够实现，平均来看对农民的净影响总是剥夺农民。•当不存在具体的政策来进行干预时，价格传输对于生活在偏僻农村地区的穷人很可能尤其无效。在极端的例子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能与边界价格的变化完全隔离开来，也就是说，物品不再能进行贸易。StephanGoetz(1992)报告说，在非洲撒哈拉的许多地区，高昂的固定运输成本使得一些家庭无法从事贸易。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市场安排私有化的例子•在津巴布韦，棉花收购私人化以后出现了三个私人的买者，增加的竞争导致了更好的投入品供给和更高的产出品价格，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在赞比亚，当政府放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