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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比较摘要：《格列佛游记》是由英国著名讽刺小说家于1726年创作，而《镜花缘》则是由生活在中国乾嘉年间的清代小说家李汝珍于1820年创作的,两个生活在不同世纪，不同国家的人却写出了如此异曲同工的作品。这两部作品都是采用游记体裁结合幻想的形式，描写了一些光怪陆离的异域国家用以对各自国家当时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其作品的重点展现却有不同。本文将分别从社会理想、人性探析、女性解读三个方面来分析两部作品的异同。关键词：《格列佛游记》；《镜花缘》；社会理想；人性；女性《格列弗游记》与《镜花缘》在时间上仅仅相差了100年的时间，一个诞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个诞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背景下。《格列佛游记》主要叙述主人公格列佛的四次出游，先后经历了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巫人岛和慧骃国等七八个岛国并见识了一系列的奇闻怪事。而《镜花缘》明显可以分为2个部分，小说前半部分主要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游历海外三十余国的奇异经历，后半部分主要写由诸花神所托生的一百名才女参加武则天所设的女试，及考取后在一起饮酒游戏、赋诗谈笑的情景。这两部作品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但由于两位作家生活的大环境不同，人生经历也不一样，作品中透出相似的同时，在很多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的，下面主要从社会理想、人性探析、女性解读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两部作品幻想与现实的交融妙旨。一、社会理想《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都产生于新旧交替、复杂深刻的社会动荡变革时期。《格列佛游记》成书于18世纪初，当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是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寻找未知世界、开拓新殖民地成为时代的主题。斯威夫特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处于政治形势变化多端的时代，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辉格党和托利党两党轮流执政，控制国会。国内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在海外，英国先后打败了荷兰和法国，并从中夺取了大片殖民地，而当时斯威夫特的故乡爱尔兰也正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斯威夫特一生都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经历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亲眼目睹过圈地运动给农民造成的不幸，所以他更清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镜花缘》成书于19世纪初的清朝嘉庆年间，当时关禁逐渐开始放松，中国和海外国家的贸易较为活跃，海外世界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神奇的、与众不同的未知世界。与此同时，李汝珍所生活的乾隆后期和嘉庆、道光两朝，清王朝的统治机构已经腐朽不堪，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拼命搜括，贪污腐败、庸碌无为更是清代官场的普遍现象。各地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因此可以说，动荡不安的社会是促成两位作者采用荒诞手法幻化社会的原因之一，体现了两位不同国籍作者相同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但由于所处时代背景、风气，作家自身认识、价值体系等的不同，两部作品所影射反映的社会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1、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愤怒”《格列佛游记》作为一部资产阶级社会的讽刺“童话”，斯威夫特运用一种极其荒诞的手法对英国政治展开了辛辣的讽刺：首先，对党派制度的讽刺。从小人国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英国、法国这些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政治现状。小人国里政府任命官员的方法是安排候选人跳绳子，谁跳得高、坚持的时间长，谁就竞选成功，在格列佛看来，政客们完全把见风使舵和虚伪的社会地位视为他们的生活目标。在这国家中有两个对立的政党：高跟党、低跟党，他们以鞋跟的高、低为区分标志，两个政党之间的仇恨很大。斯威夫特映射的无疑就是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双方之间的斗争在英国已经成为一个滑稽的喜剧，他们实质上都不过是为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而已：代表英国资产阶级执掌政权，执政的政党必须考虑资产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操纵选举权，以确保当选的官员符合执政党的意志和利益要求，使资产阶级掌握操纵国家的政治大权；散布民主假象，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资产阶级是通过民主程序来进行选举的，然而在小人国里采取的是跳绳的方法来选举官员，作者在自己的小说里对英国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大人国国王对英国的议会制度也提出了疑问：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议会下议院的议员？一个外乡人如果他的包里有钱，是不是就可以鼓动选民为他投票？还有这些热心的绅士会不会牺牲公众利益来迎合一位邪恶、软弱的君主和腐败的内阁意志，从而使自己破费的金钱和精力得到补充？英国的光荣革命缔造了君主立宪政体，在这个政体下，君主的权利逐渐减弱，议会内阁逐渐掌握政权，政府不惜采取贿赂收买等手段，从而造成了腐败的政局，收买选票与收买议员是公开进行的，辉格党就是这样维持了五十年的统治。其次，对英国统治阶级贵族制度的批判。小人国中国王的野心、国内的暴乱和国外的侵略连续发生，作者在此无情地批判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阴险毒辣，假仁假义。大人国里的君主博学而善良，他以一种简单的政治和法律统治着这个国家，人是简单的动物，所以简单的统治能够奏效，统治者若是心怀不轨那么他的百姓也必然是道德沦丧的。作者借格列佛之口把格列佛自己和英国的统治阶级作为靶子，道出大人国国王对英国的贵族制度的疑点和批判——“那些作为贵族的人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会不会是国王一时的心血来潮？或是给哪位宫廷贵妇或首相一笔贿赂？或者是违反公共利益加强一党势力？就能使这些人成为贵族？”这是对英国国王封爵立候的荣誉制度的疑问与批判。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在世时，卖官鬻爵很为流行。詹姆士一世挥霍无度再加上王子公主的开销也巨大，因此詹姆士一世常常用金钱收买忠诚，他使一些贪图享乐而又无能的人主宰王室政府。然而《镜花缘》作为一部封建阶级社会的讽刺“漫画”，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的束缚注定了作者跳不出君臣思想的狭隘性。作品基本不涉及作者对封建罪恶的统治制度的批判，相反作品处处流露出“天朝大国”的优越感：唐敖、林之洋一行几乎一路上都因是天朝子民而受到各国礼遇。相比较，作者李汝珍似乎更加关注的是讽时刺世。首先，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作者李汝珍一反“读书就是为了应考，应考就是为了做官”的世俗观念，认为科举考试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镜花缘》中的主要人物唐敖早年“功名心胜”，屡赴科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并没有全力以赴，而是“秉性好游，每每一年倒有半年出游在外，因此学业分心，以致屡次赴试，仍是一领青衫”。当他好不容易考中探花，,却又因人告发而仍旧降为秀才之后，更是幡然悔悟，看透了科举考试的无聊和无益，于是毅然与它一刀两断，纵扁舟一叶，到海外纵情漫游去了。作品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同唐敖沾亲带故的多九公，“幼年也曾入学，因不得中，弃了书本，作些海船生意。后来消折本钱，替人管船拿舵为生，儒巾久已不戴”但令人惊叹的是，多久公却是书中知识最为渊博的人物，而且他在唐敖这位中过探花的才士面前也绝无丝毫自愧不如之感。书中写得最为生动的人物，唐敖的妻舅林之洋，年轻时也曾读过书，但早已成为了已过游走四方的商人，对于读书做官那一套仕进之“正道”，他更是避之犹恐不及。世人以来生变驴变马为誓，他却曾以“来生变个老秀生”为誓，并把年年参加岁考称做“活地狱”，真是对科举考试的绝妙嘲讽。由此可见，《镜花缘》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没有一个把读书应考当做人生之归宿，相反，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科举制度做了否定和批判。同时《镜花缘》还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科举考试中的种种营私舞弊现象。书中第五十一回《走穷途孝女绝粮得生路仙姑献稻》写道，唐闺臣问黎红红赴试可曾得中，黎红红便叹息考官们“总是关节夤缘，非为故旧，即因钱财，所取真才，不及一半”。在那个“无论贫富，都以才学高低为贵，不读书的为贱”的黑齿国尚且是贿赂公行，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考官的贪赃枉法，必然造成和助长应考者的弄虚做假。《镜花缘》还无情地揭露了八股取仕制度对人们精神的残害。这里有对某些知识分子的空疏不学，浅薄无聊的辛辣讽刺，如白民国那位派头十足、装腔作势的学馆先生，竟连一般学童都必须熟读的《孟子》也没有读通，而且错得一塌糊涂，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误念为“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把“求之与，抑与之与”错读成“永之兴，柳兴之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里也有那些被八股扭曲了灵魂的知识分子穷酸迂腐丑态的生动再现。如唐敖等人在淑士国一个酒楼饮酒，酒保满口“之乎者也”，听之令人喉急；当林之洋发觉送来的不是酒而是醋时，旁边一位老者连忙劝他不要高声叫嚷，并摇头晃脑地发了一通议论，其中竟然一连用了54个“之”字，迂腐至极，令人哭笑不得；另一位“举止大雅”“器宇不俗”的老者，不仅把自己吃剩的盐豆全部包走，而且顺手牵羊，拿走了别人用过的一根牙签，这个细节一下子将其庸俗鄙陋的内心世界暴露得淋漓尽致。这些志趣低下的所谓“淑士”，竟恬不知耻地自诩为“优游道德之场，休息文章之囿”的饱学之士，实在可悲！这里还有对人们在科举考试中患得患失的丑态的淋漓尽致的描摹刻画。如第六十六、六十七回写众才女在放榜前忧心忡忡，魂不守舍，尤其是平素一向热情爽朗的林宛如和天真活泼的秦小春，更是一反常态，而当得知考中才女时，竟一口气跑到厕所里，立在净桶旁边，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倒像疯癫一般，只管大笑；见了众人，这才把笑止住。”这一段生动传神的行动神态描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范进中举》的姊妹篇。其次，鞭挞了凶残贪暴的统治者。第二十四回写淑士国手握重兵的当朝驸马“杀人如同儿戏，庶民无不畏惧”。第二十八回写歧舌国一位官员为了“孝敬世子”，不惜出高于原价几十倍的钱去买一只双头鸟。第三十五回写女儿国国王为了满足一己之淫欲，硬要将林之洋立为王妃，却不顾关系国计民生的治水大事，甚至要发大兵征剿手无寸铁的请愿百姓。第三十九回写聂耳国国王昏庸至极，“喜听谗言，每每误事”。书中此类描写比比皆是，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整个统治集团已经完全丧失了照常统治下去的能力。再次，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世风虚伪现象。《镜花缘》揭露了相当多的社会弊病：三十多个海外国家污秽不堪：他们要么为富不仁（无肠国）、要么心浮气躁（劳民国）、杞人忧天（伯虑国）、过于拘板（跂踵国）、过犹不及（聂耳国），要么贪图便宜（淑士国）、好吃懒做（结胸国）、目空一切（长人国）、一毛不拔（毛民国），要么狼心狗肺（穿胸国）、虚伪奸诈（两面国）、诡诈异常（靖人国）、阿谀奉承（翼民国），要么外表儒雅、腹中无物（白民国）……，他们用自己自私为善的面目彼此进行相欺，同时又彼此进行相互利用，为人做事，无不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立场思考问题，道德的沦丧，人心的奸诈，五位陈杂，令人捧腹又憎恶。“狗头民”“每日伤害无数生灵，想着方儿，变着样儿，只在饮食用功”，愤怒地鞭笞了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罪行。至于君子国的两位宰相对风水迷信，生育鄙俗，三姑六婆，妇女缠足，算命合婚等等落后现象的抨击，无疑也反映出作者李汝珍本人超越时人的地方，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思想。2、“乌托邦”的构建《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在无情地披露出一系列黑暗的政治问题或时世问题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对社会构建提出了自己乌托邦式的幻想。但两者又有区别。纵观《格列佛游记》，大人国和慧骃国无疑寄托了作者斯威夫特的乌托邦式的憧憬。大人国里君王博学而善良，与小人国里的君王的贪得无厌和残忍形成鲜明的对比。很显然，大人国的简单的政治制度是作者所向往的。当格列佛向大人国的君王提出制造军火的方法时，大人国的君王感到十分惊奇，那样一个卑微无能的小人竟然会有如此残忍的想法？进而发出：“自然界中爬行于地面的小毒虫最有害的一类”就是这些“卑微无能的小人”。可以看出，大人国国王令人敬爱的品质，博学的个人素质以及善良简单的统治方法是作者愿意一生皈依此地的乌托邦。慧骃国里人性的善良和飞岛国科学家虚伪形成另一组鲜明的对比。在慧骃国里人马颠倒，突出了英国当时人性的卑劣。其中阐述了成为首相的三种方法，或以女色，或以卑劣手段扳倒前任首相，或对君主阿谀奉承，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人性的卑劣猥琐。作者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纯粹的金钱关系和利用关系，并由此对人性产生了疑问以及对议会制度的批判。显然，慧骃国里的美好和互帮互助成为斯威夫特既定的向往。慧骃国里采取一种人口制度，通常两匹马只能繁殖一匹小马，这是为了防止人口过多采取的限制办法，这样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