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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教师卞良君第六讲中庸与和合从古至今，“贵和尚中”都是东方文明的精髓所在，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要想使国家昌盛、社会稳定、人民富裕、文化繁荣，就要做到“中庸”与“和合”。中庸，是传统中国人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合，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甚至有人称中国文化是“和文化”。《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三个层面理解“中”：在方法上，做事运用的是一种不过分也无不足，即适度、恰到好处的方法。朱子说：“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在行为上，处理人际关系与做事，要圆润、合宜、无所偏倚而恰如其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在道德上，“中”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因此要在思想修养上符合这种公正而合乎天理人情的正道。陆九渊说：“中之为德，言其无适而不宜也。”归纳起来，“中”的内在意义基本上是恰到好处、适度、合宜之义。一是常理，定理。何晏《论语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即是说中庸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都存在的道理、正道。二是运用。《说文》：“庸，用也。”“庸”的两种解释把“中”“庸”二字的解释结合起来看，就如程子所说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天地之化，虽廓然无穷，然而阴阳之度，明寒暑昼夜之变，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为中庸。”说无所偏倚的就叫“中”，不改变常理的就叫“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不变的定理。“中庸”，就是要求人们为人处世始终保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这是必须坚持不能改变的法则。中庸：执两用中因时而中求同存异执两用中执中：《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意思是说掌握认识事物的过与不及的两个方面，采取中正的办法施行于民。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故办事必须掌握分寸。只有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而做到适当的程度，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这个最适当的程度就叫做“中”。若能恰到好处地掌握住这个度，就叫做“执中”；偏离了这个度，就是“失中”。中道：因为用“执中”的方法处理人事是最公平合理的，所以“中”又含有中正、公正之意。当把“执中”的方法从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时，就叫做“中道”。尧、舜、禹都把“允执厥中”作为世代相传的治国方法，就是要求实事求是地坚持中道来治理国家。过犹不及：孔子又从“中”的对立面提出了“过犹不及”的命题。“不及”是没有达到“中”，其根源在于太拘谨和保守；而“过”则是超过了“中”，其原因在于太放纵和激进。两者都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都是偏离中道而走向极端的“失中”现象，因此必须把握住“过”与“不及”两种倾向使之不走向极端，既不能“狂”，也不要“狷”，才能有效地用中道去治理百姓。这也就是“执两用中”。“执两用中”不是折中主义，更不是平均主义。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时而中所谓时中，一是随时而中，指的是时时处处无所不中；一是因时而中，指的是与时俱进，因时制宜，以适应事物的发展变化。朱熹：“盖中无定体，随时而至，是乃平常之理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也早就说过：“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可见“执中”是要依据时间、地点、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客观条件与态势实现执中。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即常言所说的“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孔子曰七十从心而不逾矩，已是时中的极高境界。孔子主张，不仅要把“中庸”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前）“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杨昌济先生亦曾引用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名言来启发少年毛泽东，深刻论述了修学储能不可偏废的道理，指出：“一个人如果光有能力素质，而学问修养不够，则无法约束自己，本身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野性破坏力；反过来，光是注意书本学问，却缺乏实际能力的培养，知识就会变成死知识，学问就会变成伪学问，人必死板呆滞，毫无实用。”求同存异求同存异的目的，是要在不同力量之间达到某种合作共处的局面，组成一定的联合体。求同，就是寻找共同点，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利益，这是不同力量之间能够合作共处的基础；存异，就是保留不同意见、不同主张、不同利益，不求同一、不求齐一，这是不同力量达到合作共处的条件。由此可见，求同存异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庸之道”。这样处理的结果就是“双赢”，既建立起不同力量之间的合作关系，又保证了不同方面的不同利益、不同要求，从而也就保证了各方面合理的关系，达到了和谐共处。“和”本指歌唱的相互应和。《说文》：“相应也。”《国语·周语下》：“乐从和。”《吕氏春秋·慎行论》：“和五声。”和又有“和味”(调和食物的滋味)、“和羹”(五味调和的羹汤)之义，喻指异质元素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或曰矛盾事物的调合和统一，谓为“和合”。蕴含着和合精神的成语：兼听则明、集思广益、从善如流、求同存异等；反义词语：刚愎自用、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等。和同之辨中国古代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孔子亦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同之辨”始见于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的言论中《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协调）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酸﹑甘﹑苦﹑辛﹑咸）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美食），物一不讲（辨析）。”对“和”的意义的解释：不同的事物互相为“他”，“以他平他”即聚集不同的事物而达到协调，就叫“和”，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就如同五行相互作用而生百物、五味相互调和而成美馔、协调运动四肢而健康身体、六律配合而产生美妙的音乐一样。换句话说，所谓“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不是单纯的一方依顺另一方，而是两方原本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和处理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协调与吸纳，最后达到和谐与统一。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这是“同”，不能产生新事物。春秋时晏子也强调“和”与“同”的区别《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景公外出打猎，得到梁丘据的支持，景公感慨道：“唯据与我和夫！”晏婴回答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晏子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酢、醢、盐、梅，以烹鱼肉，燀chǎn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意为处理事物应立足于“和”，即从矛盾对立因素的多样性及统一性出发；而不应立足于“同”，即不能立足于矛盾对立因素的单一性和一致性。“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就是“同”，而不是“和”。也就是说，必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兼容不同的观点，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得出正确的观点和结论。孔子所谓“和而不同”也就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人云亦云。“和”的观念，肯定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容纳不同的意见，于文化的发展和关系、事情的处理确有积极的意义。老子也讲“和”老子也讲“和”。《老子》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太极），一生二（阴阳），二生三（阴阳调和之气），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也暗示了“和”与“同”的不同。孔子以后的儒家宣扬“和”的观念《周易大传》（战国末年）提出“太和”观念，是指自然界万物并存共育的景况。儒家认为，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中庸》云：“万物并有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景象。孟子提出“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谓“人和”，是指人民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和合思想的历史作用首先，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在历史上，汉族本是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汉族又和五十几个少数民族融合而合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内部密切团结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多元的统一，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谓“和”的体现。其次，加强了中国文化的同化力与中化民族的凝聚力。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夏变夷的基本模式。也就是说，华夏的文化积极吸收蛮夷文化中的成分，进行不断的融合和创新，形成了多元一体发展的文化。就连佛教等异域的一些高级文化，进入中国以后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和而不同思想的现实意义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所谓和而不同，就是群众可以对领导不盲目附和，能如晏婴所说的那样提出不同意见，使决策更完善；领导则应善于容纳和听取下属的不同意见，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和睦相处。相反，同而不和，对上司迎合附和，不表达不同意见；对下属搞一言堂，自己的意见只能赞成，不能反对，排斥不同意见和有不同意见的人，顺昌逆亡，显然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而能否做到这一点，是我们衡量人的道德文化修养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其次，和而不同思想对于处理和解决今天以及将来的国内、国际上面临的多种文化碰撞与冲突的问题，也大有启发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国内来说，坚持和而不同思想原则和思维方法，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那些如网络上流行的“被和谐了”之类的现象，自然不是真正的和谐。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可能会带来种种问题一是为了稳定而安于现状，不是积极地解决社会中那些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捂住盖住，把稳定当成了目的，为了稳定，公平和正义也要为之让路，甚至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均要以稳定作为标准。二是稳定甚至成为挡箭牌，明知事情做错了，却借口稳定不去纠正，反而用更多的错误掩饰前一个错误。三是由于过分的言论控制，正常的民意表达往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结果是社会中的矛盾不断积累。四是一些腐败分子更是利用“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压制民众对腐败的不满，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腐败揭露者进行打击报复，还不忘给扣上一顶“破坏和谐”的帽子。就国际关系来说，有人预言文化差异将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即文化冲突论。江泽民在访问美国布什图书馆时的讲话中却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小结坚持中道，看重和谐，这种文化精神浸透了中华民族文化肌体的每一个毛孔：做人处事，不走极端；待人接物，不卑不亢；求大同存小异，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以至于中国古典审美理论以中和为美等等，“致中和”几乎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思维原则。律,定音器。共有12个,各有固定的音高和名称:1.黄钟(C),2.大吕(#C),3.太簇(D),4.夹钟(#D),5.姑洗(E),6.中吕(F),7.蕤宾(#F),8.林钟(G),9.夷则(#G),10.南吕(A),11.无射(#A),12.应钟(B),合称十二律。区分开来,奇数(阳)称六律,偶数(阴)称六吕,合称律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