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要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期刊文献实现中国梦要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姜卫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个人通过奋斗和劳动创造了美好生活。但是，在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民福祉逐步增进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趋势，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让中国梦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社会流动出现新趋势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分层相对简单和封闭，社会阶层结构可以划分为两大阶级和一个阶层，两大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社会不同阶层成员在工资、社会保障和其他待遇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不仅如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三级式阶层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封闭性和凝固性，即社会成员在阶层间的流动困难重重、障碍种种。一个人获得某种身份，一般是终身制。不过，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平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新趋势。所谓社会分层“凝固化”，就是社会分层结构形成以后，各阶层的身份基本固定，某个群体欲改变身份极为困难，他们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其他身份群体。比如，工人的后代长大以后仍然是“工人”，农民的孩子长大以后仍然在家务农或进城当农民工，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所谓社会流动“缓慢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与社会分层凝固化有关，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期刊文献度、教育资源的分配政策等先赋性因素，都在阻碍着社会成员的纵向流动。据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查，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进多出少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之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富二代”、“官二代”是这种“缓慢化”典型表现。第二，目前社会流动呈现单向流动的特点，即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农村涌入城市，而农民工回流农村的比例很低、速度缓慢。合理、公正、顺畅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抑制了社会活力，阻碍了社会成员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也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更致命的威胁是粉碎了在先赋性条件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通过努力改变生命轨迹、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最终将导致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整合社会阶层结构实现中国梦，必须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而要做到机会平等，就需要把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加以调整，构建良性的社会阶层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流动的门槛过高，弱势群体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越来越少。以教育为例，改革开放以后，高考仍然是农民子弟改变身份的主要途径。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显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越高。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与父亲为农民的毕业生对比，前者平均月收入比后者多400元，前者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后者高出14个百分点。有些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家庭付出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而有背景的毕业生即使成绩很差，也依然能靠关系和钱财进入好单位，并在工作中继续期刊文献受到照顾。在一个不合理的机制之上，教育就这样不断将社会中已有的阶层结构一再复制，从而成为再产生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社会由此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富二代”、“穷二代”等词汇，表明财富、社会地位以及贫困都开始继承和传递。其实，存在贫富差距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言：“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当前是存在的。如今，不少贫困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低于高职生，乃至低于农民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提供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效应。李克强总理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要对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进行推进，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比如说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在社会学家看来，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种理想模式。为此，我们应该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消除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缩小农民阶层。第二，通过政策和制度建设，鼓励社会成员奋发努力，发挥后致性社会流动机制的作用。加快培育社会中间阶层的成长，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向橄榄形转化。第三，实行社会流动和社会评价中的绩效原则，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并实施有力的监督机制来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通过整合社会阶层结构，彻底逾越阶层鸿沟，使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都憧憬着“人生出彩的机会”和“梦想成真的机会”。期刊文献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一、近代以来的纵坐标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中国由一个“中央帝国”被带入强雄林立的国际体系。不管是满清还是随后的中华民国，尽管努力不止、代价不休，却都无法适应历史、回应历史，从而将中国带出五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低谷，国家和民族都沦落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据中国当代国际法专家王铁崖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共缔结过1175件约章，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林林总总，将中国层层锁定，成为全球大小国家任意欺凌的对象。19世纪美国外交官、精通中国事务的何天爵曾愤怒地指出:“现代的万里长城主要是由鸦片箱构筑起来的”。中国彼时的国运正如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所叹息的：“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未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期刊文献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他们虽然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在这些弹丸小国眼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在世界新老列强瓜分中国达到高潮时，竟然出现了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荒唐现象：日本要求中国保证福建省不割让他国，法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以及海南岛不割让他国，德国要求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而这些列强瓜分时连最起码的外交程序也没有，直接派军舰占领，声称有租借的必要，就万事大吉；英国先是强迫中国向它借钱，当日本收到清政府以此借款支付的战争赔款而撤出威海卫时，英军就开进了。所有这一切，清政府都不得不全盘接受。这样的国家，其国民在世界上自然也备受歧视。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中方交涉，美国国务院竟回函称“美国大学没有你们中国学生立足之地”。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更使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和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尽管清政府如此不堪，相对而言，它毕竟对内还能勉强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对外则还能保持一个国家形式上的主权独立，而且战争结束和内乱平定之后还能有短暂的和平与喘息时机。到了所谓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亦即中华民国时期，则连这一点能力都丧失殆尽，甚至期刊文献西方列强即使想签订不平等条约也不知道要和哪一个政府打交道了，百姓则是在接连不断的内战、外战和灾荒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残喘苟延。中华民国时代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37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挑战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在民国初年，中国有三条道路选择。一是旧体制内的新人物袁世凯选择走向帝制。二是代表体制外民间力量的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三是孙中山主张继续革命。然而，一番博弈下来，袁世凯固然称帝失败，横死而身败名裂。梁启超心仪的开明专制——君主立宪也同样没有实现。至于一向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仍然一败涂地，抱憾离世。中华民国堪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所有博弈者全盘皆输的历史阶段：帝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和的胜利，而是无一胜者，从而使中国陷入绝境和死路。《剑桥中华民国史》总结道：“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期刊文献对民国，当时记者黄远庸（笔名远生,有“民国第一名记”之称）曾有如下评论：“一国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中华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商人、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张謇（他曾被票选为民众“最敬仰人物“）1926年临死有如下遗言：“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成为一战、二战战胜国时也依然没有多少改变。一战后，中国代表团去参加巴黎和会，欲向法国总理颁发大总统勋章，却被一口回绝，最后什么权宜也没有争回。二战后，同盟国英美苏仍然侵害中国的主权，三国均在中国有军事力量存在，享有治外法权。蒋介石时期的中华民国究竟如何，不妨听听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口述自传》中打破外交惯例直言不讳的评论：“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30.5亿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期刊文献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真正改变中国积弱积贫，一举消除了自曾国藩时代起就困厄国人的兵随将有的军阀化倾向，完全摆脱了国际强权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重建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还是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完成这上述任务用了100年。二、六十年一甲子的横坐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过一个甲子。纵向比，用台湾李敖大师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早就超越汉、唐。那么横向呢？我们不妨先从亚洲两大强国日本和印度说起。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是世界五强之一。这也是它在二战期间能够同时挑战美国、英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等世界大国的原因。二战它虽然是战败国，但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仍在。而且它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和保护之下，享有巨大的和平红利。由于冷战的因素，得到了美国单方面的贸易优惠。60年间，它没有发生过战争、内乱，没有走过任何弯路。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20年后的今天，它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全球第一，高达225%——其政府预算中的一半要靠借债！2012年经济再度出现负增长，国民储蓄率（家庭储蓄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所期刊文献占比例）竟然连续5年仅为一向没有储蓄传统的美国的一半！与经济失去的20年相对应的，则是日本政治上混乱的20年。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7任首相、9个内阁——这其中还发生了6次内阁改组。这期间最短命的羽田内阁仅存在了两个月零两天。21世纪头12年，更出现8个首相，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