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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市场和财富何鸿编著目录1、艺术品国际流转的几个问题2、文物回流及文物走私的几种途径3、中国艺术市场的“冷”思考4、从数字比较看中国与海外艺术品拍卖业的差距5、从海外艺术市场的走势看中国艺术市场6、中国大陆艺术市场法案透析7、中国书画鉴定因素构成述略8、走向开放的日本艺术市场9、艺术品交易后资金的交易方式10、艺术信息指南11、影响中国古代书画艺术价格值的背景因素12、从海外走势看上海画廊业区域化格局的发展前景13、上海画廊三点侧视14、艺术市场中的马格里特15、拍卖文物艺术品投资市场的行话、术语16、艺术品中的“赝品”问题17、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中的诚信问题18、艺术市场经纬19、艺术品成交附表附一：中国陶瓷器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附二：中国古代书画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附三：中国近现代书画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附四：西方绘画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附五：中国艺术品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附六：世界主要的艺术品拍卖行20、中国文物法、中国拍卖法艺术品市场和财富一、艺术品国际流转的几个问题艺术品国际流转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难题，从某个层面上讲，艺术品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潜在的经济价值是造成这一难题的关键，再加上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主要特性在于其独一性。艺术品国际流转是指国家与国家或与地区之间艺术品的交流和互动，其中也包括非正当手段的艺术品流动，主要是指正常的国际间艺术品贸易（如艺术品拍卖）、非正常的艺术品流动（如战争掠夺、海盗、走私等）、礼节性的艺术品交流（如朝贡、捐赠等）、艺术品的转借等等。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品国际流转是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可以增进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和培养良好的文化情感，也可以提高人们的艺术鉴赏水平和文化艺术素质；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意识。不同的民族在相互间的文化关照和比较中可以获得精神情感方面的愉悦和心里满足。艺术品国际流转中最麻烦的问题是由于历史、政治等遗留下来的艺术品非法流转问题，随着艺术市场的发展和整个艺术品国际流转体制的不完善，加剧了这一问题的矛盾化。艺术品的国际流转早已是个历史问题，在人类初期的战争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战争对艺术品的兴趣，从古希腊算起，距今也近3000年。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之一的《奥德塞》中便记载有征服者大军是如何从特洛伊城掠夺艺术珍宝。古希腊以后的罗马人更是以掠夺艺术品为荣，难怪古罗马人以大量保存和继承了古希腊艺术而倍感欣慰。到了近代，最为明显的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后，开始了全面、广泛和深入的搜刮和掠夺。如1860年的英法联军、1900年的八国联军、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探险家（如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西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以及30~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文化政策等，对中国艺术品的掠夺和破坏，造成了巨大的文化艺术灾难和民族精神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在许多国家的疯狂掠夺再次为人类的文化艺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长期在文化侵略和反侵略的阵线上生活着，我想，文化的较量是文化背后隐藏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所致。要不然，当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在面对用炮弹轰炸埃及狮身人面像而显得无奈时怎能发出“最难征服的是文化”的感叹。正是基于这一点，艺术品的强大精神要素构成了艺术品国际流转的坚强壁垒。一方是失去艺术品而表现出来的民族仇恨和无奈；一方是得到艺术品的自傲情结和兴奋心情。中国艺术品由于战争掠夺等原因流向海外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以中国历代名画为例，南京艺术学院的林树中教授就确定有23000件，均有案可查。末代皇帝溥仪一次就从北京故宫窃出法书名画1200余件，后流失散外。我们依稀还记得：30年代日本人在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野蛮抢掠，共盗去300多个佛头。这种破坏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共从中国掠得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敦煌文物在伯西和、斯坦因等人的盗卖和掠夺下，只能用“无法计算”来衡量他们获得的文物数量。保守估计，中国非法流失在外的各类艺术品应不下1000万件。这些艺术品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瑞典、日本等地。战争与走私是造成国际艺术品非法流转的两颗毒瘤。走私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艺术品走私是继紧俏商品、毒品、人口之后的另一大宗走私品。中国每年走私出去的艺术品不计其数，而中国香港则成为艺术品走私的中转站，走私的前因是盗墓。一位俄罗斯记者——普里瓦洛夫是这样报道中国文物走私现象：中国的文化历史遗产不断被盗并偷运国外。另有报道说：仅西安市郊一当地农民就将约1000座古墓盗掘一空。这些被盗文物走私到海外，一般是通过香港和澳门。拿香港来说，平均每天进入香港的大型货车约有2000辆，而受到检查的不到200辆。香港《南华早报》提到：中国文物走私——香港做媒。文章说，1986年河南农民非法挖掘了公元前1~4世纪的古墓500座。1990年2~11月，一个团伙就盗掘46座古墓。1992年陕西博物馆一副馆长访问法国，在一家专营中国文物的商店里看到竟摆放着四、五百件中国的青铜器和石雕。为此，香港大学法律讲师戴维·墨菲说：“这些中国法律禁止的文物，都是从香港用船运到法国的。”1993年，香港海关人员在罗马桥截获107件文物，价值超过1000万港币。中国文物走私的数量永远无法确证，正如墨菲所说：“文物走私变得更为频繁，中国大陆及香港的海关时常截获文物，无法统计到底从中国大陆走私出境多少文物，但从文物市场上出现的文物看，这一数量无疑是惊人的。”香港成为中国文物走私中转站的主要原因是香港《基本法》中根本没有文物的条款。香港实行货物自由流通的政策，是促成这一事实的必要条件。在国外，饱受20年战乱之苦的阿富汗，流失了大量的文化艺术瑰宝，现在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地的艺术市场上经常可见阿富汗的艺术品。美国加州亚太艺术博物馆主任大卫·卡曼斯基就曾在伦敦一位古董商家中见到一件有着2000年历史的阿富汗象牙首饰盒，这件物品曾是喀布尔博物馆的藏品。2001年2月，在纽约国际亚洲艺术博览会上，伦敦约翰·埃斯肯阿齐画廊展出了一件键陀罗时期酒神巴克斯的头像，后鉴定它来自巴基斯坦。2001年10月，美国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以前，人们发现在喀布尔博物馆收藏的20000件黄金制品，不知在何处？这也进一步让人们理解了为何战争能让人发财的道理。战争对文化、艺术的破坏和掠夺是空前的，一次次制造人类文化和精神情感的灾难。由于国际间的协作关系和法制不健全，也带来了国际艺术品流转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在海外寻访中国艺术品多年的林树中教授就深有感触：流失海外的这些名画依靠什么手段追回呢？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杨振宁教授在海外寻访中国艺术品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并为这些国宝早日回国不断努力。虽然中国在1997年3月加入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该公约规定：对今后通过非法手段和途经流失到境外的中国文物，有权在75年内依法提出返还和归还。但这一年限的规定，势必将中国带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流失出去的文物绝大多数早已超过了75年，怎么办呢？我想：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或国际立法，无偿或有偿将这些文物返还；另一方面，在经济能力许可而又无法达到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道义、国际舆论和文化责任了。由此看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形成统一的国际艺术品流转体制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世纪以来，艺术品的国际流转，在立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明显不够。除上面提到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还有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全球性公约《关于禁止与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方法的公约》，但这一条约未能很好地解决国际间由于历史问题造成的文化遗产问题，而更多的是关注世界各国在文化财产问题上的相互利益。在地区间，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收回与归还被盗文物的有关考古、历史及文化财产合作条约》，这一条约很好地促进了两国间联合考古与文物互换等方面的问题。此外，美洲国家组织实施的《关于保护美洲国家出土文物、历史及艺术遗产圣萨尔瓦多公约》；1954年《海牙公约》在《柏林条约》和《凡尔赛条约》的基础上，规定对所有国家的文化财产实行全面保护，使其免受战争破坏，亦免遭和平时期的掠夺。历史上由于战争等原因造成的艺术遗产问题，是已既成的事实，而令各国异常头疼的则是正在进行的疯狂的艺术品走私和盗窃行为。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是严重加剧了艺术品国际非法流转问题，因为被盗的艺术品总是通过非法手段流出国外，以获取暴利。艺术品的被盗案几乎在世界各国均存在。1994年6月，一群盗墓贼在河北曲阳县盗得五代前蜀节度使王处直墓的“人形大理石浮雕”及陪葬品，后从韩国走私到美国。2000年元旦，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被盗一幅印象派大师塞尚的名画，当时牛津街上沸腾的人们正在为庆贺2000年的到来而狂欢。这幅画创作于1879~1882年之间，估价320万美圆。针对艺术品的被盗问题，世界各国也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和条约。1979年，美国颁布了文物保护法《1979年考古资源保护法》；1990年又通过了《土著美洲人墓葬保护和返还法》；1991年颁布了《国家被盗财产法》等。中国1982年11月通过了《文物保护法》，其中对文物的出境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后来又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的倡议下，制定了《关于严厉打击盗掘古墓犯罪活动的意见》。由于战争等原因造成艺术品流失的归还问题，则成了非常现实的问题。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依照相关法律强制执行、通过拍卖或赎买方式、无偿奉还。1999年7月中国被盗文物——五代人形大理石浮雕，经中国政府的交涉，在纽约佳士德拍卖时被美国法院查扣，并依法归还中国。与此案情形相似而结果截然相反的是2000年4月，香港佳士德和苏富比两家拍卖行在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下，他们以香港法律和国际法为幌子，公然拍卖4件1860年英法联军在中国放火焚烧圆明园时抢夺的文物。这些文物，后来被中国北京保利集团斥巨资竞拍回国内，抢救了这些失散多年的国宝。1995年，轰动海内外的山西省灵石县资寿寺十八罗汉头被盗往台湾等地，1999年3月，台湾收藏家陈永泰先生以70多万美圆的重金购得后捐还给祖国大陆，近5年的流离，十八罗汉重归故里。这一义举，作为中国海峡两岸“文物互动”的合作，被列为1999年中国内地收藏十大新闻之首。随着国际经济文化环境的改善和世界各国文化责任意识的加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失散艺术品回归故里。2000年初，西班牙政府借意大利罗马巴尔里贝尼宫举行西班牙画家戈雅画展之机，以240万欧元的重价购得意大利一家族收藏的戈雅名作《钦琼女伯爵》，极大丰富了戈雅绘画在西班牙的收藏。2001年4月，上海图书馆斥资450万美圆购回在海外漂泊半个多世纪的“翁氏古籍善本收藏”，这是中国清代以来留存在海外的最后一批善本书收藏。针对这一举措，国人各有议论，褒贬不一，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值得肯定：买回来的决不仅仅是80种、542册图书，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回归。上个世纪末，奥地利政府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打算将二战时期纳粹当年收缴的艺术品物归原主，这些艺术品是1945年从各地收集来的，包括没收的物品和战争时期物主收藏起来的。早在80年代中期，奥地利政府曾因为“毛厄巴赫财产”问题遭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艺术新况》杂志指责奥地利政府靠昔日犹太人的财富致富。十多年后，奥地利政府通过了又一项艺术品和文物古董清理法以完成艺术品物归原主的愿望。从国际意义上讲，奥地利政府的这一举措，为战争留下的诸多艺术品国际流转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和参照。2002年，对埃及人来说，是个幸运之年。上个世纪初在埃及开罗博物馆失窃的埃及法老阿赫那吞金棺的下半部分——棺盒，后在瑞士发现，并被送往德国修复，经德国和埃及两国政府协商，将金棺盒从慕尼黑博物馆中请出归还埃及，从而使得这失散分离几十年的金棺又整体的合而为一了。当然，在艺术品国际流转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遗憾和不安的事情。如1979年的埃尔金石雕事件。英国驻君士但丁堡的特命全权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