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背景下上海劳动力市场结构演变与分割特征分析

第5卷第2期中国城市研究（电子期刊）Vol.5No.22010年10月E-JOURNALOFCHINAURBANSTUDIESOct.,2010经济转型背景下上海劳动力市场结构演变与分割特征分析杨波1,，徐伟23(1.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上海，200032；2.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200062；3.DepartmentofGeographyandPrenticeInstitute,UniversityofLethbridge,加拿大）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就业市场因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差异，形成体制内板块、体制外板块和三资企业板块等三大板块。不同板块的劳动力市场各具不同的特点，包括就业机会、薪酬与福利补偿、就业可靠性与稳定性。就业格局多元化的发展，导致劳动力市场行业结构的分化。本文从产业结构、行业特征、职业构成三个方面研究了上海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发展演变特点，着重讨论了上海劳动力市场在这三个侧面表现出的分化与分割，揭示了体制性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现，指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社会传统与体制等因素共同作用于劳动力市场动态演变的规律与本质。关键词：市场经济转型；公司所有制结构；产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中图分类号：；F590.7文献标识码：A1就业体制结构重组与上海劳动力市场的演变与分割1.1就业体制多元化变革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就业机制上的反映形成了三条发展轨迹。第一轨迹，体制外的放开，主要表现为私有经济、个体工商等新兴经济形态的发展。这部分企业的劳动就业最先进入市场化过程。第二轨迹，体制内的改革，也就是针对原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的发展过程。第三轨迹，对外开放，即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三资企业蓬勃发展，按照国际规则引入的就业机制的发展过程，表现为“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不同轨迹的演变过程形成了就业机制的三大板块，即体制外板块、体制内板块和三资企业板块。三大板块的就业机制具有明显的差异。首先，决策机制不同。体制外板块的决策主体地位最为明确的，国家控制成分最少，企业主在选择发展方向和聘用员工时有充分的自主权；体制内板块，历史包袱重、问题难点多、进展难度大、改革成本高、就业决策反应机制最为迟缓，决策主体（政府）受非市场因素制约相对较多，因而多采取非市场化决策；三资企业板块，就业的决策主体介于前两者之间，更多地表现为资本来源地决策机构的本地化。其次，就业动力不同。体制外板块，就业完全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就业形式最为多样化，创业最为积极。体制内板块，就业由于劳动产权界定的相对模糊和劳动收益权的弱化，就业动力机制表现出缺失和扭曲的特征；三资企业板块的就业动力机制相对成熟，其形式受收稿日期：2010-6-23基金项目：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06JJD790009）：“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劳动市场分割问题：理论研究与经验探索”；加拿大UniversityofLethbridgeResearchFund资助。作者简介：杨波（1980-），男（汉族），山东人，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徐伟（1959-），男（汉族），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紫江”特聘讲座教授、加拿大LETHBRIDGE大学地理系副教授。114杨波、徐伟5卷资本来源地的管理理念影响，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就业体制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重组，即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表现为宏观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传统就业模式的延续（体制内就业），一为市场化就业模式的兴起（体制外就业和三资企业就业）。体制内板块在接纳就业、工资福利发放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基本上沿用传统体制的做法，变革较少；体制外板块则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模式运作。上述两个板块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国内劳动力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中国成为国际上FDI的热点国家，三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全国各地。2006年全国有三资企业274683家。上海是三资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有三资企业31568家，在沪外国常住人口119876人，三资企业工作人员及家属人数76873人。由此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三资企业就业模式不同于体制内和体制外模式。企业员工中有一定数量的外籍雇员，大部分高端管理人员均由境外人员担任，这一部分就业岗位很难进入国内劳动力市场，而往往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遴选CEO或高级管理人才。1.2就业格局多元化“计划加国有”的传统劳动力资源配置模式打破后，许多国企破产、兼并与重组，以及新兴私人企业的快速增长，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表1按所有制类型分的上海就业人员变动情况数量（万人）比例（%）2000年2003年2006年2000年2003年2006年从业人员745.24813.05885.51100.00100.00100.00国有180.99163.69138.9224.2920.1315.69集体282.18240.12214.7737.8629.5324.25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51.7781.6292.416.9510.0410.44其他230.30327.62439.4130.9040.3049.62#有限责任公司25.7734.7847.393.464.285.35股份有限公司22.3431.2433.743.003.843.81城镇私营58.23160.73240.767.8119.7727.19城镇个体9.2721.4621.181.242.642.39非正规就业及自由职业19.9038.7051.442.674.765.81职工人数390.14358.59500.94100.00100.00100.00国有229.24187.14146.3858.7652.1929.22集体47.4529.9518.1112.168.353.61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54.9768.4675.6014.0919.0915.09其他58.4873.04260.8514.9920.3752.07#有限责任公司27.9935.9242.957.1710.028.57股份有限公司21.8629.4630.345.608.226.06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07）。从表1可以看出，上海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和职工人数不断下降。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数由2000年的745.24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138.92万人，职工人数由229.24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146.38万人；集体企业从业人员由2000年的282.18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2期上海劳动力市场的行业与职业分割特征分析115214.77万人，职工人数由2000年的47.45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18.11万人。与此相反，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城镇私营等新兴的非公有制部门的从业人员数不断上升。其中，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的从业人员数由2000年的51.77万上升到2006年的92.41万，职工人数由54.97万上升到75.6万；其他非公有制部门的从业人员数由230.30万上升到439.41万，职工人数由58.48万上升到260.85万。不同经济类型部门从业人数的变动，导致了就业比例的结构性调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城镇私营等）的从业人员比例，由2000年的24.29：37.86：6.95：30.90变动为2006年的15.69：24.25：10.44：49.62；职工人数由2000年的58.76：12.16：14.09：14.99变动为2006年的29.22：3.61：15.09：52.07。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取代了国有和集体经济部门，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流向，标志着一个多元化就业格局的形成。城市劳动力的结构性再配置首先表现为国有部门的劳动力流出。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于考虑到社会稳定等问题，国企用工制度改革仅仅限于就业增量部分，尚未触及城镇就业的存量部分，表现为“只进不出”或“只进少出”的特征。数据显示，上海的国有企业职工数由1978年的336.3万人上升到1991年的403.5万人，增加了近20％。而到80年代末期，全上海只有17万职工从国有企业下岗。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市场经济改革积累了新动力。同时，中国经济进一步与世界经济接轨，经济改革变得更为紧迫，首先受冲击的是劳动密集型和绩效差的国有企业，大量富余职工从国有企业释放出来。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分流，造成了职工人数的缩减。1993年上海成为首个实施下岗政策的城市，职工人数由1992年的511.16万人，下降为1993年的490.35万人。1996年7月，上海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正式拉开了国有职工大规模下岗的帷幕，上海职工人数由1997年的435.27万人骤减2006年为146.38万人。国企重组的冲击并不带有选择性，不同职位的职工人数都发生大量缩减。1994-2000年期间，工人人数由97.59万人下降到34.60万人，工程技术人员由11.19万人下降到4.76万人，管理人员由18.18万人下降到7.80万人，服务人员则由16.55万人下降到3.67万人。相对而言，技术类人员所受冲击较小。-100.00-80.00-60.00-40.00-20.000.0020.0040.0060.0080.00198019861988199019921994199619982000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其他人员图1上海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增长率变化（1980-2000年）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01）》整理、绘制。国有企业的失业和下岗员工，可以有四种选择：第一是流向与新兴部门相关的劳动力市场，与城镇外来劳动力形成就业竞争，选择这种出路的失业劳动力显然属于非自愿失业者；116杨波、徐伟5卷16.4220.1627.443.0535.523.20510152025303540455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年份00.511.522.533.544.5从业人员数（万人）非正规就业组织数（万个）第二是利用原企业保留的福利，不再参加工作，亦即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如一部分人通过提前退休的方式离开了工作岗位；第三，继续在原来的劳动力市场内部寻找和等待就业机会；第四，开展自主创业，成为非正规就业者。为鼓励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上海创造了非正规就业组织。非正规就业组织是国际劳工组织以及相关部门一直在研究的就业形态，主要是城市非正规部门中的小型生产服务企业、家庭手工作坊中的就业者、自我雇佣型的就业者、独立服务型的就业者。非正规就业组织，作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重要载体，从一开始就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包括3年内免缴地方税、优惠参加基本社会保险、参加从业风险保险等七项优惠政策，这使非正规就业组织成了小企业的孵化器。到2006年底，本市非正规劳动组织已达3.83万个，从业人员总量达43.05万人，在各项政策支持下，近千家非正规就业组织通过孵化，脱胎转化为小型、微型企业。尽管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也开始对非正规就业经营范围的严格控制。如闸北区不再新办理发美发类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卢湾区对家庭劳务项目和社区棋牌服务项目不予办理。图2上海非正规就业情况（2001-2006年）资料来源：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7年统计月报。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政府开始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开发区建设，积极吸引全球资本。1990年签订合同金额仅为2.14亿美元，2000年上升为63.90亿美元，2006年这一数字达到145.74亿美元；实际吸引外资金额由1990年的1.77亿美元，上升为2000年的31.60亿美元，2006年达到71.07亿美元。大量外资的注入不仅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港澳台及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