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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读书笔记1、政治和国家的界定韦伯对国家的界定是建立在他对政治的理解基础之上的，韦伯认为“政治”概念非常宽泛，每一种自主的领导活动都算是政治。而韦伯认为“武力乃是国家特有的手段”，因此他对于国家的定义是：“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类共同体。”既然韦伯认为，国家是一种以正当的武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人的关系，那么这一种支配的正当性依据来源于什么呢？他认为权威的来源有三个基本类型，一是传统型，即“永恒的昨日”的权威，也就是权威由于威信和习惯而变成神圣的习俗。二是个人魅力型，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比如希特勒、毛泽东以及宗教领袖乔答摩悉达多甚至虚幻的耶稣都是诸如此的人物。三是法制型，靠的是人们对于法律规范的自觉服从，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权威来源类型。2、现代政治的特点那么政治是如何实现对人的支配呢？韦伯认为支配的经营需要由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僚属和物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其中，政治家通过提供“物质上的报偿和社会性的荣誉”让行政僚属听命于自己。而在物资管理方面，不同于过去的“身份制”政治团体和君主自行管理行政两种模式，近代国家凭借正当性的武力，取得了对经营所用物资工具的独占垄断，因此行政僚属与具体行政工具终告分离，官僚制构建起来，国家站在了权力的顶端。而在一过程中，作为君主收夺权力工具的志业政治家出现了。此外，作者还关注了而新闻工作者。他认为新闻事业应当是政治领袖向上爬升的正常渠道，然较低的社会评价、缺乏余裕的桎梏等恶劣的社会环境使得许多有才华的新闻从业者囿于本职工作而失去在政治上有更大作为的可能。3、政党政党也随着政治在近代的变化而呈现着不同的形态。政党最初是贵族的追随者，之后分化为各类政党。一开始,国会议员和地方望族对于政党有着很强的控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党组织独立和强化的倾向使得望族的支配、国会议员的操纵宣告式微，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民主制到来。但是这一过程也必然是望族式的结构形态和近代政党式的结构形态一直斗争的结果，而不同国家这一变化过程也呈现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在英国，早期由职员、企业家和名门望族掌握的政党渐渐发展成党务会制度，这一种制度实质上是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专政者。而领袖也被要求具有能够鼓动群众情绪的能力。在美国，直接诉求民意被贯彻得更彻底。国会的权力几乎全部被政党所掠夺。猎官制、党老大等特有的存在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腐败和浪费，但也正是它们构建了美国高度资本主义式的严密的政党组织形式。德国的政治呈现出三大态势，分别是国会的无力、专业官僚阶层和有政治信念的政党。而在政党和国会的望族派系倾向也是其另一大特色。4、志业政治家韦伯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志业政治家，必须具备三种特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同时政治家必须时刻警惕自己虚荣倾向，因为虚荣会诱使政治家犯下不切事和没有责任感的错误。政治家如果沉浸在对于权力的崇拜和炫耀之中，乃是扭曲政治动力的最严重的方式。韦伯还认为政治家必须要有信念，否则就无法逃脱空虚的宿命。在政治和道德的关系上，韦伯认为一切具有伦理意义的政治行动都可归属为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在心志伦理看来，善的目的可以让武力手段圣洁化，这使我们无法在道德上判定，哪一个目的该圣洁化哪一个手段。责任伦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负有责任。因此，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无法并存。韦伯同时也提醒志业政治家在使用武力过程中不要被政治的魔鬼所驱使和控制。因而政治家如果没有坚忍不拔的心态以及承受现实的能力，将被纯粹的暴力所掌控。在韦伯看来只有内心成熟的、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的人才能将政治作为志业；只有当认识到了社会现实的黑暗、愚蠢庸俗却仍能立志为改变这个世界而献身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5、我的思考韦伯在谈到文人作为职业政治家的时候，对比了东方和西方。他认为在西方的雅典时期，文人们通过学习而成为军事顾问，文人们学习的学院（Academy）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了近代大学的起源，但是文人们在政治上却没有很大的作为，特别是到中世纪神学占压倒性的地位之后。但是情况在东方却截然不同，中国通过创造性的科举制度，为自下而上选拔人才开辟了通道，将通晓古代经典的文人选拔到官僚阶层来管理国家。我认为，欧洲大陆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却能够延续上千年，除去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因素之外，不同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欧洲大陆缺乏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那么人们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旧体制，以实现自己参与到政治中来的目的。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广大普通人改变自身命运，参与政治提供了一条道路，那么普通民众就不会诉诸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中国素来具有“考试择才”的传统，这一传统对于今天中国的影响依然是无处不在的，比如选拔人才进入大学的高考和选拔人才从政的公务员考试都是每一年社会关注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