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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图书集成》的编排体例[]TheCompendiumofWorksofthePastandthePresentisabookonalmosteverythingoftheworld，whichhasbeenwidelyacclaimedforitsscientificandreasonablearrangement.ThecompilersofTheCompendiumofWorksofthePastandthePresentcreatedtheclassificationmethodofcompilation，speciesanddivisionetc.，whichcaneasilyrecallinformationforitsclearlevelsandstrictlogic.Thecollectionandclassification，literatureandart，chronicle，potpourri，additionalcollection，werebasedonthenatureofthematerialsathand.Thosegenerallysimilarcontentcanbeassignedtodifferentclasses，whichreflectseditors’multi-angle，multi-levelunderstandingofthematerials.TheCompendiumofWorksofthePastandthePresentplaysaroleinindexing，whichcanberegardedasavaluebeyonditsscientificcompilationanditsintegrationofcontent.《古今图书集成》又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三百多年前，由清代著名学者陈梦雷主持，于康熙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完成初稿，康熙五十五年进呈，历经十六年，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是中国文化史上三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型文献之一。该书内容广博，举凡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农业、牧业、渔业、医学等无所不包，共一万卷，五十多万页，一亿六千万字，规模宏大、载事完备、分类细密，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备受朝廷、民间尤其是文人学者的青睐，被尊称为“大清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流传甚广，历来都被作为类书使用，资料丰富，检索方便，对中、外学者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称赞《古今图书集成》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书中的文献资料还多次被俄、英、日等国家的学者引用。对于这部大型的典籍，目前学术界多是将它作为工具书使用。近几年，研究者也多是从其流传、收藏、刻印等角度论述，如：何玲《光绪朝石印〈古今图书集成〉的流传与分布》[1]，欧七斤、张爱华《三部同文版〈古今图书集成〉的收藏与流传》[2]，李开升《〈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校样本考述》[3]，李善强《〈古今图书集成〉石印本与铜活字本考异》[4]，杨虎《乾隆朝〈古今图书集成〉之铜活字销毁考》[5]，等等。一部大型文献的流传与影响，固然有其版本、刻印等方面的因素，但编排体例、载体形态内容等方面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古今图书集成》的广泛流传固然与其内容丰富密切相关，然而，分类细致、层次清晰的编排特色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鲜有出现。本文拟从编排体例这一角度进行论述，以求方家指教。类书尤其是大型类书是对既有文献资料的汇编整理，它的结构体例不仅仅是支撑全书的骨架，还是纲领和编检方法，关系着类书对文献资料的容纳和展现，决定着类书的加工深度和检索功能。《古今图书集成》的内容几乎囊括天地之间的所有事物，它将古往今来一切记述或辑录有关该事物的资料全部吸纳进来，客观上起到了专题资料汇编的作用，因此，名曰“集成”。对于如此复杂广博的内容，如果没有合理科学的编排，其内容纷乱芜杂的程度可想而知。对此，《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在借鉴历史上其他类书编纂经验的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将全书汇集的古往今来的事、物分为6个“汇编”，每一个汇编细分为“典”，共有32典，每一个典下再细分为“部”，共有6117部，层次清晰，逻辑严密，便于查找使用。由于《古今图书集成》卷帙浩繁，短篇单章无法将其各部分的编排内容、方法等论述清楚，所以，本文以“博物汇编”中“草木典”的“桃部”为例，简明扼要地分析其井然有序的编排特色。“博物汇编”的主要内容是记物，下分四“典”：第一是“艺术典”，辑录农、医、画、卜、弈、商贾、佣工、优伶等；第二是“神异典”，辑录鬼、神、佛、道、方士等；第三是“禽虫典”，辑录有关动物的资料；第四是“草木典”，辑录有关各种植物的资料。“典”下又细分为“部”。在具体的各“部”中，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十项。在各部编排时，原则上每部都按照这十项依次列举有关资料，但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而灵活处理，“无者阙之”，力求使事物的文、史、图或表、论合一，编排严谨，便于检索查找。《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的植物志，第215卷到219卷为“桃部”，“部”下又有若干分支。其中，第215卷为“桃部汇考”，第216卷为“桃部艺文一”，第217卷为“桃部艺文二”，第218卷为“桃部艺文三”“桃部选句”“桃部纪事一”，第219卷为“桃部纪事二”“桃部杂录”“桃部外编”。各部分既独立又有联系，资料庞杂而逻辑清晰，体现出编选者的匠心独具。逐一论述如下。1“桃部汇考”的编排《古今图书集成?凡例》说：“汇考之体有二：大事有年月可纪者，用编年之体，仿《纲目》，立书法于前……此典之最宏巨者也；或大事无年月可稽，与一事一物无关政典者，则列经史于前，而以子集参互于后。虽岁月未详，而时代之先后，一事因革损益之源流，一物古今之称谓，与其种类性情及其制造之法，皆可概见矣。”[6]（以下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凡例》的内容出处与此相同，不再一一标注）可见，“汇考”辑录了有关事物的历史起源、发展、变化的重要资料。“桃部汇考”部分列举了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各种桃的名称，表明最早称用的出处，并附有桃图。这些文献依照时代的顺序，采录经、史、子、集中对桃的性状、物候、加工、种类、利用、烹制、药用、种植方法等方面的资料。如《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并附有朱熹等人的解释，这是对桃的花、果实、叶的性状的描述；《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桃始华”，这是说桃开花的时间；《礼记?内则》：“桃诸，梅诸，卵盐”，并附上后人注释，因当时桃有苦味，食用的时候蘸一点盐，味道会更好一些，这是说明古人食用桃的方法；《尔雅?释木》：“旄，冬桃”，下附注释说：“子冬熟”，即冬天成熟的桃，这是说桃的种类；《山海经?北山经》：“边春之山多桃李”，《东山经》：“岐山其木多桃李”，这是说当时桃的分布。除此之外，“汇考”部分依次还引用了《大戴礼记》、东方朔《神异经》、刘熙《释名?释饮食》、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桃》、段成式《酉阳杂组》、李时珍《本草纲目》、王象晋《群芳谱》以及各省地方志等。这些文献都是根据时代的先后引用的，内容包括桃的生物特性、种类、分布、人们的食用、加工、栽培、药用、各地桃的种类、物产等情况，体现出该书编排的“一物古今之称谓，与其种类性情及其制造之法，皆可概见也”的目的。“汇考”部分的内容有些可以作为典故或故事出现在其他类目中，这样前后相互参照，有助于我们多角度了解有关桃的典故的运用，更好地理解关的文学评论。另外，对照其他类目可见，“汇考”部分的资料带有较为明显的客观叙述性，因此，具有史料价值。2“桃部艺文”“桃部选句”的编排“艺文”与“选句”是《古今图书集成》最有文学性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编者文学欣赏情趣的部分。《凡例》对“艺文”这样说：“艺文以词为主，议论虽偏，而词藻可采者，皆在所录。篇多则择其精，篇少则瑕瑜皆所不弃，大抵隋唐以前从详，宋以后从略。”对于“选句”这样说：“凡丽词偶句，或以对待见工，近体古风，或以警拔见赏，其全篇即无可观，而瑕不掩瑜，单词片语亦不可弃，况一时为佳句，日久遂为故实，故有选句之录。”由此可以看出编选者对文学形式如语言、辞藻等的偏爱。“桃部”的这两部分在选材、编排方面有两个特点：第一，“桃部艺文”“桃部选句”都列有目录；第二，所选作品首先根据时代顺序，并在每一个时代出现的第一位作者前标注时代；其次是按照文体，分别选文（如赋、记、表、赞、序等）、诗、词中有关桃或桃花的作品。这样不仅可以了解桃或桃花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发展历史，而且可以了解有关的文学描写和表现逐渐丰富的特点，如“桃部艺文一”的目录是：晋傅玄《桃赋》、陶渊明《桃花源记》；宋伍辑之《园桃赋》、梁江淹《山桃赋》、陈张正见《衰桃赋》；唐李乔《为纳言姚寿等贺瑞桃表》、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杨思本《桃花赋》、皮日休《桃花赋》；宋吴淑《桃赋》；元戴表元《碧桃花赋》；明宋濂《蟠桃核赋》、王衡《东门观桃花记》、陈继儒《游桃花溪记》。从这一目录可见，桃作为一种文学创作题材最早出现在晋，随着时代的发展，桃的品种、实用场景等都在不断出新，反映出人们对桃认识的深入及利用的广泛。这一目录大致勾勒出桃文化从实用到审美的发展过程。又如诗歌部分，如果同一位诗人有多首桃（桃花）作品，则根据内容分别列出一首。如对于杜甫的有关作品，列举了《题桃树》《江畔独步寻花》《漫兴》《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长句》；又如对于白居易的有关作品，列举了《寄题忠州小楼桃花》《夜惜禁中桃花因怀钱员外》《大林寺桃花》《下?南庄桃花》《种桃歌》《晚桃花》等，这样不仅体现出同一诗人对同一植物表现方式的多样，而且体现了诗人对该植物的欣赏习惯、生活爱好等。由“桃部艺文三”的“词”部分的目录可知，这部分资料在编排时除了依据词的时代先后之外，还把同一时代中的同一词牌集中收录，如《虞美人》有两首，先后收录了秦观、陈与义之作；《摸鱼儿》有两首，分别是冯取洽、黄?N之作。同一词牌的不同作家、不同内容能够体现出人们对桃花认识的异同，而多种词牌并列能体现出不同词牌对词的语言和内容的不同要求。这既体现出编选者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与审美倾向，而且体现出编选者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也能帮助研究者理解有关文学作品。“选句”部分也能体现这一特点，不再一一论述。3“桃部纪事”的编排与“桃部汇考”部分一样，“桃部纪事”所选的材料也基本是纪实性史料。《凡例》对“纪事”部分这样说：“纪事之大者入于汇考，其琐细亦有可传者，皆按时代列正史于前，而一代之稗史、子、集附之。亦有后人杂记而及数代以前之事者，若按其著书之世代则疑于颠倒，故仍采附于前。”这里所说的“大”“琐细”，是指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影响的范围和广度等，而不是指事件本身的大或小。由“纪事”部分所编选的资料可以看出，“琐细”的事件多是指街谈巷议的个别事件，或一人之言、一地之景等，而不是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而出现的，如引《本事诗》中博陵崔护，姿质甚美，清明日游都城南庄园，偶遇一妙龄女子，身姿绝佳，两人默默对视，渐生好感……第二年清明日，崔护因相思再次重游，但庭院如旧，门户紧锁，失望而痛苦的他在左门题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则材料并非是描写桃花之美，而是将与桃花有关的故事作为典故而使用的。又如引用宋代《花史》，述蔡君谟水晶枕中有一桃枝，宛如新折，这一传说体现出蔡君谟的个人喜好，也说明在宋代，桃枝可以镶嵌在水晶材质中作为艺术品而使用。所以，“桃部纪事”的资料并非偏重文学性，而是强调其史料性，这样编选与编排目的有助于人们了解有关的事项或典故。4“桃部杂录”与“桃部外编”的编排对于这两部分，《凡例》这样表述：“圣经之言多入总论，亦有非正论次一事而旁引曲喻，偶及之者，则入于杂录。至于集中所载，或有考究未真，难入于汇考；议论偏驳，难入于总论；文藻未工，难收于艺文者，统入于杂录。”“凡大纲皆入于汇考，琐细皆入于纪事，可谓详矣。而百家及二氏之书，所纪有荒唐难信，及寄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