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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交际民族志话语/交际民族志（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是人类学家研究语言现象时所运用的重要方法，也是社会文化知识和语言关系研究的传统流派之一，它是由海姆斯和甘柏兹在20世纪60年代初使用的方法，用于分析语言在社会文化联系中的使用关系。它研究在一定文化情境中发生的交际行为、尤其是语言交际行为的性质和功能。它采用民族学的方法，集中研究在一定的情景中使用的言语语段，把研究语言的实际运用视为研究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落脚点。由于它重视人的社会行为及其文化内涵，研究交际行为、尤其是语言交际行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有的学者把它归入社会语言学；但有的学者认为，它研究的是广阔文化背景上的交际行为，应当比社会语言学有更大的内涵。语言人类学认为，只有联系话语表达所涉及的事件或交际事件（SpeechEventCommunicative），才能领会在有关场景中使用的语言意义。这种语言事件都有各自文化的印记。特定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模式决定谈话内容和形式，社会文化知识在交际中表露出来。交际民族志学者已经搜集到大量新的、有价值的描述性信息，证明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着大量的标志性信号资源，在一特定的文化中，言语规则随情景不同而不同。他们找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说话方式和语法一样，是受规则支配的。二产生的背景交际民族志之所以兴起，有其客观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上世纪，尤其是5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语言与文化关系认识的深化。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已经进行了许多有关的探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学者们相信，把语言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研究，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可行的。其次，这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尤其是乔姆斯基为代表的主流语言学的反思口主流语言学重视语言结构的独立性，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主张语言使用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不是语言学研究的任务。这驱使重视语言实际运用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另立门庭，专事语言中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交际民族志就是因此而得益的学科之一。三是人们对语言普遍特征和语言运用多样化认识的加深。人们以往认为，各种语言各有自己的不同的特征，但语言在使用上却是大同小异的。现在人们认识到，情况刚好相反，语言在根本上具有普遍的特征，可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具体使用时却呈现很大差异。而语言与文化相关性的研究正是为了揭示这种差异。四是由于对人的语言能力认识的加深。人们认识到，要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有效地使用语言，就不仅要有语言能力（即在童年时习得的母语语法知识），而且要有交际能力（即知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讲什么话语得体，讲什么话语不得体）。交际民族志正是研究人的这种交际能力的学科。交际能力参数：（1）懂得什么样的话合乎语法；（2）懂得什么样的话能被别人接受；（3）懂得什么样的话适合什么样的场合；（4）懂得某一种语言形式真正使用的可能性有多大。五是对语言和文化这两个长期以来被搞得很含混的概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首先是“语言”这个概念：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是指人类所共有的、用经过编码的声音符号系统进行交际的能力；而某一具体语言则是人类社会里各种口头交际符号系统的一种。前者是人的先天能力；而后者是人从童年时开始，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习得的交际系统，与此同时，他也习得了相应的非语言的文化特征。因此，具体的语言就像社会的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一样，自然具有文化的特征。反过来说，一定的文化特征也必然以各种形式反映在具体的语言之中。再说“文化”这个概念：广义的文化是人类社会中代代相传的、需要人们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全部行为方式。显然，在这个意义上讲，具体的语言只是人们所习得的一种习惯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看作是广义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广义的文化和具体的语言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包含的逻辑关系，非语言的文化与具体的语言之间才存在并列的关系。研究者必须首先区分广义的文化与非语言形式的文化，区分作为人的先天能力的语言与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习得的某一种语言，才能进而研究非语言形式的文化与语言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非语言的文化包括思维文化（如世界观和价值观念）和行为文化（如礼仪和宗教），而物质文化（如汽车和电视）则是行为文化和思维文化的产品。对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认识促进了交际民族志的发展。三主要研究介绍交际民族志领域的代表人物美国“交际民族志之父”海姆斯（DellHymes）（1927——2009）著有《交谈民族志》，《论交际能力》与甘伯兹合著《社会语言学的基础：一种民族志方法论》，第二代表人物甘伯兹（Gumperz）（1922——），著有《社会语言学的方向：交际民族志》。海姆斯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提出“交际能力”这一概念。在乔姆斯看来，语言能力是指“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具有的关于语言的知识。”他认为这种知识主要是一种语法知识，人们利用这种能力可以造出无数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事实上，语言能力不只限于语法知识，还应当包含语音和语义方面的知识。海姆斯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仅包括乔姆斯基提出的能否创造出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语言能力，而且还包括他能否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由此他提出了包含“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两个方面的交际能力。语言能力是组织并规范使用语言的能力，使人不说出错话和病句。交际能力是选择并其适当运用语言的能力，使人能够根据交际内容、对象、场合等说出得体的话。作为交际民族志学的先行者，海姆斯曾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及宾夕法尼亚大学。他很早就关注语言与交际的关系，并对美国西海岸的印第安人作过深入的田野观察。1964年，海姆斯在AmericanAnthropologist（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交际民族志”的概念，他认为：“交际民族志包括两大特征，……其一，我们需要新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直接考察语言在情境中的使用，以此揭示适于语言活动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单独的对语法、对人格、对宗教、对亲属关系及其他类似的研究中是无法获得的。……其二，必须把一个社区（community）作为语境（context），把交际习惯作为整体进行考察，这样，任何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进一步，海姆斯将交际情景的组成部分归纳为如下8个基本因素：1、环境和场面（SettingandScene）；2、会话参与者（Participants，包括说话者和听话者）；3、会话目标（Ends，包括目标和结果）；4、信息的内容和形式（Actsequence，包括有别于其他文化的会话技能）；5、表达信息的方式和态度（Key，说话者的语言风格）；6、交际工具（Instrumentalities，包括信道“Channel”和形式，如语言及其方言、代码、变体等）；7、交际规范（Norms，即交际双方在交谈时应该遵守的规范等）；8、言语题材（Genres，指寓言题材，如诗歌、神话、言语、商业信息等）。海姆斯将表示交际情景的8个英文词词首的字母按顺序排列为一个缩写词“SPEAKING”，一表示“语言情景组成部分”。海姆斯所说的言语交际的这8个因素，和交际双方的文化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联。交际民族志学把言谈话语看做言语和社会文化的核心，认为在言谈活动中语言与文化、社会及个人的关系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交际民族志注重研究跟语言交际相关的民俗文化方面的因素，其研究方法往往需要研究者长期居住在一个社区，观察这个社区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研究者能在最大程度上以一个本地人的眼光解读交际代码系统及其文化意义。交际民族志重视交际环境的构成部分，包括不同类型的交际对象。1.海姆斯的Speaking研究范式交际民族志不仅注重研究同一族群内部的交际差异，如同一族群的男女性别差异对交际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不同民族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另外一个研究者甘柏兹早期的学术兴趣是文化人类学和双语、多语问题，后来研究重点专向英国的社会语言学问题，并进而转入交际民族志研究，甘柏兹利用交际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进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的误解现象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避免了误会的加深，最终达成跨文化的理解和沟通。甘伯兹的研究程序首先从第一阶段民族志描述开始，（1）理解当地的交际习俗，（2）发现反复出现的活动类型，这些活动最可能为既定研究问题提供研究素材，（3）通过观察、访谈主要参与者并与他们核实自己的理解等方式，发现当事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他们的期待和言语预设。在研究的第二阶段，以民族志方面的发现为基础，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交流事件，将它们录音，对录音材料进行两个层面的分析：（1）内容（2）发音和韵律。此处的目的是提取结构上紧密一体的单位。这些单位与录音语料中的其他单位相分离，内部有一定的主题连贯，有较为明显的开始和结束，其标志是内容、韵律、文体以及其他形式标记的同时转换。将交际民族志的实践做一定的扩展，用“事件”(event)来指称这些临时组合在一起的单位。这里的目的是发现交际的自然结构片段，它们包含了支持或反驳分析者之理解的实证依据，我们可以用它检验有关序列中其他位置上的交际意图的假定。这些单位被分离出来之后，要将事件的录音整理成文字，以书面形式呈现所有知觉信息—言语和非言语的、音段的和超音段的、韵律的、副语言的，等等;以往和目前的研究都显示，说话人和听话人都依靠这些线索进行推理。由此得到互动文本(即由录音材料整理成的文本，其中包含了所有观察到的有交际意义的言语或非言语符号)。这一程序使我们不仅能够了解情境化的理解，而且能够分离出反复出现的形式——语境联系，揭示它们如何影响解释。接下来我们可以比较不同事件中的形式—语境联系，对人们的语境化实践做出更具普遍性的假设。甘柏兹在其著作《会话策略》中，记述了这样一个跨民族交际的例子：英国一家机场的自助餐厅新雇佣了一些原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女服务员，不久餐厅的领班和主要顾客——机场搬运工就发现这些新来的服务员似乎很傲慢而且固执。观察表明，尽管服务过程中只有相当少的语言交流，但这些女服务员说话的语调及方式却产生了十分消极的作用。比如，当询问顾客所点的肉是否要加肉汁时，英国女招待会使用升调，而印度女招待则用降调。甘柏兹等人录下了一些此类对话及相关情景，随后请服务员解释每一组对话的意思，开始印度籍雇员感觉不出自己所说的“肉汁”与英国人有何不同。听了录音的英国教师和自助餐厅的领班都指出用降调说的“肉汁”很容易理解为“这是肉汁”）不是建议而是陈述，这是在对话情境中似乎多余且相当无礼。听到这种解释之后，印度女服务员才明白为什么顾客对他们的话总是有特别的反应。然后他们开始主动采用英国语音语调。同时，餐厅的管理者们也开始明白印度女招待的降调是其正常询问的方式而并没有无礼冒犯之意。似乎印度女招待早已感到她们受到了误解但却无法客观地辩解，她们只是感觉遭到了歧视。经过几次调整，印度女招待改变了招待语气。在这里，研究者并没有教女服务员如何讲得体的英语，只是向她们介绍了分析结果，并着重介绍了与语境有关的话语理解习惯。通过这样的活动，研究者为那些有交际困难的人提供了自我诊断的方法。应该说，一个让你仅仅知道如何造出正确的句子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懂得什么时候、对谁该说什么话，应当怎样说，及如何运用语言。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交际失误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发音或语法的偏误，很多误解是文化差异导致的。当某一群体因为不能破解另一群体文化规则而无法理解对方意图时，交际失败便随之产生。1970年美日双方曾举行过一次最高级会谈。在会谈中，美方尼克松出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考虑，向日方佐藤荣作施加压力，要求他为改变美国对日贸易的逆差、削减日本队美国急剧增长的纺织品出口采取措施。佐藤荣作对尼克松的要求采取了典型日本式的、含义很不严格的回答。他的回答如果按照字面解释是：“是，我会尽力而为。”佐藤荣作的意思实际上想表明，他将过问这件事，并看看能以什么妥善的办法缓和这一矛盾，同时又不至于引起太多令人棘手的反应。但尼克松听了这句话，确认为佐藤荣作已经答应改变这种局面。当以后佐藤荣作并没有采取真正有效措施时，尼克松理所当然地认为佐藤荣作言而无信。这一误解，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