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孔泾源2012-9-2014:55:49来源：《改革》2011年10期【内容提要】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逐渐凸显。通过深入分析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现象与中国当前出现的一些特殊表象，探究各国不同的发展类型与体制特征，借鉴各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唯有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改善制度供求关系和供给质量，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转型发展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由“下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①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国际经验看，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将面对许多全新的难题，应对得当，就能顺利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应对不当，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同在的重大变革时期。一、“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凸显：普遍现象与特殊表象（一）经济体的分类及“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世界银行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指标，对各经济体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国民总收入（GNI）是一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来自国外的净收入（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之和。世界银行采用市场汇率的三年移动平均值将本币价值换算为美元的方法，即所谓“图谱法”，来计算GNI和人均GNI，并依此对经济体进行分类。基于分析的需要，世界银行将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并于每年7月1日根据对上年人均GNI的估算修改对世界各经济体的分类。根据2011年7月的最新标准，低收入为年人均GNI在1005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1006～12275美元，高收入为12276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标准中，又划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两类。前者的标准为1006～3975美元，后者为3976～12275美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通常又合称为发展中经济体。根据这个标准，在世界银行目前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低收入组有35个，中等收入组110个，高收入组70个。在中等收入组中，下中等收入有56个，上中等收入54个。尽管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速度远远快于高收入经济体（过去十年发展中经济体年平均增速达到6.8％，而高收入经济体仅为1.8％），但经济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依然巨大。2010年，所有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NI为38658美元，而中等收入经济体为3764美元，低收入经济体为510美元。②跻身“高收入俱乐部”的70个经济体，大致可分为六类：一是欧美发达国家；二是由欧美发达国家托管或有密切联系及有特殊条件的一些岛屿，如关岛、格陵兰岛、开曼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等；三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文莱；四是中东欧转型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五是一些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中国台湾未纳入统计）；六是以色列。按照世界银行的地区分类，低收入经济体大多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中等收入经济体主要分布在4个地区，即：“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欧洲与中亚”（主要是前苏联东欧国家）、“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二战”结束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快速增长，但相当多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增长率就显著放缓，从而长期徘徊在“高收入俱乐部”的门槛之外。最典型的例子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统计数据显示，阿根廷于1962年，智利于1971年，乌拉圭于1973年，墨西哥于1974年，巴西于1975年，哥伦比亚于1979年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至今仍未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如马来西亚和叙利亚分别于1977和1978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至今仍属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中叙利亚甚至一度重回低收入经济体行列。[1]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第四份关于东亚发展研究的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③中，对上述现象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共同特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是：第一，经济增长不稳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1950～1980年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这20年间，则分别降至2.2％、1.7％和2.7％。1970～1980年间，印尼、菲律宾GDP年均增速分别为8％和6.6％，而在1981～1990年间，则分别降至5.5％和1.6％。[2]第二，金融体系脆弱。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外借款过多；金融市场开放的自由化程度与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失当，人为维持的汇率高估使本币币值与实体经济和外汇供求严重脱节；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风险缺乏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业和证券业，泡沫经济现象严重。金融体系的漏洞，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引发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攻击和打压，直至爆发大规模的金融震荡。拉美国家的历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往往与外债负担沉重、本币币值高估、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紧密相关。第三，收入差距过大。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收入水平差距最大的地区，最富有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20％人口平均收入的20倍。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拉丁美洲各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5以上，其中阿根廷0.53，智利0.54，巴西和玻利维亚更是高达0.61，这些数据都远远高于OECD国家0.35的平均水平[3]（见表1）。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其他地区的经济体也同样面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以马来西亚为例，该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20世纪90年代后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造成国内居民消费不足，而且引发社会矛盾激化，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第四，公共服务短缺。以拉美国家为例，为了赢得民众支持，拉美国家的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扶贫、就业、工资和税收等领域都制定了有关的社会政策，有些国家甚至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确保社会政策的稳定性。但是，由于政府财力不够、利益集团掣肘、管理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很多社会政策实施效果不佳，公共服务短缺现象普遍存在，一般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受益更少。在拉美许多大城市的贫民窟地区，政府往往采取放任不管的政策，既不提供水、电等基础设施，也没有很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导致黑社会控制、暴力活动猖獗，贫民的生命安全也难以得到保证。第五，创新能力不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原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的动力。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此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还存在贫困集中、就业困难、城市化失序、腐败严重、信仰缺失、社会动荡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各经济体的表现和严重程度不尽相同。（三）“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中国凸显的主要表象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不同，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意味着存在较大的回旋空间。但必须看到，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在增加，“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已经日渐凸显出来。第一，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失速”的风险增大。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外需和投资拉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外需严重萎缩，在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依靠高强度的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仅仅能解“燃眉之急”，但终非“长久之计”，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来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甚至体制回归等后遗症，加之增长方式粗放、科技体制不顺、创新能力薄弱等痼疾依然，因此，一旦增速放缓，过去高增长掩盖下的低效率问题就会全面暴露，包括企业盈利能力不足、地方债务风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有可能造成微观活力不足、竞争力下降等问题，甚至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第二，金融深化不足，风险过于集中。中国金融体系建设滞后，金融抑制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一是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善。银行业集中度过高，信贷市场以国有或国有资本主导的大银行为主，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发育严重不足，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错配、服务不足、方式落后和风险累积。二是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整体规模偏小，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场外交易市场迟迟未能推出，直接融资比重过低，企业高度依赖间接融资，造成风险过度向银行业集中。三是金融调控体系僵化。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滞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受到制约。四是金融监管缺位、错位、越位现象并存。金融业及其调控和监管方式，不能适应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要求。第二，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78年，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仅为0.30，在国际上属于较低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解决了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倾向的同时，也造成了过大的收入差距。1997年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0的警戒线水平，目前达到0.46左右。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在1978年为2.57∶1，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后曾一度缩小，但90年代后又不断扩大，近年来一直维持在3∶1左右，2010年达3.23∶1。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的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进去，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要更大。第四，公共服务总体不足，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严重不均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上学贵、看病贵、就业难、房价高、社会保障水平低、生态环境污染重等问题，已成为城乡居民普遍面临的难题。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差距非常明显。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显著滞后，大大落后于城市。农村教育办学条件差，升学率远低于城市。绝大多数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城市居民享受的卫生费用是农村的数倍。文化资源基本集中在城镇，乡镇以下多数没有文化设施。在不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也较大，以致有的学者作出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论断④。第五，对低成本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惯性依赖，结构调整难度很大。长期以来，依靠人为压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低成本竞争的优势。但由于缺乏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被锁定在“微笑曲线”价值链的低端，利润十分微薄。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利润的粗放发展模式，造成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不具有可持续性。2009年，中国GDP仅占世界的8.6％，而能源消费总量却占世界的19.5％（见表2）。一些重化工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0％～50％。[4]在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价格上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不少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难以为继，生存十分艰难。近期接连发生的温州民企老板“跑路”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已经刻不容缓，但缺乏创新能力，转型谈何容易？二、“中等收入陷阱”成因：发展类型与体制特征（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发展类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就其发展类型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长期僵化地实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