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学者在完成这种从现象到概念的理论提炼时,就有着迥异的结果。总的来说,“民粹主义”的概念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民粹主义指的是一种社会思潮,其核心特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是对人民的“崇拜”。在广义上的民粹主义者看来,“人民”一词象征着某种高尚的群体道德,而民粹主义也有一种鲜明的特征,即对人民、民众的极大推崇,“人民崇拜”成为了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标签。其次,很多时候民粹主义思潮的产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现代化危机的反映,因而民粹主义中包含了很多对现存政治体制的反抗,这种批判性和反抗性赋予了民粹主义很大的动力。再次,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体现出一种以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为主要形式的特征。并且,在平民直接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往往容易滋生出大众非理性的狂热情绪,甚至产生了某种破坏性和反智主义倾向。受政治实践的具体情况差异决定,民粹主义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和歧义性,因此民粹主义常常成为不同的政治阶层重建其政治秩序的重要资源,所谓的“民粹”和“民主”常常成为某一特定阶层的意志体现。这就是所谓的“民粹即我粹”。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之中,民粹主义来源于俄国民粹派的政治运动:19世纪60年代,俄国精英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到人民中去”的运动,从那以后,民粹主义以及民粹派的术语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同广义上的民粹主义思想不同的是,俄国民粹主义在思想主张着重强调了在以村社农业为主体的俄国,存在一种绕过资本主义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也就与美国的人民党运动等民粹主义政治实践有着很大不同。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都针对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有过专门的论述,特别是列宁,对这种结合了俄国具体国情的民粹主义思潮有着深入的研究,并且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到肯定其中积极因素的过程,也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探讨民粹主义提供了理论框架。马克思本人对于民粹主义的研究虽然在著作中少有提及,但其晚年正值俄国民粹派实践的高潮,其对民粹主义的思考当是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的。依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统一性概念的“人民”是不存在的,因为历史是由各阶级间的斗争推动的,并且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种形式都是由“历史必然性”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事实上,在晚年对俄国村社制度和民粹派实践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后,马克思本人的态度变得谨慎,马克思甚至一度不再否定俄国村社具备向社会主义形态过渡的可能性,这体现在马克思对米海洛夫斯基对其质疑的某些回应,以及后来回复查苏利奇的信之中。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基本上明确了《资本论》是针对西欧各国,而俄国的情况并不能片面套用,并且承认俄国的村社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内在先进性。遗憾的是马克思对经济落后国家政治发展不同路径的可能性的考察最终并没有完成,但其晚年对民粹主义的关注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中各自不同的革命模式埋下了种子。相对于马克思,列宁作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研究更为深入。列宁在登上政治舞台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问题,他早年坚持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民粹主义进行了多次批判。1905年以后,随着对俄国国情的重新认识,列宁开始重视和借鉴民粹主义思想,认为民粹主义理论包含着那个时代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的反农奴制斗争的真谛。列宁还认识到社会主义可能会从落后的国家率先取得突破,也就是为俄国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列宁回避了俄国民粹派对民众和知识分子对立关系的观点,但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批判地借鉴了民粹主义的某些观点,并将之融入到了自己的学说之中,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民粹主义对中国的民主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有深入影响。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就很受民粹主义影响,其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就有体现,这两篇文章在当时传播甚广,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并且对很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可以说,民粹主义确实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且作为源头深远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关于毛泽东所创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同民粹主义是否产生瓜葛的问题,则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范畴。在这个问题上,胡绳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依照胡绳的论述,至少从俄国民粹派试图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维度考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非民粹主义的,是科学地结合了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这具体体现在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几次批判,包括毛泽东关于七大所讲的“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等论述。可见毛泽东本人在当时是警惕这种民粹主义思想的,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在于在中国的国情下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避免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而非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列宁主义中具体国情具体分析的革命辩证法,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新路,并且成功地按照这条道路夺取了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