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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教育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1924年，前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出版了他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书，拉开了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奠定了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舒尔茨(T.W.Schults)和贝克尔(G.S.Becker)因人力资本理论等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教育经济学也因人力资本理论的广泛学术影响和崇高学术地位而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教育经济理论，使人们对教育的经济价值有了更充分的认识，为政府和家庭的教育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教育加快发展，教育投资快速增长，基础教育走向普及，高等教育从象牙塔走向大众化，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教育支出在财政和家庭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于是，如何有效配置教育资源就日益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这就要求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战略重点，必须从注重教育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程式化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和教育收益的计量分析，转到注重教育资源有效配置的研究上来，从而要求注重对教育进行经济分析。教育经济学研究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教育的经济功能。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这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因而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来生产更多的“产品”并加以分配，就成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教育经济学研究离不开社会资源有限这一前提。相对教育需求而言，教育资源总是相对不足。面对这一问题，每个政府、每个学校、每个家庭都必须围绕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做出决策，并力求在理论的指导下实现这种决策的科学化，以便推动教育部门中的政府资学、社会助学、学校办学、个人求学的优化。深入开展对教育的经济分析，有利于政府、学校和家庭制定教育决策。也只有通过教育的经济分析，才能使教育的经济价值在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得到科学的解释。本章讨论教育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接下来的四章是对教育部门中的政府资学、社会助学、学校办学和个人求学的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展开的经济分析，目的在于说明教育资源有效配置的条件和路径，最后三章讨论教育的经济功能。第一节教育的经济学含义一、作为社会行为或社会活动的教育——人才培养性服务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社会行为或社会活动，不像农业生产活动那样直接依赖自然资源。教育作为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产品，也不像农业物品和工业物品那样具有可运输性。因此，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社会行为或社会活动，是一种服务，教育部门属于服务部门，教育产业属于第三产业。为了把教育这种服务与其他第三产业服务区别开来，我们把教育全称为人才培养性服务。关于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社会行为或社会活动是一种可与“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等量齐观的服务，是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早就论述过的。他指出：“有一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状态等等的，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的，例如学校教师的服务（只要他是‘产业上必要的’或有用的）、医生的服务（只要他能保护健康，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购买这些服务，也就是购买提供‘可以出卖的商品等等’，即提供劳动能力本身来代替自己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1所以，教育作为教师劳动的集合，是作为人才培养能力而存在着的，而人才培养能力也是一种劳动能力，它是“产品”世界的组成部分。所谓人才培养性服务，是指学校或其他专门从事教育的机构向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提供的与人才培养有关的物品和劳务的总称。在人类文明出现的初期，学校是智者传授知识、文人墨客切磋诗文的场所，它向听众提供讲稿和讲演，这种讲稿和讲演就是早期形态的人才培养性物品和劳务。后来，学校里面出现了专门从事知识传授的教师和专门从事知识学习的学生，还出现了教师之间的分工，并逐步形成具有学班、年级和有一定在校学生规模的有组织的教育机构。这时，学校向学生提供人才培养性物品和劳务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8页。来自中国最大的资料库下载的品种多了起来，不仅有教材和教学服务，还有课桌、课椅、课外辅导和补习等等。再往后，学校分化为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其职能也有所扩大，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开发智能、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而且是向消费者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各种资讯服务的自负盈亏的法人，还是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组织机构。所以，人才培养性服务是学校为社会提供的一种产品。学校除了提供人才培养性服务以外，还提供资讯服务和科技成果。必须指出，当我们把教育作为社会实践活动时，不能把教育与受教育混为一谈。人才培养性服务是教师和学校生产和提供的。教师是教育的主体，学生是教育的对象，教育者不同于受教育者，因此，教育也不同于受教育。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是接受教育的主体，即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学习的主体，他们是人才培养性服务的消费者，而不是人才培养性服务的生产者和提供者。人才培养性服务按学校内部分工，可分为学校教师提供的执教服务(简称校教服务)、学校行政人员提供的管理服务(简称校政服务)、学校图书馆、资料室、教室、实验室、运动场馆器材等提供的基本建设服务(简称校建服务)、学校后勤和医务人员提供的生活保障服务(简称校保服务)。人才培养性服务按学校等级可分为学前学校服务、初等学校服务、中等学校服务和高等学校服务；按学校类别可分为普通学校服务、职业学校服务、成人学校服务、网络电视学校服务等。人才培养性服务按形态可分为实物性服务和劳务性服务。教室、图书馆、学校运动场、教材、图书资源、课桌、课椅等物品，属于实物形态的人才培养性服务。上课、课外辅导和补习等等劳务性服务，属于劳务形态的人才培养性服务。人才培养性服务按服务对象可分为直接性服务与间接性服务。所谓人才培养的直接性服务，是指学校直接为学生提供的服务。所谓人才培养的间接性服务，是指学校为其教职工提供的服务。如学校图书馆为教师提供的服务，教师的集体备课，学校为教职工提供的住房、办公用房，教师使用学校的教学仪器设备，等等，都属于间接性服务。间接性服务是直接性服务的必要条件。直接性服务又是间接性服务的必然归宿。人才培养性服务按因果关系可分为阶段性服务和终结性服务。前者与中间学历相联系，后者与最终学历相联系。所谓中间学历是指在校生已获得的各种学历。与此相对应的最终学历则是指最终离开学校不再持有学籍的毕业生所获得的最高学历。因此，按中间学历计算的服务就是人才培养阶段性服务，按最终学历计算的服务就是人才培养终结性服务。学校办学包含人才培养性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学校拥有人才培养性服务的产权，它首先把这种服务的必要条件生产出来，然后通过市场交换而把人才培养性服务提供给学生或社会。从“纯交换经济”意义上看，服务的提供就是服务的分配和交换。没有这种交换，任何服务都无法维持生产和再生产。教育这种服务也不例外。这种交换在很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没有市场交换，教育就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教育生产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无法得到补充，教育的生产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人才培养性服务的市场交换，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出资办学来实现对学校的资助，并最终通过市场转化为对受教育者的资助。政府也由此获得了教育的计划权、管理权和限价权。学生通过缴纳学费来获得上学权或受教育权，并最终通过市场转化为对教育成本的支付。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消费教育的过程，即消费人才培养性服务的过程。学生在消费这种服务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德智体等方面发展的当前满足。这种满足就是教育的效用，它与其它服务的效用一样，具有相同的经济意义。与此同时，学生在消费这种服务的过程中获得可给他未来带来收益的知识和能力，即形成“人力资本”。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学生在消费教育过程中所获得自身德智体等方面发展的当前满足和人力资本积累，统称“消费教育的效用和人力资本的产出”。人才培养性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不像农产品和工业品那样，有时间上的先后和空间上的距离。我们说，人才培养性服务的生产必须先于它的消费，是指生产人才培养性服务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必须在生产和消费之前准备好，但它们只是生产人才培养性服务的条件，而不是人才培养性服务本身，或者说，它们不是这种生产的最终产品。一座教学大楼的建成，不是人才培养性服务生产的终结，而是它的真正开始。只有当它用于教学时，它才能成为人才培养性服务生产和消费的构成要素。这意味着人才培来自中国最大的资料库下载养性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出现了时空上的重叠，也就是说，教育过程即是受教育过程，教育成果即是受教育成果，人才培养性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出现了过程上的重叠，人才培养性服务的生产成果与消费成果出现了时空上的重叠。与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不同的是，作为人才培养性服务生产的最终产品，即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它在产权上不属于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属于受教育者。所以，学生对自己在消费人才培养性服务过程中所实现的人力资本的产出，拥有自己的产权。学校办学过程是形成人才培养性服务产权和受教育者人力资本产权的过程。这两种产权的相对分离是教育的基本特征，由此引发出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教育经济学问题。详细的论述将留在后面的有关章节展开。受教育者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家庭有限的收入用于购买和消费人才培养性服务，是因为这种服务能满足他们的某些需要。这些需要主要有以下几类：(1)受教育者知识化的需要。人是文化动物，是通过文化来获得人生意义的。不同文化赋予人生意义以不同的解释。文化素质越高的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就越深刻。没有文化的人生是难以想象的。人们通常用“行尸走肉”来形容没有文化的人，是不无道理的。文化以知识为载体。传承和理解文化，需要知识。书面知识是现代文化的主要载体。通过接受教育来掌握书面知识，文化才得以完整全面的传承和理解，人生的意义才得以完整全面的认识和彰显，人类个体才能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消费人才培养性服务的过程中，受教育者获得的正是自身知识化需要的某些满足。(2)受教育者社会化的需要。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人是政治动物，不能孤立存活，而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之中。对每一个新生儿而言社会是他生存的环境，他必须先了解它，适应它，最终才有可能去改造它。人出生以后，需要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与社会的互动，特别是需要通过教育，来逐步掌握文化和社会行为方式，从而实现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受教育者社会化的需要就是在消费人才培养性服务的过程得到更大满足的。(3)受教育者专业化的需要。人是劳动的产物。劳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劳动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随着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和劳动经验的积累，劳动出现了分工，科学技术也在劳动中发展起来。专业是劳动分工不断分化、整合和科学技术不断分化、综合的结果。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几乎都是专业化分工。在现代社会，年轻人只有掌握某一专业领域的科学技术知识，才能在专业化分工的世界上谋得一个体面的工作岗位。以传授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人才培养性服务，可使受教育者获得了自身专业化的满足。(4)受教育者信息化的需要。信息是决策的重要依据。决策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掌握的信息是否充分可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完善的生产要素信息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的信息化，促进生产要素信息的市场化，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假定学校不给毕业生提供文凭，劳动力的配置必将花费高额的“就业搜寻成本”和“劳动力试用成本”。文凭的经济意义在于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者信息，降低雇员择业和雇主择人的“搜寻成本”，有利于节约资源。受教育者对文凭的渴望和重视，是受教育者信息化需要的必然反映。每一门课程考试的通过，都将意味着在通向文凭之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必将给受教育者带来自身信息化需要的满足。上述表明，从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看，学校办学就是生产人才培养性服务，进而向社会提供这种服务。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就是消费学校提供的服务。办学者生产服务，必须花费人力、物力、财力，所以人才培养性服务是一种经济产品和“稀缺”资源。求学者消费学校服务，必须支付成本，而在这种支付的背后，存在着求学者对消费学校服务的收益预期。学校办学和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