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当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实践的影响_

心理科学进展2010,Vol.18,No.9,1481–1488AdvancesinPsychologicalScience1481儒家文化对当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实践的影响*罗鸣春1,2黄希庭1苏丹1(1西南大学心理学院,重庆400715)(2云南民族大学,昆明650031)摘要心理健康服务是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导来维护与促进人们心理健康的活动。它与个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有必然联系,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它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它在中国心理健康服务过程中具有表征、构建、指导、唤起功能;对心理健康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人格、应对方式以及服务态度和行为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心理健康服务与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构建适合中国文化土壤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需要研究儒家文化传统对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观念、理论及实践操作层面的作用和影响。关键词儒家文化;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服务;文化实体分类号R3951前言文化(culture)是社会里一群人共同遵循的特殊生活方式,表现在其传统思维、信仰、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等,经由世代相传而保留,也是群体人们所遵照的行为准绳(曾文星,2002a,p.2)。文化的中心意思是表征不同历史的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工具、符号、习俗和信仰等。Singer(1988,p.5)指出,一种文化是由习俗、传统、理想与价值观念组成的相关网络。儒家文化(Confucianculture)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学的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学的发展和传承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故一般说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冯大彪,孟繁义,庞毅,等,1998,p.2)。鉴于文化的传承性和对心理健康作用的必然性,本文尝试从文化(文中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关系角度,探讨儒家文化对当前中国心理收稿日期:2009-11-3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现状及对策研究(05JZD00031)”;西南大学211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课题“时间与人格的多取向整合研究(NSKD08001)”。通讯作者:黄希庭,E-mail:[e-mail]健康服务实践的作用和影响。广义心理健康服务(mentalhealthservices)指利用一定的原则、手段和方法解决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罗鸣春,苏丹,孟景,2009)。狭义的心理健康服务指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导来维护与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的活动。心理健康服务与个人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有必然联系,文化既是心理健康服务的中介变量也是背景变量,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它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正如Cross(2003)所言:“文化是理解人类行为、社会支持、问题解决、积极情感、身体健康和精神幸福的源泉”。可见,文化是构成心理健康(文中精神卫生、心理卫生、精神健康等同于心理健康)服务的有机因素。2儒家文化的功能与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关系Kleinman等认为心理病感(mentalillness)是患者感到不适的一种主观体验,包括经历症状、痛苦、求助、治疗的部分效果,社会污名,致病原因的解释,诊断预后以及在职业和家庭生活中的个体地位。心理疾病(mentaldisease)是治疗者对患者问题的界定和诊断,他们根据自己在接受专业训练时所掌握的疾病模式将患者的问题诊断为某种具体的疾病(Kleinman,Eisenberg,&Good,1978)。也就是说,心理问题患者以某种方-1482-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式构建、表征他们的心理不适的经验和体验;心理健康服务者则根据自己的一套文化机制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构建。这种区别的产生源于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所掌握的不同文化。由于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是在特定的中国文化情境中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互动过程,作为中国社会主流的儒家文化体系,它所具有的文化表征、构建、指导和情绪唤起功能,必然会在中国心理健康服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2.1儒家文化的表征功能文化的表征功能(representationalfunction)指文化使文化群体像社会组织那样运作,使身处其中的个体能够认识和表征外部世界并与群体成员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人们使用具体的文化符号来进行互动,只有先理解符号所代表的文化,才能理解符号所代表的心理问题的意义。儒家文化强调天、地、人、己(甚至包括鬼神、魂魄等)四纬同构,即“天人合一”,在心身关系上体现为“身心一体”或“形神合一”;而且心身问题只是这四纬同构的宇宙整体中的一部分。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对中国人表征心理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浸濡在儒家文化里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用儒家文化符号来表征其心理过程,所以中国人的心身是一个无法截然分离的统一体。也因为如此,中国人常把心理问题诉诸于生理问题,把神经官能症表征为神经衰弱,把心理困扰描述为心慌、心悸或偏头痛等生理反应。2.2儒家文化的构建功能人们利用文化的符号系统将世界描述给自己和他人以及进行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所以构建了文化实体(cultureentities)。一个文化实体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一致性(socialagreement)构建出来的事物;由此可以说是文化意义体系即文化实体构建了个体意识中的事物,否则这一事物就不会在个体的观念层次上存在,这就是文化的构建功能(constructivefunction)。如美国DSM-IV中的心理障碍分类标准和体系就是专家集体一致同意的结果:即若干专家小组互相交流,然后集体决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特定障碍的出现(Spitzer,1991)。可见DSM-IV具有构建规则的功能,它构建出一套文化意义体系作为个体构建和表征心理问题的依据。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昀庞大的文化实体,它提供的立身处世的理论和规范同样为中国人的心理构建提供材料和依据。儒家文化虽然没有构建出具体的心理问题分类体系,却建构了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构建了“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构建了“圣人”、“君子”的理想人格,也建构了“小人”人格。2.3儒家文化的指导功能不同的群体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不同的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又成为文化意义体系的一部分,对浸濡其中的人们产生影响并且指导着他们的行为,这就是文化的指导功能(directivefunction)。举例来说,如果某个人被诊断为HIV携带者,则特定的社会文化体制不仅要求医生要确定一个针对HIV携带者的恰当的治疗方案,而且还指导着社会情境之中的其他人对患者应该采取的态度:帮助他,理解他,蔑视他,厌恶他还是逃避他？人们对待患者的态度和行为反过来又影响患者的就医态度和行为。可见文化指导着社会情境中心理健康服务者、被服务者和其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儒家文化意义体系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构建的文化实体,它影响并指导着中国心理健康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及周围人的观念、态度和行为。中国的心理健康服务实践不可能脱离其自身的文化过程和背景,只有了解心理问题产生的文化情境才能够做出恰当的判断和评价,制定出对症方案,实施有效干预。2.4儒家文化的唤起功能唤起功能(evocativefunction)指文化实体不仅指导着个体的行为,并且会唤起个体的某种情绪。在中国社会中,“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被认为是人生的三大乐事,它反映了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中对功名、家庭、人际关系的重视;同时唤起人们追求功名利禄、渴望美好家庭、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情感。儒家文化意义体系规定着中国人应该怎样去感觉、怎样来表达,因为它限定了中国社会中特定情境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提供了中国人生活中昀具有情感意义的时刻,并唤起人们的某种情绪。3儒家文化对中国心理健康服务过程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提供了中国社会各阶层长期尊为“正统”的文化意义体第18卷第9期儒家文化对当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实践的影响-1483-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思想是内发生长的,绵延几千年,从未间断。时间上涵盖了中国人人格心理特质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空间上与中国人的传统和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罗鸣春,苏丹,孟景,2009)。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1儒家文化形塑着心理健康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人格特征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心身组织(黄希庭,2002,p.8)。由于人格是个体适应环境的产物,文化的作用尤其重要(王登峰,佐斌,2008,p.216)。文化影响人格,反过来,文化又受到人格制约,文化塑造了行为和人格,而植根于个体人格之上的行为又导致文化变迁——从小到大,从细微的渐进到显著的突变。并非每个人影响文化变迁的力量都一样,但每个人确实都参与了这个过程(Marsella,Tharp,&Ciborowski,1979)。儒家文化传统形塑着中国心理健康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人格特征。Bond(2008)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发现在《大学》中,有三种态度与心理健康有关:谦恭、妒忌、反常。在《中庸》中,保持心理健康的原则包括:“慎独”、“致中和”、“素位而行”、“存忠恕”、“行三达德——智、仁、勇”。心理健康的标准可归结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及其特点进行研究,较为一致的结论是:中国人的人格特征深深地烙上了儒家文化的印迹。正如黄希庭(2004)所言:“中国人的人格动力是把个人的发展与群体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实现自我的价值”。王登峰和崔红(2007;2008a;2008b)认为东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根源在于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这一差异的深层原因之一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人性观。儒家文化主流是“人性本善”,如果中国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善,他们必须说明自己的这个“恶”并非本意,这样才能维持自尊和良好的社会适应,因此对行为的防御会更强烈。“性善论”导致了防御压力,并因此造成了中国人难以客观接受自己的一切言行的倾向。而西方文化主流是“人性本恶”,如果西方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恶,他们的防御也会比较少;“性恶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个体的防御压力,并因此形成了西方人注重客观现象本身以及在内心世界与外在表现之间更大的一致性。Peng和Nisbett等则通过一系列研究揭示了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Choi&Nisbett,2000;Nisbett&Peng,2001;Peng&Nisbett,1999;Peng,Ames,&Knowles,2001)。虽然儒家文化的影响导致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独特性(emic);实际上,东西方人格结构也有许多共同性(etic)。这提示我们在构建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时,那些基于人格共同性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应该是东西方通用的,可以合理移植;而基于人格差异性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和实施程序则需要考虑文化差异。3.2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人的健康应对方式景怀斌(2006)认为儒家式应对思想集中体现在《孟子》的一段论述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轲,2007,p.287《孟子.告子下》)。他把儒家应对思想总结为:挫折等困苦(通称压力)是存在的。它们是由个体不能左右的随机原因造成的,个人不应为困苦的结果负责。困苦可以磨练人,能经受住困苦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