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服务外包业的雁行发展—人力资本和产业集聚—田島俊雄東京

软件服务外包业的雁行发展—人力资本和产业集聚—田島俊雄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F－１３９２００８年６月本稿は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現代中国研究拠点（経済部会）における2007年度研究成果の一部ある。本文是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经济班的2007年度研究成果之一。2软件服务外包业的雁行发展：人力资本和产业聚集田岛俊雄１．导言（1）中国软件业的产业组织（2）软件业的就业结构与区域布局（3）软件开发业务的分工关系和垂直分工２．软件业的发展与产业政策（1）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软件业振兴政策3．大连的离岸软件开发业与产业聚集（1）高新区的现状（2）东软集团与大连软件园（3）大连中小软件企业联合会和中小企业的作用4．“大连模式”及其影响（1）东软信息学院在南海和成都（2）大连软件园在武汉、天津和苏州（3）苏州软件园和大连、上海、北京5．结束语—软件行业的国际国内间雁行发展（1）发达地区的发展及其约束条件（2）后发达地区的对策（3）雁行发展的可能性3１．导言（1）中国软件业的产业组织近几年，中国软件外包行业发展很快。本章主要讨论中国软件业的产业组织尤其是承接国际外包业务，包括人才派遣、常驻海外开发业务的现状，及其对国内外的影响和效应等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软件外包中对日本离岸软件开发项目昀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大连等沿海发达地区。本章根据2007年在这些沿海地区的调查，主要讨论软件外包业从沿海到内陆地区“雁行发展”1的可能性问题。服务产业的国际外包业务已经发展到包括设计、产品开发等研发业务、软件开发、呼叫中心、数据入录，以及营业、财务会计等企业后勤工作在内的企业活动。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IT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技术人才的大量供给，服务外包业逐渐发展起来。从国际上看，比较著名的是以对欧美企业的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ProcessOutsourcing，BPO）为主要内容的印度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教育体系和产业基础设施等都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发展的，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外包业(ITOutsourcing，ITO）的发展也很快。但是两国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印度比较倾斜于对欧美企业的外包业务，中国则倾斜于日本市场。2005年，中国软件离岸外包市场中，日本占59%，欧美占20%，日本以外的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只占14%,可以说对日软件外包业务占了绝大多数2。这体现了中印两国在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上的差别。中国和日本是邻邦国家，共同属于汉字文化圈。而印度在地理上比中国更接近欧美，以英文为通用语言。此外，中印两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这是中国和印度之间比较突出的区别。如下面要详细谈的那样，中国软件行业中，产值昀高的企业都属于大型通信行业或家电行业，他们主要为自有产品用开发应用软件或者嵌入软件。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软件行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以比较雄厚的内需为基础，国际外包为补充的。虽然内需和国外需求共同支持了中国软件行业的发展，但也有互相矛盾方面。首先，表1是信息产业部发布的2005年中国软件行业前100名企业名单（按销售额排列）。有关软件行业产业分类和统计口径等问题，后面再谈。显而易见，软件行业的前几名企业中，华为、中兴、UT斯达康等是通信设备制造商，神州数码（联想）、海尔、熊猫、海信、浪潮、四川长虹等是家电或者电子设备制造商，可以说中国出现了制造业和软件开发业融合在一起的情况。120世纪30年代由日本赤松要教授提出的一个类似大雁飞行的经济发展理论，形象地说明了随着比较优势变化而产生的国际间产业转移过程，或从进口产品的阶段开始逐渐转移到在进口替代国内生产和出口导向发展该产品阶段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2《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07)。但没有说明统计数据的出处，软件外包市场的具体定义也不明确。4因为这些通信设备、手机、家电产品等都使用微型电脑（IC芯片），所以大部分制造商采取了自主开发或以外包形式开发控制这些机器的嵌入软件。其次，浙江浙大网、北京北大方正、东软集团、清华同方、北大青鸟、中科软科、中国软件、用友等原来隶属于大学、科研5机构，还有行政部门的软件企业也居于软件产业的前列。这些企业以雄厚的计算机科研实力和丰富的人才为基础进入业务用应用软件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就外资企业来看，微软中国、北京甲骨文等，他们都是开发全球通用基础系统软件OS、或开发用软件（中间件）的大型跨国企业，也在中国建立了研发基地。日本大型企业的子公司也一样，如处于第60位的NEC（日电信息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亿9989万元），第71位的与邮电系统合资的福建富士通信息软件有限公司（3亿5225万元）等等。他们的母公司都是从电信设备制造商发展起来的生产电脑、手机、业务用软件等综合性IT跨国公司。企业的组织模式，有的是如富士通那样，在国内各地建立独资或合资企业由日本总部直接控制的模式，也有日本电气NEC那样，在北京建立中国总部、在各地建立派出机构或者子公司的模式，还有以上两种模式混合在一起的模式。所以，不能以排名前100家企业的顺序来简单地判断软件行业产业组织的实际情况3。因为上述100强企业的产值总额只有1127亿元，不到软件行业总产值3906亿元的30%。其中，居于首位的华为只有152亿元，不到4%。第二位的海尔为76亿元，不到2%。这些以嵌入式软件开发为主的通信行业或者家电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尚且如此，可见，软件开发市场挤满了几千万家中小企业，形成了高度分散化的产业组织结构。由此可以推断，软件行业在市场急剧扩大的同时，形成了中小软件开发商自由进出的极为活力活跃的市场结构。下面我们论述本章所关注的软件外包业务方面的产业组织状况。表2列出了《中国进出口软件》杂志等选出的2006年中国软件出口的25强企业名称。可以推断，该表是以出口额为顺序排列，但没有列出具体出口额的数据。不过，与表1的软件企业100强为对比，可以了解中国对外软件外包在总体软件行业中所占的地位。东软集团、大连华信、海辉软件（国际）等三大外包企业都是以大连为基地，以对日本软件开发外包业务为主的企业。其中，东软集团为典型，它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刘积仁等东北工学院（现在的东北大学）计算机师生承担日本阿尔派公司的外包项目，而建立起来的产学研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企业。该集团通过吸收大客户资金来扩大规模，现已在日本设有自己的营业和业务基地，成为承担国际业务的跨国公司。同时，在医院控制系统等国内软件开发和解决方案方面也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如后面要详细介绍的那样，它跟大连软件园作为民间房地产开发商有密切合作关系，通过双方投资经营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南海东软信息技术职业学院、成都东软信息技术职业学院等独立学院或民办专科普通高等学校，自己承担职业教育和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可以说，它是大连产学研相结合的代表性综合企业。这些以对日本服务外包为主，以人才培训为补充的业务结构，引入大顾客入股的资本结构，在不同程度存在于大连三大外包企业中，成为他们共同的特点。3日资跨国公司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总部的情况下，各研发基地在业务上也要跟发包方的日本母公司各个事业部有密切的业务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总部—分公司的体制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在制造业中，中国的分公司与日本国内的母工厂直接挂钩的情况也很常见。6大连华信是以归国留学生为主在1996年建立的民营企业，以对日外包业务和铁路方面的软件系统开发为主来发展，2002年引入NEC、NTT数据通信、日立等资本，改制为股份制企业，2005年开始跟微软合作，发展成为年产值3亿9446万元的全国第64位软件大企业。海辉虽然没有进入100强企业，但作为以大连海事大学老师们为核心的风险软件企业，带有中国软件企业的典型特征。而且，这些企业跟东软集团一样，在国外设立了法人企业，主要对日本等国际市场展开营业活动，在大连等国内组织服务外包业务，同时通过把人才派遣到国外现场进行常驻开发业务等。这些企业所从事的软件开发业务，也由原来的承包编码和测试等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业务，逐渐进入到包括设计、详细设计等在内的中高端业务，以及嵌入式软件开发等在内的高增加值业务。除了这些以国际业务为主的企业以外，诸如北大方正、浙大网、上海中和（复旦大学）、神州数码（中国科学院）等教学或科研单位系统的大企业，以及中软、用友等行政系统的大企业也以内需为主，但向国际业务倾斜，离岸外包成为其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述出口725强企业中，处于第6位的文思创新（Worksoft），第7位的博彦科技（Beyondsoft）都是1995年在北京中关村建立的风险企业，以离岸外包业务、基本系统软件或应用软件的本土化等为主营业务，这十多年急速地发展起来，已经在国外有自己的营业基地和常驻开发基地。此外，除了NEC、富士通、三菱等日本大企业的子公司以外，索浪等日本软件专业企业的子公司也在中国软件出口25强里。这些外资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体系下，主要承担从日本过来的软件编码、测试等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业务，日本母公司则负责对客户的营业活动、总体设计、详细设计等高端业务，还有售后维修和服务等经营性业务。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中国软件开发业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业务用软件开发、解决方案和嵌入式软件开发等组成的内需部分，另一部分是由内资或外资承担的离岸外包软件开发部分。从比例来说，前者占了绝大部分。为了证明以上分析，我们根据《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07）计算列出了2001年至2006年软件出口额占总产值的比例（见表3）。虽然产值用的是名目数据，也存在出口比例波动较大等问题，但我们据此可以看出近几年来中国软件产业有关的内外市场扩大速度非常快，5年间增加了5倍，其中主要是服务外包的出口总额增加了7倍以上。其实，业务用软件产品出口是免税的，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瞬时向客户交货，所以海关不可能能充分掌握实际出口情况。此外，还有人才出口问题。服务外包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内离岸开发，另一种是国外常驻开发。包括向国外派遣人才部分在内的话，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比例应该是更高的。表4是按国家和地区列示的中国软件外包的市场结构。虽然统计的口径和资料来源不太清楚，但可以了解到作为离岸软件外包的主要市场，日本占了一半以上，接近60%4。可以说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业务离不开日本市场。4其它资料如《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07)也采用了类似的统计数字（p.94）。8本章下面将详细地讨论国内软件市场和服务外包与产业集聚和布局等关系。（2）软件行业的就业结构与区域布局表5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统计数据，列示了2004年信息服务产业有关情况（就业人口为2004年末）。说到信息服务产业，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从包含硬件制造企业的嵌入软件等开发部门到通常的软件开发和解决方案等部门，范围大，互相关联密切。所以，统计上很难掌握产业组织、经营内容以及就业结构等具体情况。根据中国在2002年重新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信息服务产业有关大类分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表5是根据上述分类列示的有关统计数字。但是，因为经济普查是以企业为对象5，包括企业中间接部门（后勤部门、管理部门）的职工，但另一方面，在制造业中从事软件开发的职工可能5以个人为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也采用产业分类，不是采用职业分类的方法。目前我们可以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但是只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人数”大类的统计数字。9没有包括在内。表5中，“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包括一般有线、无线通信业、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服务等行业，从业人员约为104万人，占绝大部分；“计算机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为30多万人，“软件业”为40万人。但“计算机服务业”中“计算机系统服务业”从业人员11万3700人中，有可能包括IT解决方案等从事软件开发业务的人员在内。就平均工资来看，计算机系统服务昀高，其次是电信（小类），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