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体育院校的“休闲与健康”公共服务供给

高等体育院校的“休闲与健康”公共服务供给1韩丁天津体育学院体育与健康教育系，天津（300381）摘要：运用文献综述和归纳演绎法，概述了政府改革实践需要和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是高等院校参与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条件基础，知识经济时代高等院校组织职能的新扩展是高等院校参与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基础；论述了休闲社会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将为高等体育院校参与供给公共休闲服务创造契机，健康生活方式的日常化和社会化将为高等体育院校参与供给公共健康服务赋予使命；提出了高等体育院校要作为“休闲与健康”多元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供给者，努力创新供给大众“休闲与健康”公共产品，促进“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提升纳入到“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层次，从而保障服务大众不断增长的“休闲与健康”的基本需求，促进我国社会朝着全面建设和谐安康社会的目标不断迈进。关键词：高等体育院校公共服务供给公共休闲服务公共健康服务1.政府改革实践需要和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是高等院校参与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条件基础我国在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即纵向由不同层级的政府组成（按地域划分行政区域），横向由不同分工的部门组成[1]，对社会实行分层次、分部门的管理，即“条块”式管理。各级各类政府具有执行、领导、行政管理、组织机构、管理人事、保护、提出议案、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等职能（外交、国防部门除外）；政府的运行依靠领导制度、责任制度、会议制度、行政立法制度和公文制度等[1]。因而，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组织结构形态呈现两极化的特征：一级是掌握国家资源的行政管理组织，另一级是“单位”组织（国家通过“单位”调控成员个人行为、分配个人生活资源，满足个人经济、福利、保障和安全等方面的需求）[2]；决定了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机制直接管理控制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各部门。这样不仅使政府机构“垄断”权力和资源，从而成为公共利益的唯一供给者（由于缺乏“竞争”机制产生管理低效、官员腐败等），而且使企业、大学、研究院所等“单位”组织，不能具有面向社会“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组织的目标和功能，也不能成为社会公共利益供给者，为社会创造和提供多样化的公共利益服务。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国家结构、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也得到不同程度调整和改革。十四大明确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又在我国渐进改革中注入了外部推进力量，促使我国以“经济”为接口，进一步扩展“改革和开放”的范围和层次。而且，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两极”化组织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一方面调整了我国独特而关键的单位组织制度形式（我国建国后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结构，迅速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完善了经济单位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使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了“单位办社会”的模式，将“单位”承担的社会福利和服务功能外移；另一方面调整了政府组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分化，以使政府组织与专业组织相分离，并将行业部门的管理职能转移给新型组织。而这些新型组织大多是以行业协会、研究会、学会等社会团1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03BTY014）。作者简介：韩丁（1963-），女，北京市人，天津体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科技与教育政策。体形式和咨询机构、事务所、基金会等多种形式出现的中介组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被冠为“自愿的”、“非政府的”或“非营利的”组织等不同定语）。新型的组织设置不仅能改变单位组织的隶属关系和所有制类型，而且能改变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以代议机构单线式反映民众以意志和要求的途径，能更有效地维护、增进和分配公共利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因政府机构臃肿、财政出现困境，公众对公共服务普遍不满，因而，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浪潮，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1993年OECD24个成员国都在进行行政改革），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政府再造方案，如美国的“企业化政府”方案、奥地利的“行政管理”计划、丹麦的“公营部门现代化”计划、法国的“革新公共行动”计划、葡萄牙的“公共选择”计划、澳大利亚的“财政管理改进”计划等[3]，以重新构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新型的社会治理主流模式，即将社会治理的垂直结构变为水平的横向结构，在个人和政府之间设置大量不同组织层次、不同组织形式的中介组织或第三部门（不同于政府和商业企业，一般看作是介于政府与企业或个体之间的公共领域）。认为第三部门“是公民为追求公共目标的过程中得以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提供的中介”[4]，“是在个体与国家之间出现的，由政治群体和志愿组织网络构成的实体”，“目的是为了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和努力塑造国家政治文化”[5]。因而，公民社会的理论在西方得以再度流行，公民社会的概念逐渐融入西方主流派知识话语体系。认为公民社会是“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和政治领域中的民主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对应物”，“是国家和社会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公共领域），并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有，而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由权，是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形成的以保护自身利益或价值”[6]；公民社会是有利于改变国家和公民的关系，是国家（政府）与企业（市场）之间的一种全新的制度化组织，被赞誉为20世纪西方社会“昀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一”。罗伯特·内斯比特在其有影响的《社区与权力》一书中阐明：“国家是一个与其他权力中心相对官僚的政治整体，当国家职能扩张时，必然导致自愿组织的功能下降，使自愿组织逐渐衰弱”。而国家和公民社会部门之间不应是彼此对立和零的关系，应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关系。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计划经常是由政府提供的，同时，非政府组织可以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人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在日本，非营利组织非常积极地参与到国家资助的服务供应中来；在德国，国家依靠非营利组织提供由国家资助的大部分福利服务；在美国，国家通过非营利组织提供社会福利服务。民主要求有社团，社团需要有对公共事物的兴趣，也正是由于对公共事物的共同兴趣将公民个人与公共领域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且，随着公共产品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将使得公民社会组织的普遍性加强，西方社会通过广泛建立社团、基金会和类似的机构（非营利性组织），建立公民社会以扩大福利国家服务的机制，提供教育、研究、健康、文化、环境、公民权力、福利保障等公共服务。在法国1990年一年就建立了6万多个社团（1961年不到1.8万个），在德国1990年每10万人口的社团数量为475个（1960年为160个），在巴西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近20万个，在泰国非营利组织近1.1万个[7]。根据国际社团报告，国际承认的非政府组织总数已超过1.6万个；据经合组织估计，1994年划拨到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总数达到60亿美元，近几年通过非政府组织渠道提供的公共援助大约有10%，而且还在显著增长[8]。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生命、生存与发展等的资源和条件构成的社会公共利益将倍加关注，这不仅为我国公共服务组织的创新发展提供前提，而且为我国公共服务组织的创新发展提出要求。因而，也预示出我国国家控制全部社会资源基础上的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模式将向多元化的社会供给模式发展的趋向[9]。因而，社会也将以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需求，从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公共品的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我国朝着全面建设和谐安康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阶段）的目标不断迈进。2.知识经济时代高等院校组织职能的新扩展是高等院校参与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基础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的经济增长呈不断加速的态势。18世纪，全球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19世纪为1.0%，20世纪前半叶为2.0%，1974-1985为3.0%，其中重要原因是知识与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据统计，本世纪初，科技贡献率为5-20%，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贡献率为50%，而今增加到70-80%[10]。《商业周刊》提出，这样一种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模式（被称之为“21世纪新经济”），保证了美国在未来的岁月里GDP年均3%的持续增长，且创新的渠道比过去数十年都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提出：“知识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知识资本已经成为企业昀重要的资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成为社会的主流”；“知识的生产率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知识生产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大学（高等院校的昀高层次）是一个独特的既分裂又分权的社会偶然产物，由中世纪的宗教和世俗的知识团体演变而来。早期的中世纪大学是单纯的教学组织，1809年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提出了著名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11]，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联系起来，以科研促使教授和学生定向，并将教学和学习合拢为促进知识的一个无缝的承诺网，铸成了一个紧密的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12]。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学习德国，创建具有科研功能的新式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目标是“昀自由地促进所有有益知识的发展，鼓励科研、提高学者的水平，从而获取、保存、加工和传播知识”；由于大学承担了基础科研工作，美国便没有独立于大学以外的科学院体制，大学成为国家基础科研的中心（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和公众以来大学促进国家科学地发展，因而，政府的基础科研经费集中于大学，从而使得大学迅速发展[13]。高等院校教学活动的相对固定是以巴黎大学的创建为标志，这样教师才真正以教学作为固定职业。科学技术是人类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晶，是人类不断积累、继承和创造的结果。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要得以传播，尽管有许多途径，但教育是昀有效的途径。因为教育能够对科学技术加工改造，成为简约化的“精华”内容（教材体系）。教育对科学技术的传播是一种高效的和扩大的再生产，通过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方法从而缩短再生产科学技术所必须的劳动时间，通过教师的传播使原来为少数人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更多的人所掌握，扩大了传播的范围从而也实现知识的社会化。同时，教育也是通过其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促进个体身心和谐全面地发展，使个体学习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获得社会生活必需的知识、技能，并将社会所期望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内化，促进个体自主性、独特性和创造性的成长，以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14]。美国高等院校有转让技术为社会经济服务的传统，19世纪中叶以来通过农业推广计划转让农业技术，从而创造了美国农业奇迹；通过临床教师将课堂与实践结合起来，将大量医学科学新发现转让到医院。20世纪80年代后，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为将电子科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和生物技术等新学科领域的新发现迅速成功的转让给制造商，构建了“产学研”新型的技术发展三角，如建立硅谷，促进半导体工业的发展，1980年硅谷的电子工业亿美元，占当时世界电子工业年销售额的40%[13]。美国大学教授认为：“知识的发现、传播和应用是一个整体，缺少应用环节，教授就不可能验证他们的科研发现，而学生学的知识也就不完整”，因而，美国大学明确将为经济“服务”作为与“科研”和“教学”并列的大学的三大功能之一，通过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建立科学（工业）园区、建立大学—企业联合研究中心和兴办合资企业等，以促进新知识的实际应用，从而促进新产品的开发而为社会和经济服务。因而，也就意味着21世纪的高等院校是进行科研活动、创造增长知识的组织，是进行教学活动、保存传播知识的组织，是进行服务活动、转化应用知识的组织。而我国现今的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和社会举办的各级各类教育，其中，高等教育是教育发展的龙头，带动着各级教育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