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通货紧缩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效果评价2000-6-7(一)一、日本1991—1995年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1.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1991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表面化以后,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第一,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在民间投资收缩的背景下,为了通过公共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投资支出。1991—1995年的5年中,财政预算中用于公共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支出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9%,是各项支出项目中最高的。其中各年度的增长速度除1994年略低之外,都在7%以上。比1980—1990年平均2.1%的增长水平高出很多(见表3-1)。第二,采取大规模减税措施。为了刺激居民消费,1994—1995年日本政府两次实行个人所得税减税计划。其中1994年实行5.5万亿日元的一次性减税(特别减税),大约相当于当年一般财政预算的7.5%;1995年实行了2万亿日元的一次性减税和3.5万亿日元的制度性减税。表3-11991—1995年政府投资与债务发行情况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1996年经济白皮书》。第三,扩大政策性金融规模。财政投融资是日本政府利用邮政储蓄的资金来源建立的政策性惠信贷。1991—1995年期间,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财政投融资规模的措施,为企业和居民住宅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其间政府财政预算确定的财政投融资计划年均增长幅度达到7%,其中1991—1993年各年的增长幅度都在10%左右。实际用于中小企业政策性贷款和居民住宅建设优惠贷款的政府资金增长幅度超过了全部投融资预算的增长(见表3-2)。表3-2财政投融资计划支出结构注:表中数据为计划数,不是实际执行数。总额不是所列各项的合计。资料来源:同表3-1。总之,为了适应上述扩大公共投资支出和大规模减税政策的需要,日本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预算规模,扩大财政赤字,并通过大量增发国债弥补财政资金不足。据统计,1992—1995年,日本政府先后8次在原有年度预算的基础上提出补充预算法案,增加财政支出预算。以1995年为例,日本国会分别在5月和10月两次通过政府编制的补充预算,追加的公共投资支出预算达到原有年度预算额的50%左右(参见日本经济企划厅《1996年经济白皮书》)。另外,日本的公债发行额由1990年的7.3万亿日元增加到21.2万亿日元,在短短的5年中增长了近2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6.8%(见表3-1)。1995年国债依存度也由1991年的9.5%提高到28.2%。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较长时期持续的结果,1991—1995年期间,日本的财政赤字相对于GDP的比例逐年提高,1995年达到6.3%,比1991年上升了5.6个百分点。2.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货币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利率调整方面。在1991年先后3次下调利率的基础上,1992—1995年日本中央银行又连续6次下调利率,使央行基本年利率从1991年初的6%降低到有史以来最低的0.5%。同时,日本银行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短期金融市场利率。使这一时期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相应持续下降(见图3-1)。为了刺激银行的活力,改善信用收缩环境,1992—1995年,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也有了很大进展。政府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放宽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允许银行设立控股证券公司与信托投资公司,允许证券公司设立信托投资子公司(1992年),撤消金融机构在开设分店方面的限制(1995年)。第二,设立短期债券投资信托基金(1992年)。放宽非居民发行国内债券和居民发行外债的审查标准(1992年)。第三,定期存款利率实行完全自由化(1993年),大额证券交易的手续费实行自由化(1994年)。这些金融改革中多数是在80年代确定的目标,但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需要,因此,在这一时期得到积极的推进。日本自从1984年实行资本帐户本币自由兑换之后,日元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1992—1995年日本又经历了一次日元升值高峰,特别是1995年3月,一度上升到80日元兑1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因此,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经常入市干预,1995年4月制定了“日元升值对策”,增加大量预算,用于结构调整,抑制日元升值趋势。1995年下半年开始,日元开始进入贬值阶段。二、日本1998—1999年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1.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作为“六大改革”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日本正式通过《财政改革法案》,决定压缩长期持续的财政赤字、减少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债发行总额、实行紧缩性财政。但是随着1997年下半年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这些改革实施的条件出现了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对《财政改革法案》进行修改。1998年5月通过的修正案增加了“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允许中止改革法案”的所谓“弹性条款”,11月则进一步提出冻结财政改革相关法案,并于12月在国会通过。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于1998年4月出台了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经济对策”,大规模追加财政支出预算,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政府再次转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参见赵晋平“日本政府修改财政改革方针,防止通货紧缩的启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1998年第65号,1998年5月25日)。在内容上,这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以往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主要还是减税和扩大公共投资。但是由于1997年以后经济衰退的程度远远超过前次。因此,在财政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第一,政策力度超过1991—1995年期间。1998年4月出台的“综合经济对策”,拟创出的市场需求规模超过16.6万亿日元,其中由财政直接支出部分达到10万亿日元。这些都是历次经济对策中规模最大的。不仅如此,1998年11月再次追加新的“紧急经济对策”,市场需求规模上升到24万亿日元,直接的财政支出部分也增加到12万亿日元。再创政府经济对策规模的新记录。此外,1998—1999年政府债券发行平均规模(预算)达到32.6万亿日元,相当于1991—1995年平均规模的2.3倍(见表3-3)。减税规模也有明显增加。第二,财政支出结构有所变化。在1998—1999年的财政预算中,用于科学技术开发、再就业资助、社会保障支出、公共事业投资等方面的支出增加比较多,比例有所上升,而防卫支出,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农业补贴等的比重下降(见表3-4)。此外,在公共投资项目中,也改变过去以道路,水利设施等土木工程为主的投资结构,大量增加教育医疗系统的计算机网络,偏远地区通讯服务系统等新社会基础设施项目。表3-31996—1999年公共投资与债券发行情况注:1996—1998年包括追加预算数;1999年为最初预算数字;1999年公共固定资产为预测数字。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第三,政策性减税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1998—1999年期间,日本政府又出台了多项减税措施,不但减税规模超过上次,减税对象也由个人所得税扩大到企业法人税。而且涉及税种范围更为广泛,包括对民间住宅投资实施个人所得税税基抵扣措施、废止有价证券交易税、对通信机械设备和交通工具购买金额按照一定比例从税基中扣除等(参见日本大藏省《平成11年税制改革纲要》)。按照1998年11月公布的“紧急经济对策”将逐步把法人税平均税率由46%下调到40%,实施法人税的永久性减税。另外,根据1999年的财政预算,当年中央和地方的减税额超过9万亿日元的规模,相当于1998年中央财政实际税收(49.4万亿)总额的18.2%。从1998—1999年的预算税收及实际税收的变动来看,大规模减税的政策得到了充分体现(见表3-5)。表3-4财政预算支出结构注:1998年包括3次追加预算数,1999年分别为年初预算数和追加预算数,其中追加“失业对策费”是指“经济新生对策”中的“雇用对策费”。资料来源:日本大藏省公布的预算资料。表3-51997—1999年预算与实际税收注:1999年预算税收是全年数,实际税收是4—12月数据,与上年比是同期比。资料来源:日本大藏省《租税及印花税收入统计》。2.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自从1995年基本利率降低到0.5%的历史最低水平以后,虽然在经济再度进入衰退时,曾经几次探讨进一步下调利率的可能性,但鉴于利率政策的严重失效和日趋明显的“流动性陷阱”,最终未能实施。尽管如此,市场利率仍在继续下降,银行存款利率等已经接近零。基本上再没有调整的空间。因此,这一时期的利率政策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日本政府为了减少金融机构破产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不惜动用财政投融资资金将资不抵债的长期信用银行收归国有;同时为了改善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条件和“惜贷”局面,提高银行消化处理不良资产的能力,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等方式筹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优先股,注入资本金。这些措施都是过去未曾有的。反映了日本政府吸取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破产的惨痛教训,试图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稳定金融市场,刺激经济恢复的政策取向。此外,日本政府为了改善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环境,向海外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担保,由其发行债券,将所筹集资金用于支持发展海外业务的企业;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提供高达30万亿日元的基金,为中小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提供信用担保。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为了防止1998年10月以后的日元升值对经济恢复产生不利影响,经常对外汇交易市场进行干预,并在政治上作出努力,呼吁西方7国给予合作(1999年以来,日元持续升值,最高时曾经达到100日元左右兑换1美元的水平。2000年1月21日在东京召开的西方7国财长会议上,经日本方面的要求,联合声明中写入了“关注日元升值”的内容。随后日元开始走低)。这一时期,日本的金融改革也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1998年4月正式实施新的《外汇交易管理法》,日元的自由兑换和流通全面自由化。此外,金融的分业管理体制进一步打破,政府取消了对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限制,证券市场的限制也大大放宽;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强化了金融风险监督和防范体系,严格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比例规则和信息披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