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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讨论哲学中“正义”的三个目的：福祉，自由，或是共善。三个方面各有优缺点：福祉简单直截，但失于功利；自由理性正确，但太难实现；共善目标明确，但有局限性。个人认为，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实现“康德罗尔斯之政府”与亚里士多德之个人”。即，现代政府的构成基础与法令宗旨，应以康德之“理性人”观念为依凭。这样，才能保证个人“循自身适性”，“试图找出现有状态下有可能达到的人类的至善”（亚里士多德观点）。人应有“美德”而政府应无“正义”，只有这样才不会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而妨碍可能发展出的“新的正义”。当然，政府都是由人组成，所以绝对理性的政府是不存在的，这就需要罗尔斯这样在理论中添加人性光辉的哲学。有意思的是，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思想中“唯有可为社会最底层带来利益的社经不平等才是可被允许的”的差异原则，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为富要仁”的社会责任观不谋而合。中国在士大夫阶层中发源“民贵君轻”民本思想的原因，或为两极化的社会构成所致。上层的尖顶与下层的基础在数量上相去太远，所以势必要产生向下妥协的动力。西方社会形态更平衡，故讨论多极端而细致，“工作和机会是一种奖励，应该给值得奖励的人”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在美国尤其严重。但这种观念是把双刃剑，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是对社会团结的一大障碍，越相信成功是自己的作为，就越不觉得需要为弱势负责。因此罗尔斯提醒我们：“较好的天生才华与社会起跑点，都不是任何人理应有资格享有的。”这种强调社会责任的观点与中国古代“不与民争利”的观点一样，正是前种极端观点的一种调剂。西方哲学与东方智慧的不谋而合不仅于此，书中亚里士多德“美德是习惯的结果”的论断就与儒家对“礼”的重视殊途同归。《论语·学而篇》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就像才艺，要先有练习才能学习”。他对美德“浸润于美德之行为，才有助于养成美德之性情”的看法，也可与中国古典教育“先形成习惯，后明悟道理”的做法相互印证。亚里士多德还认为，美德若有常规，就要在极端之间取得中庸，对于以“中庸”为信条的中国人来说，这是多么熟悉甚至亲切的哲理！“对正确之人，到正确之程度，当正确之时，凭正确之动机，以正确之法”，他对“中庸”的理解真足以让儒生们引为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