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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编撰《春秋》的原则为、、故殷、以推广三代一贯的王道。2、《左传》创立了史论，以评论人事，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书中常用“君子曰”形式直接表达作者的论断。3、《汉书》的作者除班彪、班固外，还有班昭和马续。5、近百年来，我国有不少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被称为“甲骨四堂”的四位学者是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和董作宾。6、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7、司马迁作《史记》，意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9、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1865～1946）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是继三家注之后，对《史记》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总结和梳理，集《史记》问世以来，两千年来注家、学者对其研究之大成。俗称“史记三家注”的是刘宋时裴駰注《史记集解》、唐司马贞注《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注《史记正义》。1、简述《史记》“五体”的名称及其相互关系。（7分）2、《史记》反映了司马迁哪些进步思想？（7分）3、比较《汉书》的“十志”与《史记》的“八书”。（7分）4、列举“十三经”的名称。（7分，答错一个扣1分、扣完为止）5、何为编年体？简述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演变。（7分）三、简要回答下列问题（每个字词4分，本题共20分）1、一条完整卜辞的组成形式。2、汉初传《诗》有哪四家。3、越王勾践灭吴的具体措施。4、《史记》三家注。5、《诗经》的体例及内容。一、填空（每空1分，本题共10分）1、甲骨文第一部著录性著作是清末刘锷的《铁云藏龟》，第一部研究性著作是孙诒让的契文举例。2、《世本》内容有七部分，其中作篇记载了上古的技术发明和礼乐初制，氏姓篇是先秦大小贵族的起源和宗支分化状况的族谱。3、《诗经》中最长的诗篇是宓宫，《国风》中的第一长篇是七月。4、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吴人韦昭作的《国语集》，近人徐元诰撰有国语集解。5、《汉书》对《史记》的体例有所变更，将“书”改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六、论述下列问题（每个字词10分，本题共20分）1、试论《大孟鼎铭》的史料价值。2、《史记》与《汉书》的比较。一、填空（每空1分，本题共10分）1、甲骨文集大成的著作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首创科学地划分金文时代以便应用的方法。2、清代学者闫若璩撰写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撰写的古文尚书考，都是考辨《古文尚书》的力作。3、我国周代各国都有编年体史书，鲁、燕、齐、宋等国称《春秋》，晋国则称是《乘》，楚国则称《儔杌》。4、《战国策》是西汉人刘向校录的，东汉人高诱最早为该书作注。5、《汉书》较为著名的唐颜师古注汇集了隋朝以前的家注，清朝王先谦汇集了唐宋以来六十七家成果，作汉书补注。三、简要回答下列问题（每个字词4分，本题共20分）1、夏商周三正。2、《左传》和《国语》的主要区别。3、鲁仲连帝秦论的四大危害。4、《史记》五部分的内容及相互关系。5、列举前四史的书名、作者、写作时代。六、论述下列问题（每个字词10分，本题共20分）1、《尚书》的体例及内容。2、试论《晋楚城濮之战》一文中晋胜楚败的原因。列举题1、举出“四书五经”2、举出《史记》三家注3、举出《汉书》新创四志4、举出《后汉书》新创列传七篇名词解释1．“古文尚书”2.《史记》“三家注”3.《汉书.艺文志》4.《三国志注》1．“今文尚书”2.“春秋三传”3.《三国志注》简答题1．简述《三国志》对正统问题的处理方法?2．《汉书》与《史记》相比较在体例和内容上有何继承、发展和创新?1．《左传》与《国语》相比较，在内容.体例.性质上有何不同？2.为什么说《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典范？一、填空题(每小题1分，共10分)__《尚书》__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2、《春秋》_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为晋_杜预___注，唐孔颖达疏。最早为《国语》作注的是三国时吴国的韦昭。5、最早为《战国策》作注的是东汉人__高诱_。6、《史记》的五种体裁有本纪、书、表、世家_和列传。7、《汉书》中专记学术文化的专篇是__________。8、最具价值的《三国志》注是南朝人___裴松_______所注。9、《后汉书》纪传部分是南朝人范晔所撰，志的部分是梁人___刘昭_____采司马彪《续汉书》八志补入的。10、《魏书》中的_________记载了拓跋姓改汉姓的变化，反应了民族融合的情况。《后汉书》所立类转的独到之处《后汉书》中的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后汉书》虽比不上《史记》所创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汉书》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比较《汉书》与《史记》的异同司马迁作《史记》有其独创性；班固作《汉书》则倾向于文献保存。一、体例内容的比较《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取材于《史记》而并非完全照搬，承袭《史记》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二、思想比较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反映了他俩的思想分歧。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第三，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三、风格比较1、感情色彩方面。《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2、叙事方法方面。《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而《汉书》只是通过平时的叙述以完成清晰的记事，故其生动性、文学性不及《史记》。3、人物刻画方面《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4、语言风格《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饬、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36《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与汉末士大夫的“婞直”“摽榜”之风党锢中牵涉的人物，其影响多体现在精神上的引导力量，即他们品行高洁，在朝堂上仰仗自己的道德权威和浊流对抗，以实现他们“除奸臣清王道的思想”，他们崛强而刚直，引起社会尤其是众多太学生的同情与支持，形成标榜之风。当人触犯了宦官、宠臣的利益，导致党锢之祸的直接原因：党人将正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连王权也无法阻碍正义的实现，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却造成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浩劫。当道德与强权碰撞时，道德捍卫者的身份是尴尬的，倘若坚持道德，则会遭到迫害；倘若不坚持道德，则会失去高尚节操，不管怎样，其结局都是悲观的。37、《三国志》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点《三国志》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国别史，它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对纪传体断代史和国别史的创新，因而独具特色。38、《三国志注》与传统史注的明显差异过去的史注受汉儒传解笺经的传统影响，以名物古训、章句解释为主，注释范围大抵不超出正文之外。由于三国时代政治上长期分裂，有些史家采取广集诸说、求同存异、自己不加以评论的办法。魏晋以后，墨守家法师说的汉儒解经的方式，被注重义理、不拘一说的集解、义疏的方法所代替。《三国志注》便是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的著作。《三国志·让县自明本志令》与曹操的历史评价问题在此令中，曹操叙述了他55岁以前生平抱负的变化，是曹操一篇很重要的自传。在《武帝纪》末，裴松之注引《魏书》、《傅子》諸书，综述曹操的为人，并补充了曹操援剑割发、多疑滥杀、生性节俭等方面的史实，都为后人研究曹操提供了重要资料。从《国语•越语上》看越王勾践灭吴的根本措施与具体方法《国语•越语上•勾践灭吴》记述了勾践摆脱亡国危机、重新致敌于死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勾践含辛茹苦，励精图治，采取了五项根本措施，每项根本措施又通过相应的具体办法付诸实现。归纳起来，略如下述:第一，败军之际选贤授能。一则公开招聘辅政谋臣，二则以谦恭敬重的态度擢用文种。第二，发动以保存实力为目的的让步型外交攻势。一则选派能言善辩的文种赴吴求和，把求和条件降低到最低限度；二则制造并利用吴国的内部矛盾促成和议的达成；三则以派遣宦士乃至亲身充当夫差马前卒为烟幕迷惑对方。第三，切实改革内政。一则当众引咎自责，做好善后工作；二则改变婚姻陋习，奖励多生多育；三则亲自参加耕织，率先发展生产；四则长期免收赋税，适当减轻徭役；五则收养贫家子女，周济流散人口；六则优待国内人才，礼遇四方之士。第四，掌握战略反攻的主动权。一则激励雪耻意识，二则强化战场纪律，三则挥师连战连捷。第五，务歼仇雠敌战之国。一则拒不允和，二则残吴社稷，灭吴宗庙。以上五项根本措施和十六种具体办法，表明勾践具有战略眼光、政治策略、决断能力和率先垂范的精神，不愧为春秋五霸之殿军。连带需要指出的是，勾践卧薪尝胆这段佳话，并不见于《国语》和其他先秦古书，只有《史记•勾践世家》和《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言及尝胆之事；至于卧薪，在两汉以前的史籍中更无记载。由此看来，卧薪尝胆究竟有无其事，尚悬而未决。作为史学工作者对此应持存疑态度。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否认这条成语所蕴含的积极意义。《战国策》所记鲁仲连“义不帝秦论”值得肯定吗？《秦围赵之邯郸》原载于《战国策•赵策三》，在全书中属于第236章。《古文观止》第四卷也曾选收本文，改题为“鲁仲连义不帝秦”。教材属于摘字名篇，《古文观止》属于据义名篇。对鲁仲连的“义不帝秦论”，古今几乎都持肯定态度。南宋鲍彪在其重校新注《战国策》的《自序》中说，鲁仲连发策之慷慨，“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违也”。这是褒奖鲁仲连“义不帝秦论”符合儒家的节义观和维护分封制的政治观。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在《古文观止》批注中说:鲁仲连不仅有“高义”之行，而且还有“远识”，称得上“战国第一人”。这是赞扬鲁仲连政治目光十分犀利，富有先见之明。或者说鲁仲连的政治观察力和预见性非世人所能企及。现代学者冯其庸主编的《历代文选》，在本篇解题中则说:“鲁仲连站在反侵略的正义立场，坚决主张抗秦，反对投降”。这是肯定鲁仲连“义不帝秦论”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即认为这种合理性和正确性是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与上述诸说略有不同的是，元代吴师道在补正鲍注《战国策》之《自序》中有指出:鲁仲连“持论立言不戾乎正”，在“攻斗并吞、相诈相倾”的战国社会中，算得上“绝出者，然其排难解纷，慷慨激烈，每因事而发，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超乎事变之外也。”这就是说，鲁仲连与专搞阴谋诡计的说客策士存有区别，区别在于，终竟没有背离儒家的轨道，但同时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缺憾，即未能做到“反正明本”。所谓反正明本，就是把霸道转入王道上来，从理论上阐明王道。而鲁仲连仍然是就事论事，扛着王道的旗帜在霸道的畛域内绕圈子。吴氏这种论断，只不过在肯定鲁仲连的程度上比鲍彪有所收缩而已。古人以儒家传统思想作为评定是非、褒贬人物的标准，不足为怪。今人从战争的性质来观察评判鲁仲连的历史活动也无可非议。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要弄清鲁仲连“义不帝秦论”的实际具体内容，二要明确当时的历史主题和发展趋势，然后把“义不帝秦论”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做考察与辨析，问题就会得到比较科学的解答了。至于战争性质，史学界公认战国时期均为封建兼并战争，并不存在侵略反侵略的本质区别，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历代文选》的编注者是文学研究工作者，我们对此可以置而不论。所谓“义不帝秦论”，集中体现在鲁仲连对“帝秦之害”的揭示上。帝秦之害概括起来，不外乎四点:一是招来苛酷之求和天下之讥，二是造成囚禁之灾和杀身之祸；三是引来失礼之责和国格之辱；四是导致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