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考古：巴比伦-拱玉书世博文章

世博会文章巴比伦拱玉书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午夜越来越临近，巴比伦愈睡愈深沉。”这是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诗句。德语中的“Sndenbabel”（“罪恶的温床”）与巴比伦有直接关联，“babylonischesSprachgewirr”（“巴比伦语言混乱”）来自巴别塔建造时的语言变乱，亦与巴比伦有直接渊源。德语中还有“inBabylonsterben”（“死在巴比伦”，指那些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学者）等与巴比伦相关的固定词组。相同或类似的固定词组在欧洲的其它语言中也很常见。与巴比伦有关的小说、戏剧、歌舞、电影、绘画（见图1：巴别塔油画）等不可胜数。可以说，巴比伦这座具有几千年历史、但早已被废弃的古代城市，对后世，特别是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没有任何其它古代城市可与之伦比。图1：巴别塔油画希伯莱《旧约圣经》多次涉及到巴比伦，建造巴别塔从而发生语言变乱的故事、“巴比伦之囚”以及巴比伦的倾覆，对熟读《圣经》的人来说，都耳熟能详。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对巴比伦也着墨甚多，他盛赞巴比伦的文明成就和地理优势，说“谷物却是生产得这样丰富，一般竟达种子的二百倍，而在收成最好的时候，可达三百倍。”（I:193）在希罗多德笔下，巴比伦俨然就是人间天堂，是鱼米之乡，胜似中国的苏杭。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如此高产是不可能的。这显然是希罗多德的有意夸张，反映了人们对巴比伦的向往、青睐和羡慕，说明巴比伦在那时就已经成了美好的“传说”。在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许多作家，如忒希阿斯（Ktesias）、贝洛索斯（Berossos）以及斯特拉波（Strabon）等等，都在其著作中对巴比伦的历史、文化、风俗、宗教、天文学、建筑（如空中花园）等方面做了详细描述，使巴比伦的文明成就得以流芳百世，也使巴比伦的滔天“罪孽”遗臭万年。图2：巴比伦鸟瞰图较之早在公元前四千年代末就已经成为繁荣富强的城市国家的乌鲁克，较之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代初期就在苏美尔地区逐鹿霸权的诸多苏美尔城邦，巴比伦（见图2）是个后起之秀。巴比伦始见于公元前22世纪的楔文文献，在数百年后的汉穆拉比（Hammurabi，公元前1792-1750年）统治时期成为世界都市，在开始于公元前七世纪的新巴比伦时期，当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arII，公元前604-562年）统治之时，巴比伦再次崛起，指点世界。几百年后，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心的亚历山大大帝，建都巴比伦，使巴比伦再度辉煌。亚历山大死后，巴比伦失去政治地位，开始衰落，但在宗教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帕提亚（安息）末期，巴比伦一直都是重要的宗教中心之一。希腊化时期结束后，巴比伦逐渐被遗弃，最终成为荒芜的废城，渐渐被尘土掩埋，在千余年的寂寞中，默默地等待着考古学家的到来。图3：彼特罗·德拉·瓦莱（PietrodellaValle）然而，第一个来到巴比伦遗址进行“发掘”的人不是考古学家，而是一个探险家，这个人就是意大利古董商彼特罗·德拉·瓦莱（PietrodellaValle）。（见图3）他于1616-1621年间游历了西亚地区，1620年来到巴比伦遗址，手持一把鹤嘴锄，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对巴比伦遗址进行了“发掘”。第二个对巴比伦遗址进行“发掘”的人是法国的博尚（J.Beauchamp），时在1784年，是在雇佣的三个当地阿拉伯人的帮助下进行的。就其规模、动机以及方式而言，不论是瓦莱的“发掘”，还是博尚的“发掘”，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而只能算作随地乱掘，属于以寻求文物为唯一目的的挖宝行为。不过，他们的“发掘”标志着以搜集地表文物为主的古物学向以挖掘地下遗存为主的考古学的过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大规模的西亚考古发掘正式拉开了帷幕。法、英两国首当其冲，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展开了激烈的发掘竞赛，法国人首先选择了距库雍基克（古代尼尼微）约10公里的豪尔萨巴德，即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705年在位）统治时期建立的新都杜尔·沙鲁金（DūrŠarrukīn“沙鲁金堡”），英国人首先选择了尼姆鲁德。两个国家的考古学家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亚述地区，把巴比伦尼亚的两个最重要的遗址——乌鲁克和巴比伦（见图4）——留给了姗姗来迟的德国考古学家。图4：巴比伦遗址在法、英两国的第一轮角逐（1842—1855年）结束之后，在有美国考古学家参与的第二轮美索不达米亚考古角逐（始于1873年）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德国人才真正意识到参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重要性。1897年，不甘落后的德国政府终于决定参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同年，柏林大学教授萨豪（E.Sachau）开始对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实地考察，随行人员中有后来主持巴比伦发掘的科尔德威（R.Koldewey）（见图5）。考察后，萨豪建议刚刚成立的德国东方学会对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遗址和北部的亚述遗址进行发掘。图5：巴比伦遗址发掘的主持者科尔德威德国东方学会成立于1898年。学会接受了萨豪的建议，立刻组建了一支美索不达米亚考古队，准备对巴比伦遗址进行发掘。科尔德威任考古队队长，后来任柏林大学亚述学教授的迈斯纳（B.Meissner）任碑铭学家，后来主持亚述发掘的建筑师安德烈（W.Andrae）任助手，在阿拉伯世界以“毛毯商”著称的迈耶（H.F.L.Meyer）随行管理财政。这支由“24匹骑兽和驮兽组成的队伍”（见图6）于1898年12月底出发，次年3月5日到达巴比伦，到达后立即开始了发掘。图6：巴比伦发掘队伍的部分成员巴比伦遗址是“德国东方学会”成立后发掘的第一个遗址，这支发掘队伍是到那时为止西亚考古历史上的一支水平最高的考古队伍：领队科尔德威本身是建筑师、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曾经参加过包括西亚地区遗址在内的许多遗址的考古发掘，有多年的考古经验，迈斯纳是当时最优秀的亚述学家之一，安德烈是著名建筑师。这支队伍在考古设备和工具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史无前例地使用了有轨翻车搬运浮土（见图7）。最值得称道的是，其考古目的非常明确，除为柏林的皇家博物馆争取文物外，还有三个具体目标：一是进一步了解古巴比伦人为墙表上釉的技术，二是加深对巴比伦尼亚政治和文化史的了解，三是用科学方法揭示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的宫殿的建筑特点。把研究古代建筑特点作为考古发掘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本身就是划时代的。图7：巴比伦发掘现场发掘过程井然有序。科尔德威把雇佣的阿拉伯人分成不同的组，每组20人，1人铲土，3人装筐，16人搬运。浮土被搬运到遗址区以外的地方，避免了以前的考古发掘者常常不得不再次搬运浮土的问题。一年四季，发掘不止，即使是酷热的盛夏，发掘也在继续进行。图8：上世纪80年代修复的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宫殿巴比伦遗址由许多大小不同的遗址丘组成，公元前550年前后占地约1000公顷。德国考古学家发掘的第一个遗址丘是卡斯尔（Qasr），即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宫殿遗址（见图8）。他们首先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大面积暴露，然后由安德烈根据暴露的情况绘制了完整的宫殿复原图，这里出土了一些赫梯语铭文和大量新巴比伦时期的泥版。与宫殿毗连的建筑是埃马赫（Emah）神庙，出土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668—627年）石碑（见图9）和尼布甲尼撒铭文砖。当年的亚历山大生命垂危时就是在这座神庙奉献牺牲、祈求神灵的。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发现使德国考古学家们喜出望外，他们冒着酷暑继续发掘，一口气从1899年3月发掘到1900年11月。这期间又发现巴比伦最大的神庙──巴比伦主神马都克（Marduk）神庙埃桑吉拉（Esagila），出土精美的天青石印章和大量文字材料，其中一个天青石印章上刻有铭文，据此可知，此印章为亚述国王埃萨尔哈敦（Esarhaddon，公元前680—669年）的还愿物。图9：亚述巴尼拔石碑，出土于埃桑吉拉神庙遗址得到丰厚回报、因而激动不已的德国考古学家，年复一年，发掘不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没有让他们停止发掘的步伐，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15年。发现的重要建筑有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建造的宫殿、神庙、伊施塔城门（见图10）、游行街（见图11），遗物有泥版、棱柱铭文、滚印和各种家用器具。图10：德国柏林近东博物馆复原的伊斯塔城门谈到巴比伦的发掘历史，不能不提到“空中花园”。科尔德威认为，他在“南城堡”（Südburg）东北部发现的“拱顶建筑”就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他的米底王后建造的“空中花园”。他的这个大胆假设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世人对此坚信不疑，几乎没有异议。直到1978年，才开始有人怀疑科尔德威的“空中花园”。德国学者纳格尔（W.Nagel）指出，这个“空中花园”在地理位置上有几处弊端：其一，花园的视线被宫墙挡住；其二，距主要街道太近，易于受到噪音和灰尘的干扰；其三，王后到花园要经过整个宫殿。因此，这个“拱顶建筑”不可能是“空中花园”。纳格尔认为，沿河建造的巨大外堡很可能就是昔日的“空中花园”。1994年，英国女学者戴丽（S.Dalley）更是全盘否定了科尔德威的“空中花园”。她指出，“空中花园”根本就不在南部的巴比伦，而在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空中花园”不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所建，而是比他早一个世纪左右的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的杰作。戴丽对纳格尔的观点未做任何评论。两个批评者的观点都是新说，都有学术价值，可备参考。图11：伊拉克政府复原的游行街如上所述，巴比伦的第一个辉煌期是汉穆拉比统治下的古巴比伦时期，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遗迹都被地下水淹没，无法发掘。目前已发掘的部分皆属新巴比伦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石碑（见图12-13）于公元前公元前12世纪被远征巴比伦的埃兰国王掠夺到埃兰首都苏萨，1902年被法国考古学家德·摩尔根（J.deMorgan，1857—1924）发现。如果此法典石碑没有遭到埃兰人劫掠，就不会有今天的汉穆拉比法典，法国卢浮宫的巴比伦展馆也会因此而缺少一件镇馆之宝。图12-13：汉穆拉比法典石碑德国东方学会对巴比伦遗址的发掘是西亚考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发掘不但因规模之大，发现的建筑遗址（见图14）和文物数量之多，而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巴比伦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历史，更重要的是，在方法上也多有创新，为后来的考古学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最重要的创新有两项，一是创立了“土砖解剖法”（Lehmziegelpräparation），二是注重“观察建筑层”（baugeschichtlich-stratigraphischeBeobachtung）。后来，它们成为所有西亚考古学家共同遵循的原则。图14：科尔德威绘制的巴比伦塔庙科尔德威为德国东方学会主持巴比伦发掘标志着西亚科学考古学的诞生。这里所谓的科学考古学不是就考古内容而是就其方法而言的，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解剖土坯、详察地层和重建历史。这种始用于巴比伦发掘（1898-1917）的方法，很快被主持亚述发掘（1903-1914）的安德烈发扬光大。此后，不仅大多数德国考古学家采用这种方法，其他国家的西亚考古学家也都先后学习和借鉴了这种方法。后人对巴比伦的发掘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考古学家劳埃德说，科尔德威和安德烈为“不断发展的发掘技术奠定了基础”。最早学习和借鉴这种方法的人是集考古学家和亚述学家于一身的英国人金（L.W.King）。金于1901年11月参观了德国科尔德威主持的巴比伦发掘，随后，在发掘尼尼微遗址时，他就采用了科尔德威的发掘方法，收到了良好效果。从1898年德国东方学会成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十五六年的时间是德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这时不但有一批富商巨贾、社会名流解囊相助，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鼎力支持，更有一批甘为科学献身的亚述学家和考古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这个黄金时代的结束，战争使德国的西亚考古元气大伤。一战期间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德国的西亚考古一蹶不振，直到1927年才恢复对叙利亚境内的古扎纳的发掘，次年，恢复对乌鲁克的发掘，1931年恢复对土耳其境内的哈图沙的发掘，算是又迎来了德国西亚考古史上的第二个春天。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