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利桑那计划”——美国调查性报道的宏大工程

新闻传播学习网·“亚利桑那计划”——美国调查性报道的宏大工程如何完整调查复杂的课题？如何在实施调查性报道时向秘密消息源提供完善的保护？并将参与调查的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危险降低到最小？罗伯特•W•格林（RobertW.Greene）领导下的团队报道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在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协会（IRE）这项计划开始实施时，四周漫溢着不成熟的批评之声，这些批评却促使格林采取额外的步骤来保障计划的万无一失，尤其是批评者提出的关键问题。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编辑而言，他有可能使一个高效的调查性报道团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这个团队里，既有经验丰富的记者，也有大量刚入门的志愿者。良好的计划是团队成功的关键，领袖人物必须在小细节上投注大量的精力，以避免因协调不当造成的严重错误。IRE的成立水门事件激起了公众、报界及学术界对于调查性报道的普遍关注与强烈兴趣。突然之间，甚至是最此最有怀疑的人士也认识到：坚持不懈地挖掘政府事件背后隐藏的真相远不同于通常对政府、政治所做的肤浅的常规性报道，而后者恰恰是现今大多数报纸中的主导性内容。人们认识到，对于总统或其他政府官员讲话的普通报道与简单的资料收集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记者的工作更系统，可能还提供了一些资料和记录来印证这些官员的说法。保罗•N•威廉斯（PaulN.Williams）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在其记者生涯中曾获得普利策奖，他能理解，探究政府官员冠冕堂皇的讲话背后隐藏的错误和不当管理多有必要。他为《奥马哈太阳报》富有成效的调查工作揭穿了内布拉斯加州博伊斯镇（BoysTown）的假面目，戳破了隐藏在宗教外衣下的谎言和丑闻。这是第一份获得普利策奖的周报。1974年，保罗•威廉斯开始系统地搜索全国从事调查性报道的知名记者和编辑，以及他们的调查领域。他试图分析他们的经验，以此为基础写一本关于调查性报道的教材。在他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我是首批受访者之一。当我们谈到城市、县、州甚至联邦机构的腐败情况时，威廉斯提出，他相信，如果有志于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和编辑能组成一个机构或中心，互通信息，那么对大家的工作都将大有裨益。我告诉他，其实早在1950年，曾经有不到20名犯罪新闻记者组成一个非正式团体，这个团体在成功报道凯弗维尔犯罪情况委员会（KefauverCrimeCommittee）[2]中功不可没。而且我自己还曾是一个类似团体的非正式成员，这个团体的成员进行了大量调查性报道，其中包括1957、1958和1959对于参议院劳工诈骗聆询的成功报道。团队协作的例子还有不少，新闻传播学习网·如美联社也曾就一些特定的选题成立专门的调查报道记者团。不过，迄今为止，通讯社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常规性的，完全没有充分地掌握政治界及罪犯社会地真实面目。几个月后，我接到威廉斯打来的电话，他已经暂时搁置了写书的计划，着手成立IRE。我无法出席在雷斯顿（Reston）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但我答应在1976年6月IRE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大会的召开地点定在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因为团队的领导权主要由《印第安纳波利斯明星报》(IndianapolisStar)的理查德•E•卡迪（RichardE.Cady）、默塔•普利亚姆（MyrtaPulliam）等人掌握。IRE的第一个计划1976年6月2日，《亚利桑那共和报》(ArizonaRepublic)的调查性报道记者唐•博尔斯（DonBolles）被炸身亡，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新闻界，尤其是同属调查性报道领域的我们。多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经常忽视对我们生命和工作的威胁。我们心中多少有这样的假设：犯罪团伙的头子和政治老板应该都很“聪明”，不至于蠢到谋杀记者或编辑，触怒整个新闻界。我曾经在大量演讲中表达过这个观点，甚至在此前不久还打算在IRE大会最后一天的演讲中重申。在这个题为“危险的职业”的演讲中，我本来打算谈论在记者针对势力强大的政治圈和商界如履薄冰的调查中将会遭遇的危险。从1956年4月维克托•里塞尔（VictorRiesel）致盲事件到1976年唐•博尔斯被炸事件这一时间内，我不记得还有任何一个记者成为有组织犯罪团伙攻击的目标。我记忆中最后一个因调查犯罪组织而被害的记者是唐纳德•梅利特（DonaldMellett），那还是1930年代的事。4月12日，IRE的成员唐•博尔斯遇害。他的死不可避免地成为IRE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人们都深切地想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对记者的谋杀不仅不能结束新闻界对腐败和丑恶的调查，而且还会将这一行动进一步推向深入。协会领导人的选举推行“亚利桑那计划”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整个组织做一个结构设置，并产生一位领袖。如果领导体系不够完善，或相对薄弱，实施这样一个计划可能会带来灾难。罗伯特•W•格林（RobertW.Greene）是《新闻日报》(Newsday)的主编，同时也是IRE领导委员会的成员，被推选为“亚利桑那计划”的领导者。格林被公认为全国十大调查性报道记者之一，除了《芝加哥论坛报》的乔治•布利斯（GeorgeBliss）之外，他比其他人在组织团队调查方面都胜出一筹。1967年，格林萌生了并不断完善了组织一个永久调查性报道团体的念头，并付诸实践，他担任团队日常工作的主管，同时也协同其他成员参与采访新闻传播学习网·和写作。在1969至1975年间，他的《新闻日报》团队获得的专业荣誉远甚美国新闻史上的其他其他类似组织，在诸多荣誉中，有1974年普利策为公共利益服务金奖。格林熟悉城市、州县以及联邦各级的公开记录和资料，而且还曾与各级司法官员、州立法委员会和国会机构打过交道。他深晓从诚实守信的政府官员处获取信息的重要性，他也知道，如果一不小心与那些阴险狡诈、满口谎言的司法官员和检查官纠缠不清将会给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失。格林早年在福德姆大学主修英语专业时就表现出在调查性工作方面的天赋，1950年至1955年间，他作为一名高级调查员与纽约反犯罪协会（NewYorkAnti-CrimeCommunity）协作，其天赋得到进一步培育。此后，他加入《新闻日报》工作。1957年，他请了一年假，离开《新闻日报》去参议院劳工欺诈委员会（SenateLaborRacketsCommittee）工作。应鲍勃•肯尼迪（BobKennedy）[3]的要求，他领导一队人马调查有组织犯罪与纽约、北新泽西、长岛的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Union）之间的关系，这些地方都是他最熟悉的。在纽约反犯罪协会和参议院劳工诈骗委员会的工作经验使他全面深入地熟悉了市及州警方和联邦调查局（FBI）必需的系统资料。同时也教会他如何分辨证据的有用度、如何获取可作证据的书面陈述，如何保护审判或国会听证会上需要出示的证据。在有效组织对城市、州县以及联邦官员腐败的“亚利桑那计划”中，这些才能都是必不可缺的。在这个调查中，唐•博尔斯曾在诸方面都有过出色的表现。在具体实施“亚利桑那计划”之前，格林明智地对已有调查成果做了全面地估算。《新闻日报》犯罪报道专家汤姆•雷纳(TomRenner)对此进行了一些秘密的卧底工作，格林自己也系统统计了已发表的成果，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格林开始实施他的“亚利桑那计划”。对抗与合作格林接手这项计划时，大量编辑和发行人警告他计划会失败。反对的人士中有《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本杰明•布雷德利（BenjaminBradlee）、《纽约时报》编辑主任A•M•罗森塔尔（A.M.Rosenthal）。布雷德利不无讥讽地评论道：调查性报道记者都有自高自大的心理倾向，这会使他们很难共事，而且也很难让这些记者相信，服务于“亚利桑那计划”会比在地方报纸工作更有前途。罗森塔尔对这种合作性调查存有疑问则是因为它可能会腐蚀“竞争性和多样性”，而这二者是“美国报业的力量所在”。罗森塔尔说：“我们不应该聚在一起干事，如果某个新闻有调查的价值，我们可以各自分头去调查。为什么要把所有人集合在一起来调查每件事呢？如果那样的话，你们很快就会有一家大媒体，但是却牺牲了丰富和多样的新闻作品。”鲍勃•格林的确是一位谨慎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他对这些批评和质疑的回应就是更为仔新闻传播学习网·细、审慎的工作，以避免调查中的差错。这些不成熟的批评变相地成为引导记者们工作的祝愿，因为它们增加了格林成功完成计划地决心。他也使用这些评论或批评激励35名以上参与“亚利桑那计划”的记者编辑，鼓舞他们的斗志。志愿者招募工作也顺利完成，21位报纸发行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设在波士顿的一家地方广播台和一家小规模电视台同意提供记者，并在8天至6个月不等的时间段内支付他们的开销。除了《新闻日报》的职员，志愿者还来自《波士顿环球报》(BostonGlobe)、《迈阿密先驱报》(MiamiHerald)、《底特律新闻报》(DetroitNews)、《堪萨斯城明星报》(KansasStar)、《印第安纳波利斯明星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Tribune)、《丹佛邮报》(DenverPost)、《尤金纪事卫报》(EugeneRegister-Guard)、《亚利桑那明星报》(ArizonaStar)，以及其他一些有着悠久公共服务传统的小报。步骤鲍勃•格林将“亚利桑那计划”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志愿者中最富经验的记者和编辑提供帮助。对于计划的最终成功有着重大意义的是，格林得到了《新闻日报》发行人威廉•阿特伍德（WilliamAtwood）和其他高层管理者的全力支持。他们在理念和经济上都给予该计划无偿的援助，慷慨地向格林、汤姆•雷纳和团队新闻主编安东尼•英索利亚（AnthonyInsolia）提供设备和服务。复杂的“亚利桑那计划”在这个庞大团队的推动下一步步向前发展，进展是全面而深入的，正如以前我们的3人小组对谷物牲畜市场的无序、混乱状态所做的调查。鲍勃•格林为“亚利桑那计划”制定的执行计划完全符合我在美国报刊学院授课时提出的调查性报道实施原则，也符合保罗•威廉斯从他在《奥马哈太阳报》(OmahaSun)当记者的经历和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当教授的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公路地图”系统。在调查过程中，报纸开始适应国会调查机构或总审计局对任何政府项目做深入调查所采用的最高技术。褒与贬“亚利桑那计划”的成果是32篇系列报道，虽然有批评，但多为个人对写作风格或普遍结论后深层证据的吹毛求疵。关于写作风格的问题，它通常与个人的灵感联系密切，大量的批评就恰恰针对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编辑的这些灵感、奇思异想和武断的观点是不够高尚精致的，编辑的头脑中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念头。这就是批评者反对“亚利桑那计划”的原因。一些批评者认为，这项研究并没有达到主编为其报纸寻求的那种理想的高标准。表明连载文章合理的证据在于一个事实：一系列已经归档的不成功的诽谤案显然被腐败、腐败分子新闻传播学习网·和妥协者利用。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SigmaDeltaChi)将1977年为公众利益服务奖授予了“亚利桑那计划”，鲍勃•格林因其对新闻自由和人民的知情权的贡献而获得亚利桑那大学闻名的约翰•彼得•曾格（JohnPeterZenger）[4]奖。格林和IRE获得了许多主要的新闻奖，包括美国撰稿人和新闻记者良知协会的媒介金奖。美国撰稿人和新闻记者协会称“亚利桑那计划”为“美国新闻史上最美好的时刻”。新闻界的赞誉压倒了稀疏的批评之声。“亚利桑那计划”发表之后，柯尔比学院迅即将其卓有声誉的伊莱贾•帕里什•洛夫乔伊（ElijaParishLovejoy）[5]奖金追授给唐•博尔斯。鲍勃•格林高度称赞博尔斯，认为他是一位烈士，因为其在没有足够支持和地方反对的情况下，从事“负责任的、坚韧的、勇敢”的为公众利益服务报道。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教授梅尔文•门彻（MelvinMencher）对“亚利桑那计划”大加赞赏。《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olumbiaJournalismReview）发表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