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红高粱》看“寻根文学”

从莫言《红高粱》看“寻根文学”80年代中后期，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寻根文学悄然出现，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这批作家的典型代表就是韩少功，他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寻根文学”当中的乡野文化寻根是其典型的流派，如汪曾祺表现桃花源式的传统生活的《大淖记事》、张承志表现蒙古草原人民生活的《黑骏马》、路遥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描写、莫言关于高密东北乡自己祖辈的生活秘史的讲述，如《红高粱》系列作品。对我感触最深的当属《红高粱》，就以《红高粱》举例，在分析其人物形象和民族内涵同时，同时结合作者人物性格背景，谈谈我自己的感受。莫言曾经说过：“这时我是强烈地感受到，20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处闹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灵魂寄托在故乡的回忆里，失去的时间突然又以充满声色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认为，这段话不是简单的空谈，而是他对乡村灵魂的把握，对乡村自我精神的抒发。在人物形象方面，《红高粱》在人物塑造上竭力表现民间状态的草莽英雄，抛弃了沉重的意识形态内容，这样就使人物变得鲜活生动，充满人性张力。例如，文中“我爷爷”余占鳌在开篇一出场便显示了土匪头子兼抗日英雄的双重身份，“杀人越货”又除暴安良，作者始终让人物停留在未曾雕琢过的原始的农民心理上。而奶奶戴凤莲的形象更是突破了中国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造型，热情果敢，充满情欲野性，可求人性自由与本能的满足。在追求的过程中反抗传统封建礼教，张扬具有反抗色彩的生命意识。在细节描写上，高粱地里火焰般的野合，一手掌管烧酒坊的魄力以及奔向天国之际的那段生命的宣誓，桩桩件件都是浓烈感人，激情奔放。在“我父亲”、罗汉大爷及其他人物的塑造上，也同样着力表现这种粗野不驯，营造了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生命质感。可以说，小说从阶级论，革命论的束缚中还原人的复杂性，从单一化的历史观中还原了历史的混论和本真。在象征意味和民族内涵这个层次上，“红高粱”都蕴含着象征意味，即“生命力主题”。小说通过抒情的描写，传达出作者对高粱的热爱，其实是对故乡的热爱，对生命力根源的崇拜。有人说，文字是民族精神的图腾，作者在《红高粱》中，试图寓无形于有形，寓永恒于刹那的追求。在巨大的自然灾变和民族灾难面前，他们表现出了中国农民最单纯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精神的洋溢和流贯使普通的形式和内容显得苍凉而又浑厚，浪漫而富有激情，这些“纯种的红高粱”已经远远超越了图腾的意义和价值，它是一种历史的伟力。不可否认，莫言的小说受到了象征主义、魔幻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影响，小说采取第一人称对“我”爷爷，奶奶的故事的叙述视角，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顺序和情节逻辑，在写实的基调中融于了诸多现代派的写作技巧，在象征与隐喻中，弘扬了北方人民强盛的生命力，在独特的主观感觉中，突出了亦真亦幻的超验感受和幻觉。举个例子，罗汉大爷被剁下的耳朵叮咚的跳动，奶奶弥留之际雪白的也各自出现在蓝天白云红高粱中的幻觉，都具有神奇的魔幻色彩。这些表现形式与民间文化的内核相互作用，生发出强烈新鲜的民间意识。歌颂绿林豪杰，制造浪漫传奇经历一直是民间文学的审美主题。在民间意识问题上，莫言似乎渗透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其作品兼具了“文化寻根”和先锋的意义。一方面在文学美学的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进行重新认识，发掘其向上的文化内核，寻找失散已久的传统文化价值，以求确立自己的文化坐标；另一方面，又以一种前卫的姿态探索文学的多种可能性，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尝试突破，建立独具一格的个人化文体。不同于文革时期或更早的文学作品，80年代的作品里面，对环境的写照和捕捉显得尤为珍贵，莫言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有高超的捕捉感觉的能力。如《红高粱》里戴凤莲的哭声是“水分充沛”的，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划过去的子弹是“在低空悠闲的飞翔”的，奶奶一头栽倒时是“欢快地叫了一声”的。这种有悖常理的语言很贴切地表达人物在那一瞬间对事物的特殊感觉，这种语言形成了莫言小说独特的叙述氛围。在我看来，莫言擅长以色彩描绘形象负载感情，最突出的莫过于那一片作为悲壮历史的抽象凝缩的血海一般的红高粱。这一片“扎根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红高粱包容了高密乡人多少风流韵事英雄壮举萎缩，这种色彩的运有和陌生的语言结构一样，带有莫言强烈的主观化倾向，他已经脱了点缀装饰的轻松的差事，而充当了人生痛苦的载体与象征，以此造就出了整部小说中那种异于常事的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他的《红高粱》这部作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因为它采用了魔幻现实的表现手法，具有独特的叙述视角，丰富的语言特色，独创性的农民形象，色彩斑斓、寓意深远的寓意，凸显了高密东北乡人深厚的民族内涵。一言以蔽之，通过莫言的作品，以《红高粱》为代表的寻根文学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