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当时，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重新思考、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国要不要继续革命？要继续革命，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这些问题都归结到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1927年前后，斯大林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有过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论断，指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军阀、官僚的封建残余“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则断言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中国“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因此，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再次爆发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托陈取消派公开宣传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反对中共六大的路线。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经过1925年至1927年革命，“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持续和平发展的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等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出于反革命目的，也极力鼓吹与托派类似的观点。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顾孟余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梅思平则断定中国社会“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否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1930年春，李立三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批驳了托派的观点，论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4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创造社主办的《新思潮》杂志出刊“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文章，批判托派和“新生命派”的观点。他们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新思潮派”，成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代表。论战的另一方则是以托派严灵峰、任曙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7月，托派创办《动力》杂志。严灵峰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等文。之后，他又出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追击与反攻》等书。1931年1月，任曙出版《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严、任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都一致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主张。因为他们以《动力》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动力派”。与此同时，《读书杂志》等刊物也纷纷发表争论文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全面展开。这次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一、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三、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托派认为，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并支配了全国穷乡僻壤”，资本主义关系已占领导的地位。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他们抹煞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事实，认为帝国主义“也推动了和加紧了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了回击托派的猖狂反扑，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布尔什维克》、《读书杂志》、《中国经济》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梦云（张闻天）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刘苏华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他们批驳了托派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谬误，指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商品经济的社会，决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阐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他们分析了农村经济的现状，指出封建半封建关系仍占据着农业经济的优势。“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要打破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根据上述分析，他们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的现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因此，“只有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及肃清中国封建势力以后，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必然联系到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探求。因此，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开展不久，又发生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从同年8月至1933年4月，相继出版了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汇集了各种观点的有代表性的论著。这样，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交叉进行，达到高潮。这场论战涉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三、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否存在着共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和托派李季、杜畏之等，既否认中国历史上有过奴隶制社会，又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时短暂，而且早已瓦解，并且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插入一个“先资本主义社会”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各种伪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了他们歪曲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质，就是假借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词句来鼓吹历史发展的多元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否认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存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以所谓“先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论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批驳了违反中国实际的种种错误观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早肯定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社会存在的是郭沫若。他在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根据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各种古代文献，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西周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1934年至1936年间，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他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特征进行了探索，理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认为夏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殷代是奴隶社会，周代为初期封建社会，由秦到鸦片战争前为变种的（亦即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肯定中国社会有过奴隶制存在的还有翦伯赞、邓云特（邓拓）等。尽管他们对历史上某些朝代的社会性质的看法有所不同，分析和论述中国社会史问题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他们都一致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性和真确性，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也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肯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从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第七课三十年代文化思想界的论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发生过数次重大争论。首先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国民革命夭折后，受苏俄的影响，中国出现两种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一种是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问题，代表人物为潘东周和王学文，1930年在《新思潮》上发表文章阐述这种观点，而任曙和严灵峰则在《动力》杂志发表文章，进行反驳。动力派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封建势力的关系是绝对破坏论，即：帝国主义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与封建的经济制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绝对要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新思潮派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帝国主义的入侵，虽然打破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但帝国主义与封建关系的勾结，则严重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不可能发展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则有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可以适用于中国，即中国也像马克思所说的，经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是社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时必然经过的几个时代。而国民党改组派陶希圣、托派李季等人，则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制时代，也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观。由此而对中国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改组派和托派大多数成员，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认为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阶段，鸦片战争后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争论，有一定的学术性，但更具有尖锐的政治斗争色彩。通过论争，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肯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其次则有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1935年1月，上海的10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里已经消失，对于欧美文化，吸收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需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全盘承受，连渣滓也吸收过来。他们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收欧美文化，实质上是清朝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对这种观点，一些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根本不如西洋文化，又不合于现代化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全盘西化。中国的文化若不西化而侈谈“创造”，是大言不惭。只有全盘西化，借西方文化的清新空气，才能打掉中国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中国才有希望。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之争，一方是要守住中国的本位和传统，一方是要把本位和传统洗涤干净；一方是要防止外来文化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一方是要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探讨了中西文化的优劣得失，重点在于检讨过去。30年代中期的文化之争，则是探讨在中国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文化，重点在于展望未来。这次争论虽没有结果，但具有启迪和借鉴的意义。左翼文艺运动及两场论争三十年代还发生了左翼文艺运动及两场论争。1927年以后，我国文艺界兴起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其代表是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作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应该以无产者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为背景，表现无产阶级现实生活、意识、心理和感情。但他们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的成就，对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作家一律加以否定。鲁迅认为当时并不是争论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时候，而是充分掌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为此鲁迅亲自做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