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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共同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于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通过。它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规定的国家的性质、政权性质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对刚建立的共和国各项工作都起了规范指导作用抗美援朝：中国人民支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的活动。1950、6、25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朝鲜直接侵略，并将战火烧到中朝边界，为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经过3年战争，将美国军队赶到38线以南，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和平环境土地改革：新中国于1950—1953年在新解放地区的农村开展的一场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一次土地改革运动。指导方针“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的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村生产”。一化三改造：是对1952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一个总概括，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内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完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一化三改造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1956年一次中央政治扩大会议上做出的一个政治报告，分为政治、经济、中外关系三个方面。要求大家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内容“轻、重、农工业，沿海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央和地方，党和非党，革命与反革命，是非关系，中外关系。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斗争是指反击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向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的一场斗争，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由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对当时形势估计过重以及其他主客观的原因，反右斗争不断升级扩大化，使大批爱国知识分子被错误的打为右派，工作重心也转移到阶级斗争，个人专断作风发展三面红旗：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缺乏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和基本国情认识不足，以及急于求成，于1958年在严重脱离实际和违背经济规律的情况下，错误发动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三场运动。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到巨大的损失庐山会议：1959年在庐山陆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的总称，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主要集中纠“左”，在一定程度上对“左”的错误进行了讨论。后期主要发动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由纠“左”变为反右，使反右倾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国民经济八字调整方针：从1958年开始，由于在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长达三年的严重困难局面，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中共在1962年、9月为领带全国人民客服大跃进以来的困难，大力调整国民经济的召开的会议，指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要继续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强调落实八字方针。但它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也标志着党在阶级斗争的“左”倾观点的进一步深化七千人大会：为进一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解决仍然存在的困难，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做四清运动，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等的增产节约三反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1日—8月12日召开，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等相继收到批判，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取代了党中央集体领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会议，把文革拉入全面发动的轨道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支持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主要由大中学校的学生构成，红卫兵到全国煽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他们制造纠纷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批林批孔运动：九一三事件过后，开展了批林的运动，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面又遭到挫折。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1976年，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中央在四人帮的左右下把它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加以镇压，并将邓小平诬陷为幕后首脑，撤销其职务，该事件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华国锋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针。“两个凡是”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毛泽东逝世后其继承者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为了摆脱“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拨乱反正的工作进行，先在党内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而在全国展开，确立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全国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奠定了基础新八字方针：1979年6月18至7月1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新八字方针标志我国经济工作已开始摆脱“左”的束缚。1.三反运动：1951.12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展开的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三反运动经过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定案处理和组织建设三个阶段，运动重点是打击大贪污犯，并对贪污分子进行了严重的处理。三反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三反运动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长期斗争的出战。通过三反运动，清除了一批腐败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人，教育了大多数干部，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2.五反运动：1952.1月，指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进行的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取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三反运动。斗争中要求，采取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使那些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状态。通过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违法行为，在工商业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一次胜利，它开始造成我们有可能完全控制私营工商业的局面，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3.《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2.14日，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加强中苏两国的友谊与合作而签订的条约。条约规定，一旦缔约国一方受到日本或其同盟国的侵袭及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面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表明苏联对亚洲，尤其是中国是有义务的，不能听命于帝国主义对这一地区的主宰，这对当时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还规定，苏联在1952年末之前把管理中长路的权利及其全部财产归还中国；苏军在旅顺口的海军基地撤走，大连完全直属于中国政府管辖，有关财产全部由中国政府接收。条约还规定，苏将在5年内给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该条约的签订，是对我国重要的国际支持，不但使我国获得了国内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及援助，更使我国在国际上有了一个可靠的盟军，这样有利于我国放手进行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制定的。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确立了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行使国家立法的惟一机关，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其次规定了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该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国家的国体与政体，指明了全国人民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为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法律保证。5.“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56.4，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第一次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即“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目的是在科学和文化方面，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为使我国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6.《论十大关系》：1956.4.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的讲话。其主旨是“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报告主要阐述了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某些矛盾的基本原则，强调要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的各方面关系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同时还论述了四个关系的问题，在中外关系方面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方针，提出了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相应原则。该报告实际上是以经济建设为着重点，提出了党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从指导思想上为召开八大做了准备，成为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和最初重大成果。7.《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12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时提出的，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作为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后来在会议中不断完善中形成了今天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了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亚非会议（万隆会议）：1955.4月，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29个亚非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尼的万隆举行的会议，此次会议是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参加的亚非国家自己讨论的会议。该会议的总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会议期间周恩来鲜明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表明了中国政府参加会议的态度，呼吁亚非国家加强团结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同时亚非会议所显示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9.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于1963-1966年期间，八届八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前期是在城镇开展“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是进行“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又称“小四清”）；其后期，扩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城乡统称“四清”运动，又称“大四清”。在此运动中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和社教性质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使得“左”倾错误进一步严重发展。10.《二月提纲》：面对《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政治批判运动，需要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2.3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11人开会讨论并拟定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2月12日，由邓小平签发，作为中央文件发至全党。该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很显然《二月提纲》试图把已经开展起来的批判运动约束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