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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倾销宋伟200213015（一）好的倾销与坏的倾销在我们讨论中国反倾销措施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对“倾销”的偏见。一部分人对倾销的看法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仿佛倾销是魔鬼猛兽一般。车驾明（2001）认为，“倾销是指出口商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进口国销售产品，并因此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的行为。倾销是一种滥用自由贸易的行为，无论是对出口国还是进口国，都有极大的危害性。”[1]这种论述铿锵有力，但是却又经不注推敲。因为在一定情况下，倾销是出口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而对于进口国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一点是非常有趣的。倾销往往是指一国以低于该国正常价格向另一国出售商品，这种行为明明给被倾销国带来更加廉价的商品，但是却遭到进口国的反对。如果有位陌生人无条件的给我们100万美元，我们估计没有理由拒绝。但是，有些人还是拒绝了，理由是这100万美元使他可以过上奢侈糜烂的生活，从而会失去奋斗的动力。倾销也一样，在给进口国的消费者带来福利提高的同时，还危及到本国相关产业的生存问题，由于倾销造成的失业以及因此带来的社会动荡，都使得倾销并不是那么让人喜欢。如果把政府对于倾销的决策看成是一个收益成本分析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解释。如图1所示，倾销一方面给进口国带来收益，另一方面又给进口国带来成本。倾销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成本和收益，倾销量越大，给进口国消费者带来的福利越多，同时造成的国内失业量也会增加。当倾销量小于P点时，进口国政府会支持外国的倾销行为。相反，如果倾销量过高，进而导致倾销带来的成本超过收益，那么进口国政府会采取各种措施反倾销。而落在A区域的倾销我们称之为好的倾销，落在B区域的倾销为坏的倾销。（二）被冤枉的好倾销成本的高估或者收益的低估都有可能使分界点P左移，从而导致一部分好的倾销被误认为是坏倾销。如上图所示，成本高估导致成本线由1移至2，分界点从P降至P1；收益低估，使收益线由1向右移至2，产生同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高估成本的激励是存在的。受到倾销损害的厂商会想尽一切办法，搜寻尽可能多的受损证据，而这些证据却又鱼目混珠，真假并存，只有这样这些厂商或产业才能得到政策制定人的同情，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但是收益低估却得不到有力的反驳，因为倾销的收益者都是分散的消费者，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动力去组织一个倾销收益的取证团体，而且收益分散到众多消费者身上，让消费者自己都觉得这点收益实在太渺小。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不对称，使得社会福利降低，降低的幅度为上图中的阴影面积（以成本线移动为例）。（三）对一个倾销案例的反思我们对中国首次实施反倾销措施都记忆犹新，如宾建成（2003）所述，“1997年3月中国颁布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同年12月，对进口新闻纸开始反倾销立案调查，并最终裁定对原产于加拿大、韩国和美国的进口新闻纸征收反倾销税。”[2]本文认为，这次反倾销是一次典型的好倾销冤枉案。首先，对涉案的九家新闻纸厂的损失高估。从宾建成（2003）文中我们了解到，加、韩、美三国倾销行为对中国国内产业的“严重影响”主要从五个指标考量：产量（97年比96年下降20%）、销售量和销售收入（同期下降22%和26%）、价格（下降9.1%）、库存（增长175%）和开工率（下降67.8%）。应当承认，从相对量上看，这些指标的确让人不安，但是在绝对量上受到的损失又是多少呢？其次，对倾销收益估计不足。新闻纸倾销带来的利益有以下几个方面：新闻业的发展利润的提高，人们从新闻业发展中得到的福利提升，环境的改善，产业结构的提升，森林覆盖率的提高等。据了解，“中国年产5000吨以下小厂占83％，而发达国家造纸厂年产14万吨，世界平均6．8万吨。国内造纸企业每吨纸和纸板的综合能耗，1994年为1．94吨标准煤，水耗400立方米，比国际水平高出1倍。低档产品占70％，积压严重。高档铜板纸只占1％”（），这足以显示我国在造纸业上的比较劣势。进口是中国生产纸张更清洁又更经济的方式，将廉价的新闻纸拒之门外，实在让人感到费解。以上的分析使人确信，有一部分好倾销被我们拒绝。因此反倾销的实施，不应只考虑局部集团的利益，还要认识到反倾销所导致的市场扭曲和相关产业福利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从全局出发，为广大消费者提供社会更多的福利。综上所述，中国在棉对外国的倾销行为时，可以采取反倾销措施，包括征税或补贴等其他方式。而且，当倾销量突破最优值P，落到反倾销区域时，反倾销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反倾销决策不应只看到倾销成本线，还应看到倾销收益线，进而辨别好得倾销与坏的倾销，对两线的正确估计是制定正确决策的关键。注释：[1]车驾明中国企业：直面倾销与反倾销《山东对外经贸》[J]2001（1）[2]宾建成中国首次反倾销措施执行效果评估《世界经济》[J]2003（9）P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