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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藝術與產業的交會：清末臺灣蓪草之運銷專論藝術與產業的交會：清末臺灣蓪草之運銷洪麗雯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研究生【摘要】臺灣蓪草出口市場的第一波高度商品化階段，是由於清代廣東地區蓪草紙外銷畫的興盛。也因為外銷畫對臺灣蓪草產業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所以，分析臺灣在清領時期蓪草出口狀況時，就不得不先對蓪草紙外銷畫的意義進行陳述。不過，清領時期臺灣蓪草產業的市場需求相對於日治時期而言，是較為被動且消極的，其交易過程不僅透明化程度不高，就連其需求的帶動也是依附在外銷畫的光環之下。但不可否認的，清領時期臺灣蓪草的外銷已為該產業的國際化開啟了一扇窗。有鑑於此，本文在回顧18、19世紀期間蓪草紙外銷畫對廣東歷史意義的同時，會將焦點鎖定在蓪草紙外銷畫所帶動的臺灣蓪草產業，以及作為一項國際性商品，西方人又對其產生怎樣的認知。並在臺灣蓪草產業在清領時期的被動式需求基礎下，觀看該產業的能見度如何向上提升，逐步拓展其出口市場，進而達到其產品生命期的第一波顛峰。【關鍵詞】蓪草、外銷畫、廣州十三行、米紙壹、外銷畫帶動下的臺灣蓪草紙15世紀時，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西方世界對中國文明有了更深的接觸。另一方面，西方的寫實繪畫和透視法也伴隨著中西貿易的興盛逐漸傳入中國。到了18、19世紀，已有不少西方畫家來到廣州作畫，並影響著當時的職業畫師1。於是在1賴孟君，〈清代廣州地區海景商館圖像貿易畫之研究〉，東海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頁41~42。62臺灣學研究第四期/96年12月廣東，這些混合中西技法的繪畫，展現了中國東方文明古國淳厚的風土人情，以及廣州這個中西交融的商埠的民情風物。它們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極度的滿足了西方人對中國這個神秘異域的好奇心。這些掌握了西方繪畫技法又熟悉本地風土人情的廣州畫師，專門製作迎合西方人口味的畫銷往海外。於是乾隆22年（西元1757年）時，清政府唯一開放對外貿易的港口--廣州，在其珠江北岸專營中西貿易的十三行範圍內，出現了一間又一間專售外銷畫的商鋪2。當時廣州畫師們用西畫材料，以及蓪草紙、綾絹等媒材，憑藉著高度分工的方式大量複製，投入各類外銷貿易品的創作3。詳細紀載廣東一帶各行各業的形態、各類生產的製程、婚喪喜慶、寺廟神佛、官員服飾、刑罰內容，甚至是動物、花卉、山水、蔬果、魚類，以及廣州街道商舖內中外人士交易的情景等，充分展現中國風土民情4。蓪草紙畫紙市場需求日益增加，另外一個原因可能與價格便宜、畫幅小便於攜帶有關5。畢竟大尺寸的油畫不僅昂貴而且很難攜帶，只有船長或是貴族等上流社會才有能力購買。而且蓪草紙畫作成相片簿的形式在長途旅行中也是較為輕巧便於攜帶的。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促使許多來華的商人、軍人、水手、遊客等購買外銷畫回國作為餽贈親友或轉售之用。於是，深受西方人喜愛的蓪草紙畫，隨著中國近代海外貿易的開展而展露頭角6。至於臺灣，則因為和中國處於區域分工的關係，所以，作為當時暢銷商品的原料提供者，臺灣的蓪草產業自然被蓪草紙外銷畫的市況所帶動。蓪草紙畫的全盛期大約是在西元1830年代和西元1840年代之間。之後，隨著鴉片戰爭（西元1839~1841年）爆發，廣州許多商行在戰火中被破壞，再加上西元1856年大火的影響，原本位於廣州的外國行商陸續移到廈門。而且隨著南京條約的簽訂，中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等港口大開，香港也在此時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港口，一些原本在廣州的畫家也陸續到香港開立工作室。另一方面，當西元2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廣州博物館，《西方人眼裡的中國情調》（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50。3貿易畫的分工繪製是將畫面的每一部分內容由數位畫師獨立描繪，每位畫師僅各自負責畫面的某部分。阮榮春、胡光華，《中國近代美術史1911-194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9。4CraigClunas,ChineseExportWatercoloursLondon:VictoriaandAlbertMuseum,1984,p.200.5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用以製作外銷畫的蓪草紙寬約5至6寸，長約1尺，製作好的蓪草紙畫被放置於玻璃箱內，或是編製成畫冊。《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3月13日，3版。6同註2，頁13。63藝術與產業的交會：清末臺灣蓪草之運銷專論1846年攝影技術傳入香港後，蓪草紙畫紀錄性的功能逐漸被取代，更為寫實且方便、快速、便宜的相片成為西方人認識東方的媒介。於是廣東的外銷畫從業者紛紛轉行，除了改營攝影的業者之外，大部分畫店乏人問津，只能在不斷虧損之後停業。加以中西貿易往來的日益頻繁，東方的神秘色彩也在西方人眼中逐漸褪去，蓪草紙畫的銷售量在1850年代呈現下降7。不過，這並不表示說蓪草紙外銷畫就完全停產。因為當時就曾有人試圖將臺灣的蓪草移植至福州，以應付大量的蓪草紙需求8。而且，西元1854年時，福鈞（RoberFortune1812~1880）也曾記載，當時臺灣蓪草紙仍以廣東、福建為主要市場，每年至少也還有超過3萬元價值蓪草紙供應福州等地，並在臺灣的許多地方被大量地栽種著，甚至說其與稻米、樟腦同為臺灣主要的輸出品9。可見在西方人眼中，蓪草仍是臺灣重要的出口商品。到了1885年時周呱在上海，19世紀末時，周培春在北京都仍有積極的創作，被裝置在玻璃盒中的蓪草紙畫也可在香港購買得到。可見到了19世紀末蓪草畫仍有相當的市場需求10。另一方面，基於蓪草紙外銷畫在西方世界拓展的因素，西方人對這運用在外銷畫的媒材連帶的產生了好奇和興趣。不過，在19世紀中葉，西方人對蓪草的相關資訊仍是一知半解，他們稱蓪草紙為「米紙」，只因當時的人普遍認為它是從米製造而來。甚至將蓪草和東印度生產的「Shola」（AESCHYNOMENEPALUDOSA）混為一談，而且，由於當時的植物學家們所獲得的蓪草標本，是從駐廈門領事萊頓（Layton,H.B.M.）寄來的未開花、結果的蓪草，所以在有限的資訊下，連該把蓪草歸類於哪一科屬，他們也還無定論11。雖然英國皇家植物園（RoyalBotanicGardens,Kew）曾收藏由中國藝術家繪製，從蓪草種子的準備到蓪草紙包裝出口的一系列圖組，這些圖組也提供十分詳盡且有用的訊息，但在這些畫作當中，蓪草的尺寸明顯被誇大，使蓪草真實的形象和西方人的想像間仍存在著某些距離12。直到英國皇家植物7CraigClunas,ChineseExportWatercolours,London:VictoriaandAlbertMuseum,1984,pp.97~102。8W.J.Hooker,‘TheRice-PaperPlant.’Hooker'sJournalofBotanyandKewGardenMiscellany,Vol.V,1853,p.83。9R.Fortune,AResidenceamongtheChinese,Taipei:ChengWenPublishing,1971,pp.232~235.10。11W.J.Hooker,‘ChineseRicePaper,orBok-Shung.’Hooker'sJournalofBotanyandKewGardenMiscellany,Vol.II,1850,pp.28-29.12同註11，頁251~253。64臺灣學研究第四期/96年12月園於西元1852年接收了第一株蓪草的活體後，虎克（W.J.Hooker）才根據蓪草植物的葉、莖、根等植物特性，將蓪草歸類為五加科，並命名為Tetrapanaxpapyriferus（Hook.）K.Koch。不過，虎克（W.J.Hooker）看到的蓪草活體，仍舊不是直接從臺灣採集而來，和同時代的西方人一樣，他對蓪草的了解多來自住在香港、廈門等地的英國人所提供的訊息13。直到西元1854年，福鈞（RoberFortune）到臺灣採集植物標本後，臺灣的蓪草才算真正和西方人有了最直接的接觸。不過，截至臺灣割讓給日本以前，對臺灣蓪草產生濃厚興趣的，大多是來臺採集蓪草植物標本的植物學家，因此，對蓪草的描述和紀錄也多僅限於其植物特性。蓪草紙製作的過程雖有記載，卻也只限於耳聞的程度，根本不是實查所得。對蓪草製品的貿易運銷狀況，不僅缺乏，更是流於以訛傳訛。事實上，蓪草適應環境的能力相當良好，生長於海拔300至2,000公尺之間的副熱帶氣候區，只要有充足的日照，在地力的需求上，不論是在腐植壤土、沙質壤土、礫質壤土、沖積層或是較為貧瘠的洪積層等皆可見其蹤跡。因此，其原產地包括有琉球、日本八重山列島，以及中國南部的福建、雲南、四川、貴州、海南、臺灣等地，分布範圍主要在亞洲南部一帶14。其中，蓪草在臺灣的分布雖亦遍及全島，但由於氣候和土壤等自然因素的影響下，品質上以新竹以北一帶的山區所產出的蓪草品質最為優，特別是新竹關西和桃園大溪地區；中部和南部方面則質地堅硬，陳色低劣，尤其是高山地帶和花蓮地區出產的蓪草，雖然表面看來莖幹肥碩，但實際上品質遠不如西部地區，所以其製品多以蓪草屑為主15。不過，清領初期，嘉義以北尚屬於初墾階段，漢人聚落有限，港口規模亦小。除了少數移民偷渡外，幾乎未與大陸有所往來，因此，其蓪草交易量畢竟有限。後來則因外銷畫的帶動使得蓪草出口量漸增，賦予了蓪草新的商機和契機，並因此受到國際市場的重視。惟清領時期，蓪草生長的番地開發有限，在番情上亦呈現不穩定狀態，再加以當時蓪草無人工栽培，完全仰賴野生品種採集的狀況下，蓪草原料數量和品質13W.J.Hooker,‘OntheChinesericepaper’,Hooker'sJournalofBotanyandKewGardenMiscellany,Vol.IV,1852,pp.50-54.14《臺灣時報》，1910年8月，頁8；島田彌氏，《蓪草栽培法》（新竹州：山中印刷所，1925年），頁6、15。15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7卷（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392。65藝術與產業的交會：清末臺灣蓪草之運銷專論的提供自然有限。所幸臺灣蓪草輸出需求雖然日漸殷切，但在原料供應方面尚足以應付，所以在供需的平衡，基本上仍能維持相當的和諧。因此，終至清末為止，蓪草在臺灣仍屬於野生植物。至於臺灣本地的蓪草業者，其生產的貨品則是由船郊，甚至是後來居上的洋行進行轉口貿易，他們根本不知道銷售的對象為誰，更遑論主動積極的推銷了。因此，在清領時期，蓪草製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可說毫無任何進行溝通的管道。直到日治時期，在日本政府的極力推動下，臺灣蓪草產業才逐漸跳脫過去和大陸區域分工下的被動式行銷，邁入另一個商品化的階段。貳、蓪草島內交易的肇始及演變在臺灣早期文獻中，最早出現蓪草紀錄的為康熙23年（西元1684年）高拱乾的《臺灣府志》，內容提到：「通草（性利水，染色製花）。」16簡短點出其藥性及用途。在《諸羅縣志》則進一步提及「通草：性利水，兼通乳竅。染以綵色製花，鮮明可愛。出淡水雞籠諸山。」17說明蓪草之特性、用途及產地。而且從阮蔡文〈淡水紀行詩〉中，我們亦可獲知當時臺灣蓪草生長的盛況18。至於蓪草作為原住民生計的交易貨品，《諸羅縣志》中亦明確的提到：各社於夏、秋時，划蟒甲（船名，見「山川」註），載土產（如鹿脯、通草、水籐之類），順流出近社之旁，與漢人互市。漢人亦用蟒甲載貨以入，灘流迅急，蟒甲多覆溺破碎；雖利可倍蓰，必通事熟於地理、稍通其語者，乃敢孤注一擲19。另外，從「淡水至雞籠諸番……無稻梁之屬，間植禾秫，多黍、多薯芋。佐以捕16高拱乾，《臺灣府志》（1696），臺灣文獻叢刊65種（以下簡稱文叢），頁201。17周鍾瑄，《諸羅縣志》（1719），文叢141種，頁226。18「淡水北盡頭，番居之所紀；……。南顧蛤仔難(社名)，北顧金包裏(社名)；突入紅毛城；顧似東流砥。南港武灣(社名)，科籐、通草侈。」周鍾瑄，《諸羅縣志》（1719），（文叢141種），頁268。19周鍾瑄，《諸羅縣志》（1719），文叢141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