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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兼及语丝社、未名社等）的创作“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为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12人。他们将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作为机关刊物，又陆续编印《文学旬刊》（后改名为《文学》周刊、《文学周报》）、《诗》、《戏剧》月刊等刊物，并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二百多种。文学研究会图2-3-25“文学研究会”聚会合影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主要栏目有评论、研究、创作、译丛、特载、杂载等，以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为主，创作小说多数为“文学研究会”写实派人生小说，翻译小说则基本是北欧东欧等弱小民族的现实主义文学。到1931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小说月报》也因此停刊止，沈雁冰、郑振铎（中间一段时间由叶绍钧暂代）分别主持编务，这一方针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图2-3-26《小说月报》书影“文学研究会”组织松散，成员也较为复杂，但基本的倾向是以写实手法描摹人情世态，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示与灰色人生的诅咒。当然，这里的现实主义稍稍混杂，主要指19世纪欧洲与俄罗斯的现实主义，也包含自然主义等相关成分。“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承接《新潮》作家群而来。新潮社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是能够“移人情”的“合人性”、“近人情”的所谓“人化”的文学，其实正是“为人生的文学”的一个先声，而“移人情”云云，也是文学启蒙的另一种说法。“问题小说”乡土小说“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滥觞于新潮社，冰心1919年下半年发表《斯人独憔悴》，则引领了问题小说的创作风气。在周作人的理论倡导下，嗣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许多作家致力于“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的文学[1]，从而将问题小说创作推向高潮。[1]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问题小说的成因：1、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的影响2、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直接启发《玩偶之家》娜拉《国民公敌》斯铎曼医生胡适《易卜生主义》：“只诊病源，不开药方”在傅斯年看来，“中国美术与文学，最惯脱离人事，而寄情于自然界”，因此这种田园诗完全要不得，“如在中国惟有反其所说；以谓人与山遇，不足成文章；佳好文章，终须得自街市中生活中也”[1]。俞平伯：《花匠》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1]孟真：《中国文艺界之病根》，《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冰心（1900-1999）图2-3-28冰心在“去国”的轮船上（1923）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贝满女中毕业后，1918年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五四运动”后不久，开始发表作品，后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于192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在燕京大学任教。1929年与吴文藻成婚，抗战爆发后举家迁往大后方。1946年随夫赴日，在1951年返回中国大陆。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就是典型的问题小说。该篇以第三者的眼光对比叙述两个家庭，一个家庭和睦，所以夫妻都能够安心致力于著译工作，另一个家政混乱，丈夫每日浑浑噩噩，只是借酒浇愁，最后郁郁而终。作者借此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家庭的幸福和痛苦”之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冰心的命意之处其实还在于对比两个家庭中的主妇：一个出身官宦之家，只对听戏打牌的消遣感兴趣，完全不懂得家政，面对丈夫的规劝，还不时搬出时髦的女权口号为自己辩护；另一个相夫教子，是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又一种贤妻良母。小说触及的家庭、教育问题因为过于普泛，所以反响寥寥。贤妻良母主义同年发表的另外三篇小说，《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和《去国》，则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引起了强烈反响。《斯人独憔悴》写的是两兄弟为父亲禁锢，不仅不能够参与社会运动，反被迫退学进入职场，是“五四”时代典型的父子冲突。《秋风秋雨愁煞人》在父子冲突的基础上有所扩大，触及了宗法男权对女子的压制问题。英云中学尚未毕业，就被迫和一个纨绔子弟成婚，于是万念俱灰，原先的抱负尽数抛却，自觉此生休矣。《去国》中的英士海外学成归国，原想施展拳脚做一番事业，但黑暗腐朽的现实容不得他有任何作为，于是只好再度“去国”。这三篇小说，由家长到家族再到社会，思考的范围愈广，程度也愈深。对压制人的自由的旧体制的平静质疑，显示了冰心对“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呼应。对旧体制进行反思的对应面，就是思考青年的处境与出路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冰心“五四”时期反响最大的作品《超人》关注点即在于此，并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主人公何彬信从尼采，是个仇恨假面社会的“超人”，认为“爱和怜悯都是恶”，后来在母爱与童真的感召下，认识到人类“都是互相牵连的，不是互相遗弃的”，用“爱的哲学”加以化解。冰心的问题小说，特别是《超人》，发表后引起重大反响，许多读者纷纷致信编辑，表示共鸣。作者与读者互相感应，很能说明问题小说的特点，即文学真正与现实人生、与知识青年的出路等问题密切相关。与此相联系，冰心的小说通常不事情节的铺张，而着力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或抒发作者本人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冰心的创作显示出问题小说的一般风格。庐隐（1899-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闽侯人。1912年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各地任教。1919年考入北京女高师，两年后加入文学研究会，同时开始创作。主要有小说集《海滨故人》、《灵海潮汐》及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等。庐隐是“文学研究会”中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初期有《灵魂可以卖吗》、《月下的回忆》等涉及阶级、国族的“问题小说”，并不出色，但基本可以窥见她此后创作的风格。一般说来，庐隐小说无论采用何种人称叙述，其实都有作者的面影与气息，叙事直露激切而又带着浓郁的哀怨色彩，有一定的情绪感染力，然而好引书信、日记入小说，往往文字繁复、情节散漫拖沓，可读性不强。庐隐曾作有题为《彷徨》的短篇小说，叙述一个孤独而悲哀的青年苦苦思索“人生的究竟”即人生的意义问题，而代表作《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和《海滨故人》也产生于这一时期，所关注的也是知识青年特别是知识女性追求爱情幸福、自由独立却只能尝尽苦果的现实遭际。《丽石的日记》是描写一代青年知识女性内心苦闷的代表作。在“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的激励下，她们摆脱家族、礼教的双重束缚，却发现自由恋爱的结局，不过是另一座“围城”，即新式婚姻也在事实上阻碍她们追求独立的地位与精神的自由。比如，丽石的好友雯薇“当初作学生的时代，十分好强，自从把身体捐入家庭，便弄得事事不如人了”。为了摆脱这种新的困境，小说的主人公丽石尝试以“同性的爱恋”代替男女之爱，以求精神的慰藉，然而，知己沅青最终选择与表兄结婚，丽石受此打击，郁郁而终。庐隐是“五四”时期追求自由独立的新式职业女性，经历过几次惨痛的婚姻，她对同性之爱的某种程度的肯定，出于对婚恋之于女人的结果的刻骨铭心的体会。因此，小说的意义不在于题材的超前，而在于表明青年知识女性为保有自由独立的个性，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庐隐的《或人的悲哀》中说：“我对于人类，抽象的概念，是觉得可爱的，但对于每一个人，我终觉得可厌的！”[1][1]勃兰兑斯论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流亡文学，也曾指出类似的风气：“他身上存在着一种奇怪的混杂情绪，一方面泛爱人类，一方面却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关系全都漠不关心。”参加[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AllorNothing.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山东诸城人。中学期间发表创作，1918年进入中国大学英文系学习后，开始创作白话作品。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后曾任文学编辑、大学教授等职。主要创作有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霜痕》与长篇小说《一叶》、山雨》。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书影《沉思》叙述作者理想中“爱”与“美”的化身、小说主人公女模特儿琼逸为世所不容的经历，《微笑》叙述一个犯人在监狱中偶然瞥见某女犯人“慈祥的微笑”而得到感化的故事。王统照初期的小说常常将抽象的真善美作为小说主题，辅之以简单的写实故事。这与冰心在现实生活中提炼问题的写法恰好相反，显示出早期的新文学思想大于艺术的特点。王统照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初的实践者。他的《一叶》与张资平的《冲击器化石》都出版于1922年，是新文学中最早的两部长篇小说。以后，他还出版有《黄昏》、《山雨》两部长篇。叶绍钧（1894-1988）字圣陶，苏州人。1919年加入新潮社，开始发表新文学创作。1921年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1930年任开明书店编辑，长期担任《中学生》杂志主编，成为杰出的语文教育家。1949年后，担任出版部门的领导工作。短篇小说集《隔膜》书影叶绍钧的创作主要有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线下》与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等。叶绍钧开始新文学创作时，最初写的是较为简单的问题小说。如发表在《新潮》上的《这也是一个人？》（后改名为《一生》），叙述了一个懵懵懂懂的女人的一生：未嫁时是娘家的负累，出嫁后成为夫家的劳力，暂时脱离夫家在城里做佣工也仍然是夫家的财产，所以到最后丈夫死了，她被“合情合理”地卖掉；“伊是一条牛——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基于中国的“娜拉”即“女子问题”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性，叶绍钧对此一问题的关切也是极为自然的。在《新潮》第2卷第4号发表的小说《两封回信》，正是他就此做的一个总结。两位青年向同一位女子求爱，先后都遭到了拒绝：该女士既不愿作前一位男子的笼里画眉、盆中蕙兰，甘心受人呵护，又不愿成为收留后一位男子魂灵的殿堂，成为“超人”似的圣母。这就极其简明地阐释了叶圣陶心中所理解的女子人格。从左至右：沈泽民、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叶绍钧着重关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关系。《隔膜》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精神隔绝，却不得不虚伪地相互应付的痛苦；《苦菜》则表现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隔膜，知识分子认为种菜饶有趣味，农民却只感到艰辛但仍然不足以维持生计之苦；《一个朋友》描述夫妻之间仅存所谓“共同生活”，而缺乏思想、感情上的沟通。他此时有一篇题为《“不快之感”》的主旨较为模糊的小说。一个患了肺病的人，整日枯坐在小小的方形天井里，冥思苦想一个人生问题：为什么本应充满活力的人，会堕落成以各种无聊的方式消遣时日的机械一般的物品？郑振铎以为“这种不快之感，都是起于人生的怀疑与失败”[1]，诚然如斯，但这不是一个因患病而厌世的人的无聊遐想，而是叶圣陶对自己提的一个大问题：如果说各种“非人”的生活理应改造，个性独立是未来值得努力的一种目标，那么当下生活能否为这一目标提供现实的条件？[1]西谛：《文学中所表现的人生问题》，《文学旬刊》第5号，1921年6月20日。叶绍钧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在现实与文学的张力之间，在纸面上叙述的平实与纸面后超越的理想之间，在“非人”与“人的道德”的两种生活的对比之中，融入他个人未必独特但绝对是真诚而实际的思考。真正代表叶绍钧创作成就的，是他对城镇小市民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描摹。在叶绍钧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也就是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几篇；现在还深深刻在记忆上的，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这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戒备），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沈雁冰：《王鲁彦论》图6-2-3丁聪作《潘先生在难中》漫画代表作《潘先生在难中》塑造了一个自私、卑琐、疑惧、投机、苟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人物形象。潘先生的可怜之处在于命运不能自主，只能运用后天习得的中国式聪明应付时变。所谓中国式聪明，指传统社会中人为躲避专制强权的管制、压迫与掠夺，一般不与专制强权及沦为其帮凶的礼教等意识形态直接对抗，而采取曲意奉承的方式，实际时时刻刻要投机钻空子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国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专制势力过于强大，与其对抗落得个家破人亡，不如曲意奉承，讨点小好处。潘先生的可鄙，就在于他习于并安于这种人生形式，为了眼前一点利益，可以忍气吞声低眉顺眼，而从来想不到要反抗——意识到了而能力不济，则是另一回事。小市民知识